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保留了不少契丹旧日的礼仪，如祭天地、祭山，但并非如岛田正郎所说的回避中国历代王朝的“郊祀”。实际上郊祀是祭天，它很快就和契丹族原有的祭天地之俗合而为一，成为辽代契丹人最重要、最常见的礼仪，比起祭山仪不是少，而是多。而且在祭山仪中也要设天神、地祇位，已成为郊祀的一种变型了。
此外契丹人故有的柴册仪、再生仪、瑟瑟仪至辽代仍沿用，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礼仪。如告庙仪、谒庙仪、拜陵仪、丧葬仪、上谥册仪、宾仪、嘉仪，基本内容都已引入了汉族礼仪。以上均见《辽史礼志》。该书并说：“太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
八、辽代契丹人的岁时习俗
辽代契丹人在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下，在原有的时令节日基础上，引进了不少汉族的节日。
《辽史礼志岁时杂仪》载：
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於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儿”。“乃”，正也；“捏咿儿”，旦也。
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
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占，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
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
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伏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伽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
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着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采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采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锁”。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采扇，以粉脂囊相赠遗。
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案，以延国舅族萧氏。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
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难肉，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礻会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
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刀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
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
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
这些节日中，二月一日、三月三日、六月十八日、七月十三日、八月八日、十月十五日似属契丹人的传统节日，其他诸日似为从中原汉族引进，而渗入了契丹族的一些特殊活动。从辽代契丹人节日习俗的变化，也看出契丹文化的发展变化。
契丹族的胞族外婚制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过去有些学者曾论述过。他们或把契丹的婚姻制度，说成是部落外婚制蔡美彪：《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或认为是“严格的氏族外婚制，部落内婚制”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阐明契丹婚姻制度的实质。契丹的婚姻制度，应是胞族外婚制。
一、契丹的胞族外婚制
如果契丹是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就应该每个氏族可和任何其他氏族通婚。但事实并非如此，契丹族中属于耶律一姓的各氏族——世里氏、遥辇氏、大贺氏等，是不相通婚的；同样，属于萧姓的拔里、乙室己、述律等氏族，也是不相通婚的。事实上，契丹存在两大通婚集团：耶律和萧。这两大通婚集团，既不是一个部落，也不是一个氏族，而是各自包括了下面不同部落中的若干个氏族的胞族。
