辽代契丹族的文化
辽代是契丹族经济文化巨大发展的时代，因为在辽代，契丹族第一次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民族。契丹人占有了唐代居住着众多汉族的今辽宁省及河北省、山西省大部。为了统治这些地区，契丹人大批迁居到这些地区，接受了当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契丹人又把大批掳掠来的汉人迁徙到契丹人原来居住的今内蒙古东部及辽宁省西北部。这些迁来的汉人，又把汉文化带到这些地区的契丹人中。在汉文化影响下，辽代的契丹族文化比辽以前的契丹文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契丹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并首次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学艺术，使契丹文化在辽代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辽代的契丹文化与之前不同，一方面是由于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汉族文化影响带来了新的内容。
关于辽代契丹族的文化，《契丹族文化史》述之极详，其他论著也有不少述及。因此这里仅概要介绍。
一、契丹族语言的汉化及契丹文字的创制
契丹语是一种黏着语，往往用词尾变化来表明语法变化，契丹语大都由多音节词组成，与汉语词汇多为单音节词不同。契丹语的宾语在谓语前，与汉语宾语在谓语后不同。《夷坚志》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文。至有一字用两三字。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说明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属汉藏语系不同，根据清格尔泰等人的研究：“从现有词汇材料的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看，契丹语好像近于蒙古语族，或是其中的一个语支。”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刘凤翥：《略论契丹语的语系归属与特点》，（台）《大陆杂志》84卷5期。
辽代契丹族语言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很多契丹人使用双语，既使用契丹语，也使用汉语；二是契丹语中引入了大量汉语词汇。
契丹族虽然已有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一直到唐朝，契丹人和我国中央王朝的往来文书还都是用汉字。契丹文字的创制是辽代初期的事。
契丹字有两种，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是辽神册五年（920年）创造的。《五代会要》卷29载：“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制成了契丹大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契丹字的制作是由于汉字不便表达契丹语之故。
为了配合契丹语，因而有契丹字的创制。但契丹字又是利用汉字的笔画和基本部件改组而成，没有对汉字的长期运用和熟悉，也不可能创立契丹字。
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字，每个字表明一个词，由于契丹语词大多是多音节词，因此契丹大字的每个字也必须表示多音节。单纯按汉文字的规律造成的契丹大字，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契丹语言的要求，因而又创制了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的创制和契丹大字不同，它又接受了回鹘文字的影响。《辽史皇子表》载，迭剌在接待回鹘使者时，学习了回鹘文字。“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照此看来，契丹小字似乎接受的是回鹘文字的影响，而不是接受汉字影响。但从保存到现在的契丹小字资料看，契丹小字同契丹大字一样，也是以汉字笔画和汉字的基本部件改制而成，不同的是契丹小字是单音节字，是表音字而不再是表意字，几个契丹小字组成一个词，这就比较符合契丹语言的要求刘凤翥：《辽代的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2、3期。
契丹文字的产生，无疑是契丹文化接受汉文化和回鹘文化影响后的产物，标志着契丹文化的巨大发展。
威特夫盖尔说：“契丹文字对（契丹）部落的人们是新鲜的，对中国的人们（汉族）是陌生的。”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似乎是个事实。但他据此而提出的推论，契丹文字是“第三文化”同上。，却难以成立。契丹文字并不是什么“第三文化”。因为它只为契丹族的小部分人所使用，从未成为当时汉人和契丹人的通用文字，当时契丹人和汉人的通用文字是汉字。
必须指出，当时契丹人大都兼通契丹语和汉语，同时使用着契丹文字和汉字。而随着契丹人的进一步汉化，他们就放弃了契丹语和契丹字，单纯使用汉语、汉字了。这就是契丹字消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要称之为“第三文化”，必须是原来属于“第一文化”和“第二文化”的民族，都接受的一种文化。如果一种文化，仍旧仅为某一民族所使用，而未为另一民族所接受，只能说某一民族的文化接受了另一民族文化的影响，它仍是“第一文化”的变种，而不是第三文化。因此，契丹文字的创制是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相互的影响，而不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二、契丹文学的发展
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以前，既无文字，也未见有文学作品。口头文学应该早就有，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首，也是以汉语表述的，可能记载时已作了翻译，此诗见于《北史契丹传》：“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所以《辽史文学传》记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国，礼义之事固所未遑。辽太宗入汴，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经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
似乎契丹族文学的发展始于太宗入汴，但据文献所载，辽太宗之兄耶律倍在文学方面早有根底。《辽史义宗传》载其所作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这应该是留传至今最早的契丹人的文学作品。这是完全用汉字和汉族诗歌形式写下来的，这种形式的契丹文学作品，一直是契丹族文学作品的主流。辽代的很多皇帝、后妃、大臣都留下了许多这种形式的作品。顾敦：《辽文学》，《之江学报》1卷3期，转引自《契丹史论著汇编》下，1988年；苏雪林：《辽文学概述》，《珞珈月刊》1卷1期，同引自上书；米治国：《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
如辽圣宗有《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子孙宜顺守，世业当永昌。”
李锡厚：《虏延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辽道宗有诗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转引自《老学庵笔记》卷四。
辽道宗后肖观音曾因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和之云：“虞廷开盛规，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又有《回心院词》之作，传诵当时：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辗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煞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魂。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床，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状，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热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瞮御香香彻肤。热薰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引自王鼎：《焚椒录》。
