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在清人小学的基础上，对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学术部门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使他们更系统化、理论化。他作出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音十九纽的结论，指出了这些结论与等韵研究切合之处。古韵二十八部使阴阳二声之对转，阴入二声之收尾严密就范，十九纽则使古双声有了定则，都可以说是集古韵学之大成的。他在金文、甲骨文对照下，对《说文》所记载的形、音、义统一的文字系统作了驳正和更深入的研究，使这个文献语言学的名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对《尔雅》的同义训释作了精密的分析，并进一步补充了章太炎首创的语源研究，还对古音假借现象作出了严格而适用的定则，使训诂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文字、音韵、训诂上的各种结论都是互相联系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因而也是较为全面而有系统的。
第二，他对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是以训诂为中心的。文字和音韵只是他研究训诂的工具。词义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主要推动力，词义也是文献语言学研究的落脚点；所以，以训诂为中心来带动其他两个部门的研究是抓住了要害的。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把训沽学的原理科学化，并且准备形成一个从传统训诂学中总结出的系统的文献词义学。这部分工作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但从他所作的资料准备中，还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见解和观点。
第三，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不但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小学，而且在文学的基础上充实小学。他精研《文心雕龙》，熟知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他很早就专攻“选学”，对一部《文选》反复研读；他自己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精心与随意之作都很不少。这就使得他的训诂学不但有经史着作为根底，而且有大量的文学语言作参考。他之所以能突破前人已成的结论，提出新的见解，走出新的路子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季刚先生在训诂实践上所作出的卓越成绩。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训诂大师，作了很多疑难词义的探求和训释了作，使不少前人未能正确理解的字、词和篇章得到了解样，救活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比如《奏弹刘整》一文前半段是当代的讼词，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都未得解释，所以说是一篇历来无人读懂的文章。季刚先生却作出了详尽的训释。他由于博通经史，熟渎诸子，谙习诗词，又有一套系统的训诂方法，所以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是惊人的。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请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制言》半月刊第五期上发表《致潘景正先生函》，其中谈到向季刚先生质疑一事说：
……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曰：“《毂粱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曰：“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元北士，皆未之省。得此公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
吉川幸次郎于今年4月故去，生前一直为季刚先生亡故而未能拜之为师十分悲痛遗憾。季刚先生所以驰名中外，在学术上有极高的威望，是与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学问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分不开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不足信的。季刚先生训诂实践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他的训诂理论和方法的可贵价值。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自然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个人的学术能力来说，也必然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作为近代文献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搞语言学要中西结合”的问题，是提得很中肯的。今后，语言科学的发展既要注意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也要重视继承本国的优秀遗产。今天纪念黄季刚先生，我特别提到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重视它、介绍它。整理它、发展它。作为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更要学习季刚先生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客观材料的科学方法，为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学和促进我国的语文教育多做一点事情。
教育是最大的仁义；学习能使人的知识丰富。仁义的事，没有比给他人带来利益更大的，给他人利益没有比教育更大的；所得知识没有比成就自身更重要的，成就自身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
我所认识的几位先生
楼适夷
任先生
开始坐镇我们东自修室的是任先生，也就是写信向我探问蒙铁的任昌忻同志的祖父，我的学校的老校长，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已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清瘦的脸上架一副铜丝边近视眼镜，灰布长袍黑布马褂，一面照料我们自修，一面自己捧一本线装书，同样在用功。他严肃可是和善，一个特点是两手指甲养得很长，手掌特别发红。这种手叫朱砂手，打起人来特痛，可他从不打人。有的老师因为我闹，用戒尺打过我的手心，痛得火烧火辣，小手心发肿，但任先生没打过我。
他教国文、修身，教低班，也教高班，是我真正的开蒙老师。有一天在自修室里，他叫我站在他身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骆宾王五岁的处女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唐诗。我一念就能背，放学回家便念给祖母和母亲听了。后来我一辈子爱上骆宾王，特别是念到他讨武则天的檄文。七十年代最后在干校管图书，还特地抄了一本骆宾王的诗，而想起任先生教我的第一首。
因为朱家两位校董燕生(七先生)，鄂生(九先生)天天来校，他们不上课，也巡视我们的学习，还有一位八先生(湘生)，他来得少些，听说家里作大股东开的酱园、木行归他管。七先生很严，学生见了害怕，九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翻翻我们的作业本。大家以为他们有一个准是校长，后来才知道，校长就是任先生。不过他和别的教师一样，一天要上几堂课，从不对人发号施令，大家当他只是一个老师了。他讲课顶认真，反复讲读，指定一个学生要他回答问题，或是背一段书。这教法使学生人人自惕，恐怕点上名回答不出来，便养成专心听课的习惯。
他很少疾言厉色，说话和和气气，却使学生见了又害怕，又亲切。记得出过那样一件事，我已经是高小了，同学中有一个叫许志铨，是绍兴人，父亲是一个大胖子，有许多用脚划桨的小乌篷船，在多水道的家乡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家叫它脚划船，划船的全是绍兴人，他父亲当然也是从绍兴迁来的。自己不动手，船都租给伙计去做买卖，由他收取一定的租费。像《骆驼祥子》中的老丈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这志铨有特别的爱好，常从街头的小书摊买来小本有光纸石印的小说书，偷偷掩盖在课本底下，连上课时也迷在里面。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彭公案》、《施公案》全有。自然地传染了我们，特别是武侠小说，仙道、剑客。记得看《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读到白玉堂误陷铜网阵，还掉下了眼泪，硬说这书没完，一定还有续集，写白玉堂死里逃生的。