朱子方先生曾统计过《辽史》中的大量史料，证明了契丹的五院部、六院部、突里不部、乙室部等，内部都有耶律和萧两个姓，因而指出“每个部落，最初都是由耶律和萧两个氏族组成的”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各部中的耶律和萧姓的各个氏族，显然是可以互相通婚的。这表明契丹部落内是可以通婚的，这并不是什么部落外婚制。但同样契丹也不是“严格的部落内婚制”。明显的例子是，属于内稽部的孙敖曹和属于纥使部的李尽忠，是互相通婚的；属于迭剌部的世里氏和属于右大部的述律氏，也是互相通婚的孙进己：《契丹部落组织试探》，《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
契丹既存在部落外婚，又存在部落内婚，表面看来似有矛盾，实质是统一的。因为契丹实行的既不是部落外婚制，也不是部落内婚制，而是胞族外婚制。在胞族外婚制的情况下，所限制的仅是耶律和萧两个胞族内的婚姻，并不限制这部的耶律和另一部的萧通婚。契丹“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辽史》卷七十一。的原则是“不拘地里”《契丹国志》卷二十三。的，并不限于同居一地的一个部落内方可通婚。只要是耶律，可以“不拘地里”远近，和居住他地的另一部萧姓通婚。
契丹仅有耶律和萧两个通婚集团，是原始“两合婚”制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社会初期，一个部落分为两个通婚集团，最初这就是两个氏族。以后则繁殖成包括若干氏族的两个胞族。两个胞族内的各氏族，仍相互不能通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氏族，则作为胞族继续存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6—87页。这样，氏族外婚制和部落内婚制就发展成了胞族外婚制和部落联盟内婚制。
契丹族的耶律和萧两姓，起源很早。据《辽史》卷三十载，遥辇阻午可汗以大贺、遥辇、世里为三耶律。则耶律一姓，在阻午时即有。又据《辽史》卷七十一载：“肃祖昭烈皇后萧氏”，又懿祖庄敬皇后萧氏，“肃祖尝过其家曰：‘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知为萧氏，为懿祖聘焉”。则萧氏也早在肃祖懿祖之时就有。追溯其源，可能起于契丹古传说中的青牛白马两个原始氏族。
有人认为：“‘八子分八部说’表示着契丹八部之间，有着互为兄弟的血缘关系，他们共同的男祖先，是来自以白马作象征的氏族。以青牛作象征的氏族，是属于八部以外的另一个部落，和八部通婚。”蔡美彪：《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这个推测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八部的男祖先，都起源于白马氏族，而女祖先起源于八部以外，就必须另外再有个起源于青牛的八部，在史书中却找不到另外八部。实际上，八子形成八部说，只能说明契丹古八部中的每部，都应有一个通婚集团，是以白马氏族为男系祖先，青牛氏族为女系祖先；每部中又有另一个通婚集团，是以青牛氏族为男系祖先，白马氏族为女系祖先。因此每部中就都有耶律和萧两个互相通婚的胞族存在。
这时部落的繁殖，不是一个部的两个通婚集团分裂成两个部，而是每个新部落按照两合婚制的旧传统，也各包含分属两个不同的婚姻集团（胞族）的若干氏族。如易洛魁人就是如此，它表示这些相同名称的胞族氏族，都是由一个原始氏族繁殖而成的。
按照固有传统，仅是两个原始氏族（胞族）间不能通婚。因此虽然已分成不同部落，但每个部落中，每一氏族和属于另一通婚集团的任何氏族通婚是符合传统的。这样就打破了部落内婚的界限。而起源于同一祖先的各部落间，就出现了部落外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部落已是纯粹部落外婚制，因为在这时部落内两个分属不同婚姻集团的氏族间的通婚，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仍是主要的形态。这种既有部落内婚，又有部落外婚的状况，看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明确的法则，即胞族外婚制。凡是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不论是同部或异部，都不能通婚；凡不是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也不论是同部或异部，都可能通婚。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就属此种。
这种现象在其他民族中也曾普遍存在。在恩格斯揭示的澳大利亚人婚姻制度的矛盾现象中，也存在某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落里，找到没有一点反抗和怨恨而甘愿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愿意让一个妻子陪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法纪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2页。