辽天祚王文妃萧瑟瑟亦善诗，所作有：
其一：勿嗟塞上兮畏夷人，
勿伤多难兮畏夷人。
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
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
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
其二：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官侧目兮寂无声。
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
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
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以上作品不仅在使用文字和表达形式上完全采用汉文学形式，就连内容、思想上也和汉族相同。
辽代也有一些反映契丹人生活的契丹文学作品。如《全辽文》卷十二所载萧总管的《契丹风土歌》。文云：“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卑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相。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但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多见。
辽代还有在以汉语言文字所作诗中杂以契丹语者。这也是具有特色的一种文学作品，可惜传留的几首都是宋朝至辽使者所作，算不得契丹文学，但无疑在契丹文学中也有此类。现仅举《全辽文》卷十二所载《宫中语》：“孤稳压帕女古，菩萨唤作耨斡麽。”
辽代既然使用契丹文字，也就有以契丹文字表达的契丹文学，但今天遗留下来的，大都是一些碑刻。而据近年研究者考证，这些契丹文有些是汉文对译，并非真正另用契丹语表达的契丹文学形式。但也有些可以看做用契丹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此外保留下来的铜镜上的契丹字诗文，似乎具有更多的契丹民族特点，但有待进一步译读和研究。
总的说来，辽代契丹文学中取自汉文学的为多，而由契丹族独创的少。威特夫盖尔过分强调了辽代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强调了辽代契丹族还保留固有文化，另一方面否定契丹族的汉化，制造所谓“征服王朝论”，从这些方面看是站不住脚的。
三、辽代契丹人的史学
辽代史学的发展盛于辽圣宗时，但最早著实录的却是室昉、邢抱朴等汉人。最早见于记载的熟悉史事的契丹人是圣宗朝的耶律世良。但未载其有著述。史学著述较多的当首推兴宗朝的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辽史萧韩家奴传》，“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以后又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史书。因此，肖韩家奴实际上是史学家，《辽史》列入文学传，是从广义上说。此前曾有室眥、邢抱朴修实录，但两人均为汉人，其著作不能列入契丹史学。其后有道宗朝的耶律俨，修《皇朝实录》七十卷。这些契丹人的史学作品，大都未留传下来。但元代修的《辽史》是以耶律俨的《实录》为蓝本，而耶律俨的实录应该又采用了萧韩家奴及室昉的本子。这样契丹史学也可知其大概，基本是接受了汉族史学的传统。属于本民族独创的史学形式，应数《营卫志》，这是反映契丹族特殊生活的特殊史学形式，是契丹人在史学上的独特贡献。
四、辽代契丹人绘画的发展
契丹人的绘画在辽代有很大发展。《辽史义宗倍传》载：“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它的《射猎图》一直传留到今天《中国历代名画集》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65年版，第96页。传留下来的还有无名氏的《番骑猎归图》《平原射鹿图》《平沙卓歇图》等《番骑猎归图》，《宋人画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平原射鹿图》，《中国历代名画集》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平沙卓歇图》，《中国历代名画集》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页。而影响较大的是胡瑰和他的卓歇图。此外，还有保留在契丹人墓葬中的大量壁画。这些充分表明了契丹人在绘画方面的成就。
如胡瑰是山后契丹人，是专门描写北方草原民族生活的画家，描写的全部是出猎、牧马、射雕、毳幕等场面。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品有《回猎图》《还猎图》《蕃马图》《卓歇图》等。在绘画技法上，胡瑰等契丹画家继承了中原汉唐以来的绘画传统，使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和用线的造型方法，以固有色平涂为基础，随类赋彩。胡瑰并在中国绘画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创立了一种清新方折、挺直舒展的铁线描陈兆复：《契丹画家胡瑰和他的卓歇图》，《中华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辽代契丹人墓葬中的绘画，是辽代契丹人绘画成就的宝库。壁画中大量反映了契丹族的生活习俗，对其中不同阶级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绘，这些都是研究辽代契丹人生活的重要资料，其中不少音乐舞蹈场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契丹人音乐、舞蹈的资料。
契丹人的墓葬壁画，在制作、构思立意、设计布局、绘图技法上与唐宋壁画都是一样。是以墨线勾勒轮廓，然后平涂敷色，只有花卉和彩画兼用墨染法，装饰图案也有用层层迭染的“凸凹法”，所用颜色以黑墨、朱砂、红土、赭石、石黄、石绿、白粉为主，各种颜色都有深浅之分，在一些壁画中还用了紫、灰、草绿、粉红等配合色。早期壁画敷色简单，晚期壁画色彩富丽。契丹墓葬壁画继承了中国绘画的写实主义优良传统，不仅注意形似，也追求神似。所画人物多作七八分面，点睛于眼角，富于表情。不同族属不同身份的人物，无不刻画得惟妙惟肖、神态各异。尤其擅长动物和辽地风光的描绘姜念思：《辽墓壁画初探》，转引自《契丹史论著汇编》下，1988年。
因此，可以说契丹绘画是契丹族和中原汉族长期文化交流的产物。
五、辽代契丹人的音乐舞蹈
契丹人建立辽国后，接受中原汉人文化的影响，音乐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史乐志》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道宗、兴宗咸通音律。”
辽代的国乐应该是契丹乐，诸国乐则有回鹘、敦煌、女真等乐。
辽代除国乐外还有雅乐、大乐、散乐，皆得自中原。
雅乐，《辽史乐志》载：“雅乐，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947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又“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大乐，《辽史乐志》：“辽国大乐，晋代所传。”
散乐，《辽史乐志》：“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938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始此矣。”
鼓吹乐，横吹乐，《辽史乐志》仅载：“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未载其是否亦来自中原，似乎是北方民族所创，但不一定是契丹人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