同学们武侠迷发展到行动的实践。我们经常在后院树上吊一只沙包，用小拳头打沙包，练习武功。特别钦佩有道术的剑仙，口吐一道白光，能叫人头落地，披发仗剑，口吐真言，喝声道：“疾！”顿时天昏地黑，飞沙走石，看敌军败阵而逃。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小葫芦，装满黄沙，喝声道“疾！”向对方喷出一道砂子，说不定迷了对方的眼睛。
这玩意儿还不算危险，更糟糕的学起飞檐走壁来了。后院正楼两厢，一座楼厅是够高的，三边朱漆雕花窗棂，窗外屋檐通着栈道似的檐道，大概是供工人油漆打扫用的，我们就走檐道练功，要是站在院子里向上望去，已成险峰，偏还有大胆同学，从正楼窗角架上一条长跳板，直达偏楼的檐道，成了一座天桥，居然走起天桥来了，要是腿儿一软，直摔到石砌的院场，保证会跌得粉身碎骨。几个人挨次比赛，把旁观者骇得毛骨悚然。这天后院正门是开着的，这壮举便落在顺便经过的任先生眼里，他不出面干涉，悄悄躲在一旁，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同学发现，直到那位同学平安度过天桥，他才突然露面，严厉申斥，这样危险的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立刻叫大家把跳板拆了，他声明他早已望见，没有立刻出面禁止，是怕桥上的人，发现老师，心里一惊就会摔下来了，所以当场就回避了。任先生临危若定，是这样爱护学生的。
这件事留在我记忆里七十多年了，因从小叫惯任先生，竟记不起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回是特地写信去问了他孙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任友曾。
任友曾先生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在家乡颇有才名，而科举废止，他不能进一步再考举人，应朱氏实获小学之聘，担任我们的校长，这学校虽系私立，规模不大，但教学质量较高。县立小学的毕业生，也有再到这儿来进修一二年才去上海、宁波考中学的，我自己从六岁至十四岁待了将近八年，不是留级，而是毕业了高小，又进修了一年才离校的。
我家族三房五个堂兄弟，几乎全在这儿上学，我父亲长年在外，对我的学业仍很关心。第一次收到我写的“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家书，喜得他一直藏在口袋里给人看，还特地买了四部有光纸石印小字线装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寄给我，还特地叮嘱，“《水浒传》先收藏起来别看！”这叮嘱得了反效果，我第一部读的竟然是《水浒》。父亲对任先生很敬重，每次回家，必首先拜访，问我的功课怎样，任先生，向我父亲做了总评：“人还有点聪明气，就是太贪玩，不爱用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回想先生总评，第一句大概正符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后两句实际评定了我的一生。任先生是我的老师和知己。
任先生，虽当了校长，可一生清贫，他家住离学校不远，我每次上学必经那条小巷，放学过年，照例上先生家拜年。他有女子八人，全靠一人的束修养育一大家人，显然是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后来失踪了的同学善祥，是他长子，高小还没毕业，就出门上汉口当学徒去了，当然为了减少一个食口。
我自出校门，离家去上海，再也不知道任先生的消息，直到八十多岁的今天，从他孙子的来信，才知道他于1930年已经呕血去世，享年55岁。我这辈子以写字读书为生，真正的第一个老师，不是那位擂鼓墙门收了父亲贽仪教过四句《三字经》的俞举人，而是这位贫病谢世的任先生。
我们家乡夸称“文献名邦”，末科秀才很多，我小时见过的，有的当米店伙计，有的提着一只篮筐叫卖“焦饼、油炸鬼”，都是秀才。像任先生这样，以书卷终身的，已经大不容易了。
老先生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沈九香沈老先生。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
老先生听说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是末一科的举人，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一辈子以教读为业。他年龄比谁都大，嘴上颏下留着长须，蓬松中开一个黑洞，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啊……嘻！”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
校董对他特别优待，他起得迟，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他起来了，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吃他单独的早餐，一碗白米粥，两条油炸鬼，一个咸鸭蛋，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
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啊……嘻！”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同班同学朱振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胴头”，大家背着他就叫“老胴头”。
我们这个小学，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外加一门读经。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论语》。我们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有什么反感。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特别不喜欢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有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欢喜。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头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地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且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在乡下遭了盗劫，把家搬进城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忽然发生奇兴，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试述诸生之志》，头奖是十个铜子，却被我捞到了。我只记得内容：“为人臣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那样的话，全都是从诸葛亮、马援那儿抄来的，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冠冕堂皇，袍笰登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老夫将拭目以俟之。”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
只是吹吹牛，骗到了每一笔稿费。
总之，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我的功课正在上进。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痫疯，动不动突然厥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为了给她治病，决定全家迁居上海，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继续校课，而且成了寄宿生。寄宿生很少，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受我父亲的重托，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正面是老先生的床。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生平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吃顿好的，换换内衣，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黑漆漆的窗外，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学生都走完了，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吃过晚饭，天色尚明，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架就空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