汉族也曾经历过这种婚姻制度。《通志氏族略》的记载，保留了这种记忆：“三代之间，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诸南蛮，此道犹存，……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这里所说的姓是胞族，氏是氏族。“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正表明了三代以前汉族也实行过这种胞族外婚制，三代以后，汉族已不存在胞族外婚制了。但直到唐代，南方各族，“此道犹存”。
其他各族，大多只是在母系氏族时期存在这种胞族外婚制，而契丹族却把这种制度一直保留到阶级社会中，这是契丹婚姻制度的特殊性。契丹族也曾有人想改革这种婚姻制度，这个人就是耶律庶箴。他曾上书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使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道宗）以旧制不可遽厘，不听。”他的主张是模仿汉制，把仅有耶律、萧两姓的胞族外婚制，改为“诸部各立姓氏”的氏族外婚制，但因不合契丹旧制而被否定了。
二、胞族外婚制的发展
事实上，契丹的胞族外婚制，也已受到破坏。由于各氏族贵贱的分化，世里、遥辇、大贺成为耶律姓中的显贵氏族，拔里、乙室己、述律，成为萧姓中显贵氏族。这些氏族后来上升为“内四部族”而互相通婚。其他耶律和萧姓的普通氏族，已不能和这些显贵氏族通婚。这就使胞族外婚制受到了限制。不过迄今为止所有史料并未记载契丹除耶律和萧两姓外，另有别姓。《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虽有“贱他姓，贵耶律、萧氏二姓”的记载，这个“他姓”应该是指契丹统治下的奚、室韦、渤海等族的姓，并不能证明契丹族一定有他姓。《唐书》虽记载了契丹有李、孙两姓，但李姓是大贺氏，因此当是耶律姓受唐赐姓所致；孙姓既和李姓互为婚姻，也应是萧姓的改称。实际上契丹仍只有两姓。金代的移剌是耶律的音转，石抹是审密的音转，仍只有两姓。
契丹内四部族这种以族为部现象的产生，是胞族外婚制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它在女真族的婚姻制度中，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女真族的婚姻制度，正好是契丹婚姻制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由于在胞族外婚制下，婚姻已不限于同一部落内的两个氏族，原先由婚姻维系的部落组织，就随着氏族的强大和繁殖而逐渐松散分裂了。过去部落才是实体，氏族不过是部落的组成部分。这时氏族本身就成了实体，原先的部落却成为氏族间可有可无的联合而瓦解了。这样就产生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和婚姻形态。女真族分为三十部《金史》卷六十七，《阿疏传》。，如完颜部、乌古论部、徒单部，其中如完颜部又分十二部，乌古论、徒单分十四部《金史》卷六十七，《留可传》。这十二部、十四部，都是原来的氏族，现在却独立自成一部了。但原属同一胞族的（即同姓的），如完颜十二部，虽已分居各地，还因为同姓而保持一定联系，但却不能互为婚姻。原先固定结合在一起的两合婚姻部落，已瓦解消失。虽然仍“婚姻有恒族”《金史》卷一百二十七，《世戚传》；《金史》卷六十七，《奚王回离保传》。，即每部的婚姻对象，仍相对稳定在一定氏族间，但只要不是同姓，如同属完颜，通婚还是完全允许的。因此，女真和胡里改，虽然长期以来并无通婚传统，为了政治需要，世祖也可以提出和胡里改的乌春通婚，只是胡里改似乎还保守些，因而拒绝了《金史》卷六十七，《乌春传》。这种婚姻形态，是胞族外婚制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从每一氏族成为独立部落这点看，这种婚姻制度，似可称为部落外婚制，但完颜十二部间，仍不通婚，因此只能说它是异姓部落外婚制。这是胞族外婚制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契丹族的世里氏和回鹘人的述律氏通婚，遥辇氏和奚王五帐通婚，御帐和内四部族的独立成部，都表明了契丹族的婚姻制度也在向这种异姓部落外婚制过渡。
它发展的下一阶段，才是“严格的氏族外婚制”。这就是说不仅异姓的氏族可以通婚，原来同姓的氏族也可通婚了。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很晚的，它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有所露头，真正实行，已是阶级社会的初期了。这一变革，并不是通过废除“同姓不婚”，而是随着氏族的繁殖，各氏族逐渐以氏为姓实现的。原来就“姓氏有别”，现在却“姓氏合一”了。虽然仍是“同姓不婚”，却已由胞族外婚制，过渡到氏族外婚制了。这正是《通志略》所载三代前后汉族婚姻状态的变革。氏族间贫富贵贱的分化，一批显贵氏族的出现，是促成这种变革的重要原因。
随着氏族的瓦解，出现若干父系大家族，原来“同姓不婚”的原则，也逐渐被“五服之内不能通婚”所代替，就是说只要不属于一定世系内的同一父系大家族，即使同姓，也可通婚了。这样，原始的氏族婚姻制度，就完全瓦解了。
契丹族的婚姻制度，无疑同样经过这一变革过程，只是它出现得很晚，是在辽亡国后，随着契丹的汉化和改易汉姓，才逐步完成。
三、契丹族的胞族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