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认为孙进己先生所说是对的。所有主张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者，都是引证的辽以前及辽初资料，虽也有一些辽代中期的资料，但去掉辽以前和辽初的资料后，就顶多只能说明辽代契丹人还有畜牧业，而得不出仍以畜牧业为主的结论。例如各书都引《辽史食货志》的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酩，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但这条史料，明确说的是“契丹旧俗”而不是说的辽代的“契丹今俗”，以此条史料是说明不了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的。又如常引的辽初述律后的话“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富也”，也只说明辽初契丹人畜牧业的发达。
第二，主张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者常引的另一条史料，即《辽史营卫志》所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全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但辽代居住在大漠之间的主要不是契丹族，而是其他民族如阻卜等。辽代契丹人大都分布在大漠的东南，今赤峰、阜新等东蒙、辽西之地，真正分布大漠的，只是被派戍守西北的少数契丹部落。
有些学者在论述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时往往举了辽代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畜牧业发展的史料，及他们马匹之多，契丹人战争掠夺之多。这些史料用来说明辽代畜牧业的发展未尝不可，但却不能以此来证明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
有许多人都反复引证辽代群牧的发展，以证明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为主。但他们也指出群牧所需劳动力极少，一群马只需二三人放牧。因此，西北群牧虽有大量马群，但所用劳动力并不多，所占劳动力在契丹总人口中比例极小，很难以此来证明辽代契丹人多数以放牧马群为主。而且有一点尚需考证，即有关这些牧民是不是契丹人，并无明确记载，也很可能是辽代其他族人，如果是这样，就更难以此来证明辽代契丹人以畜牧为主了。
第三，从已知史料来看，辽代契丹人多数已居住南方，改以农业为主。辽代皇族、贵族的头下州就都是主要经营农业的，《辽史食货志》载：“统和三年，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迥辇等谷过熟未获，遣人助刈。”证明乙室奥隗部是从事农业。
又《辽史食货志》载：“太宗会同初……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小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从事耕种。”海拉尔等地的契丹人都是以农业为主。
又《辽史食货志》载：“命耶律唐可见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可证居屯西北的契丹人也是主要经营农业。
又《辽史文学传》：“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大率田丁无一室处，异牧之事，仰给妻孥。”表明西北诸部也是半农半牧，以农为主。
因此，诸位先生所引辽代契丹人畜牧业的情况，只能证明辽代契丹人仍经营畜牧业，尤以西北地区的契丹人为甚，基本上仍处于半农半牧状况。而从总体而言，辽代契丹人已主要以农业为主，而不是以畜牧业为主了。
四、有独立的契丹文化，还是已融为辽文化或第三文化？
对于辽代是有独立的契丹文化，还是已融合为辽文化或第三文化，学术界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辽代已没有独立的契丹文化，契丹文化已和汉文化及其他文化融合为一种辽文化，或称为第三文化，主张此说者有蔡美彪、杨树森、李桂芝、魏特夫等先生。
蔡美彪先生认为：“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族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桂芝先生认为：“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李桂芝：《辽金简史》，第166页。基本上和蔡先生观点相同，只是在汉族和契丹族外，增加了草原其他各族。
杨树森先生则认为：“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处于较高的阶段，因此契丹族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辽代文化是各族人民尤其是契丹族和汉族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放出了异彩。”他也基本上赞同蔡美彪的观点，认为契丹文化已和汉文化融为一种辽文化，只是删去了蔡先生“以汉文化为核心”一句杨树森：《辽史简编》。
魏特夫和冯家昇先生则认为：“在同一个辽帝国范围之内，同时存在着两种文化——契丹文化和汉族文化。但是它们的各种成分，却随地区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混合。”“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这种文化保留了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这一规律对于辽代社会来说也不例外。它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它的授权仪式等，既不是传统的契丹式，也非传统的中国式，而是结合了两种文明的各种成分。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或许是契丹文字，它对部落的人们是新鲜的，而对汉族也是陌生的。”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709—1125）总论》，唐统天等译，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他们认为辽代已没有独立的契丹文化，而是和汉文化等融合成新的辽文化，或第三文化。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辽代仍存在契丹文化，只不过契丹文化已接受了其他族文化影响，主张此说者有孙进己和冯继钦两位先生。
