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内容上的改变遵循着几个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他的思想立场，他对现实的态度，他的性格与行为的特点。1867年日记中有一些活灵活现的未经深思熟虑的记载，安·格·陀在这里如实记录了丈夫的言行。这些言行，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她听到见到的丈夫的言行，与在丈夫生命的晚期她所认为的，与现在她所希望见到的那种严整的基督教—君主主义者的形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一跨出俄罗斯国境就做了些什么呢？他马上就跑进书店，执著地购买并狂热地阅读自由俄罗斯的出版物。安·格·陀无法把这些从日记中简单地一笔勾销；她神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子孙后代保护和保存作家的生活实况；他阅读赫尔岑作品的事她在《回忆录》中甚至还稍稍提了一下。我们在后面还看到，她只允许自己删除掉家庭私密生活的细节。但她还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及其著作的关注。于是在日记中便加入了解释性的语句：“费佳决定读遍所有遭禁的书刊，以便了解在国外关于俄罗斯都写了些什么，这对于他未来的创作是必需的。”——这句话后来人所共知，流传极广，作为1867年日记的一部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对当时自由俄罗斯的出版物的表态，被经常引用。见本书页78。
在其他一些涉及安·格·陀世界观的重要的问题上，也以这种方式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譬如，日记不容置疑地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的冷漠，同时他的年轻妻子在每座城市都要寻找东正教堂，认为必须去参拜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一次也未陪她去过，还对她的虔诚表示不满：在5月28日/6月9日的日记原稿中，安·格·陀讲到，她从教堂回来后丈夫如何严厉地迎接她，批评她忙着去做日祷而没有把屋子收拾好；在翻译稿中，在这之后加入了“辩护性的”说明：“费佳特别爱整洁，并一向保持不脏不乱。”在另一处（6月30/18日），日记原稿是：“今天我想去教堂，可是费佳说，这可以往后推一推，就没去。”——后来被改成了：“今天我想去教堂，但是太晚了，非常遗憾。”见本书页139。
安·格·陀《日记》的读者所熟悉的在俄国驻德累斯顿领事馆里的场面也伴随着“辩护性的”说明。这个场面能为了解作家的心理状态与社会意识提供十分重要的细节。稍后我们还要谈到他在国外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的世界观和精神状态；此刻只须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从远处把俄国现实理想化，可是在俄国领事馆，在异国他乡中的这个俄罗斯生活的小岛上，一旦与现实的俄国官员相接触，一如既往，那个现实生活的伟大叛逆者与揭露者马上便在他身上苏醒了。所以，安·格·陀对有关这一事件真实记录的修改使人格外感兴趣。见本书页135。在这里既用癫痫刚发作过为他的行为辩解，又试图淡化之后发生在夫妻间的争吵，并力求从日记中删除自己当初对丈夫行为的谴责。
最后，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细节。众所周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于德累斯顿期间，发生了波兰侨民安东·别列佐夫斯基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态度在他的信件与著作中表达得已经相当清楚。安·格·陀的日记也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一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焦急不安；然而，日记上的记述，像她后来认为的那样，未能充分展示丈夫的公民情感。因此，她在其中又增加了：“费佳激动得吓人”，“皇上安然无恙。感谢上帝，这对全体俄罗斯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幸福啊”，和最后，“谋杀皇上的消息使费佳极为不安；他是那样爱戴与敬重他”。