孙进己先生认为：“一般来说，只要辽代各民族尚未融合为一个单一民族，各民族就必然继续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单一的辽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必然会互相影响，但所出现的只能是契丹化的汉文化，汉化的契丹文化等等，而不是一种单一的辽文化。杨树森把辽文化说成是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契丹文化，就忽视了辽代同时存在一种受契丹文化影响的汉文化，及接受了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影响的奚文化、渤海文化等等。”孙进己：《契丹奚族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一）（未出版稿）。
冯继钦先生认为：“就契丹文化来说，它是民族文化，但并不等于辽朝文化，尽管它也是辽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契丹民族最终被汉民族等融合同化时，不是经过‘第三文化’，而是逐渐被汉民族文化等所取代。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是有量变过程的，这一过程的完成大约是在元朝中期，即把契丹族一律当为汉人这一广义范畴之时。”冯继钦：《契丹族文化史》。
按两位先生的看法，认为在元代以前，契丹族还未和汉族融合为一，契丹民族还保存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即使这时的契丹文化已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它还是契丹文化，而不是已成为辽文化或第三文化。
我是赞同后一种看法的，这里关键有几点：
一是契丹民族和汉民族在辽代还是两个民族，当然应该有两种文化，而不是一种文化，不可能两个民族尚未融合成一个民族，却已形成了一种单一文化，这是不符合民族融合规律的。契丹文化作为单一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元代的事。
二是蔡美彪等三位先生所说的辽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契丹文化，而不包括受契丹文化一定影响的汉文化。当时采用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契丹文化的是契丹族，而不是全体辽人，不包括汉人。冯家昇等所说的契丹文字，当时汉人和其他各族并未行用，就连契丹人也并未全用，而主要用汉字。要成为一种第三文化，必须是其他各族都用契丹字代替了汉字。
因此，辽代是有契丹文化的，辽代的契丹文化就是杨树森先生所说的：“在契丹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杨树森先生所称的这种辽文化，实际上只是辽代的契丹文化。不管辽代契丹族在文字、史学、艺术上受汉族多大影响，已有多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只要还主要是契丹族使用的，还不是各族共用的，它就不是什么“辽文化”或“第三文化”，而仅是辽代的契丹文化。
应该肯定辽代的契丹文化已接受了汉文化的许多影响，甚至说汉文化已成为辽代契丹文化的主体也不为过。但当时契丹族还作为辽代的统治民族，它还未融入汉族，因此，它还保存着自己的契丹文化。当时的契丹人是想将自己汉化的契丹文化变为辽文化，让全体辽人都接受这一文化，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汉化的契丹文化并没有成为辽代各族人民的统一文化，结果是契丹文化被汉文化所融合。辽代汉人的文化不是什么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契丹文化，而是以汉文化为核心、接受了契丹文化一定影响的汉族文化。杨先生所说的辽文化实际上是辽代的契丹文化，而蔡美彪先生所说的辽文化实际上是辽代的汉文化，两位先生都把辽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说成是统一的辽文化了。我同意孙进己先生的观点，“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各族文化的总和”，是一种各族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有蔡美彪先生所说的那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受契丹文化一定影响的汉族文化；也有杨树森先生所说的那种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契丹文化；还有其他各族文化，特别是辽代草原各族文化虽受汉文化和契丹文化一定影响，根本上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没有融合为辽文化，而是在后来融合为蒙古文化。
要研究辽代契丹文化，就应首先把这一根本问题弄清楚。有些学者把辽代汉族文化也写入辽代契丹文化中，是不合适的。辽代汉人本身是汉族，其文化内容和形式都属于汉族的传统文化，怎么能仅因为他们是辽代人，就成了契丹文化的一部分呢？
同时，研究辽代的契丹文化，还不能仅注意辽代宫廷和贵族的文化，更要注意辽代广大契丹人民群众的文化。学者们所说的辽代契丹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所举实际上都是宫廷和贵族的文化，辽代契丹族民间文化的汉化程度还远未如此深广，然而在有些研究辽代契丹的著作中，却反映不出这种差别。这就很难把握辽代契丹文化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