校勘修改的另一个原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内部和在社交场合中的性格与行为有关。一方面，安·格·陀想排除一切对他不利的表现，以免使他在日常生活与金钱盘算中显得像一个不公正、易激动、阴郁和琐细的人，以免在对待妻子和周围的人的态度上像一个粗暴的人：也许因为年事已高，已是以另一种比较客观的目光审视当年的生活；也许——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这是她有关完美人性的概念所不能容许的。另一方面，不触及同丈夫的相互关系，不在重新思考中贬低自己的某些个性特征，就几乎无法“校正”这些线条。为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安·格·陀只好走上这最后的一条路。读者会发现，在讲述夫妻吵架的时候，作者的修订时常改变重点，将丈夫的错误转嫁到妻子身上。比如，见本书页6、82、121。下面是一个微小却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稍后，在谈及日记与回忆录的关系时，我们还要谈到它。1867年4月18日，安·格·陀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外国城市——柏林。夫妇第一次出去散步；在大街上他们发生了口角，按出版的《日记》中的说法，“我转身迅速向相反方向走去。费佳喊了我几次，想追我，但又改变了主意，仍按原路走了”。安·格·陀，《日记》，页12；见本书页6。按日记原稿的说法，事情正好相反：并不任性的女孩子大怒，跑着离开了丈夫，而他，因为她的“手套很糟糕”而生气，将她一个人丢在了陌生城市的大街上。诚然，按日记的说法，是因为她的过错——是对她的刻薄话的回敬。
安·格·陀从日记中彻底清除对丈夫急躁粗暴的描写，用泛泛的说明替换原来的详尽叙述，诸如：“费佳今天一整天都非常急躁”见本书页134。——或者完全删掉了自己同他争吵的细节描写。显然，在阅读日记的时候发现，其中太多地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因为小费和零钱同侍者和店员发生冲突，便仔细地在相应的地方放置“辩护性的”话语，类似：“这种猥琐的小市民作风一向使我们反感，更何况我们给小费的时候一贯大方”见本书页20。；或者，“当然，这是琐事。不过，把我们当成可以随便糊弄的傻瓜，则令人气恼”见本书页30……安·格·陀插话和修改等特殊做法的意图，是想在日记中清晰地表现自己家庭生活的毫无阴影的幸福。因此在其中——有时非常出人意料地，脱离前面行文地——出现插话：“这些日子我幸福得吓人”见本书页18。，或者，“我亲爱的费佳，我是多么爱他呀！”见本书页87。
从日记中删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量有关丈夫的身体健康和生活隐私的记述，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却保留了临睡前“情意缠绵的道别”，并伴之以插入语，将其解释为特别温存的时刻：“应当说清楚，我躺下得相当早，费佳则坐到两点钟，甚至还晚。去睡觉之前他叫醒我，以便‘道晚安’。我们开始长谈，絮语绵绵，嬉笑，接吻。这是我们一天中最贴心最幸福的半小时至一小时。我给他讲述我的梦，他同我分享自己一天中的印象，于是我们感到异常幸福。”见本书页27。
不过，也有另一种插入语，实际就是在日记行文中加入的往事回忆。（比如，见插入语：“我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本美妙的书。费佳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等等见本书页87。；或者，“一路上我们愉快而兴奋地交谈。一个完整的新世界展现在我的精神视野前面！”见本书页16。）还有一种修改日记内容的原则——就是为安·格·陀自己恢复名誉，改善她在早期日记中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1867年的那位未受过完好教育、在习惯与行为中带有明显的出身小市民家庭特征的姑娘，走过了智力与道德发展的漫长道路。从日记中剔除粗鲁的用语（写饭店仆人：把“可怕的笨蛋”改为“怪人”；写德累斯顿的女仆：把“德国丑八怪伊达”改为“老伊达”；在与丈夫吵架时，干脆把她说的“卑鄙的畜生”删掉），改正语言上的拼写错误，尤其是外来语（比如，艺术家的姓名），订正绘画和音乐作品的名称（把“提香的救世主”改为《基督与钱币》〔Zinsgroschen〕，这幅画在目录上用的就是这个名称）。自然，日记原稿中公开谈及对作者不利之行为的地方都作了重大修改。比如，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衣袋里找到А。П。苏斯洛娃信的那一场景被删掉了。“衣袋”改成了“写字台”，从日记中完全删除了谈如何拆信又如何重新封好，以掩饰其偷拆信的那些文字。5月30日/6月11日的日记是从记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发作开始的，在出版的文本中接下来是：“可怜的费佳，我是多么心疼他呀！看着他那受罪的样子，我就止不住眼泪！”在原稿中没有这两句话。速记稿里的这几行字被精心涂抹，使用的墨水是多年后翻译速记稿时使用的墨水。然而，现在能辨认出来的文字相当清楚地显示，后加上去的话完全不符合她当时的感情：安·格·陀利用丈夫失去知觉的机会，读完了他前一天收到的苏斯洛娃那封使她惶惶不安的信。见本书页98。
除去我们分析过的内容上的修改，整部日记都作了文字上的重要加工，其目的是把有时候是不连贯的，充斥着修辞缺欠、用词不当，语义表达不完整不清晰的地方——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这自然是难免的——变成连贯的、通畅的、从文学角度看前后一致的叙述。
就这样，我们看到，安·格·陀对自己日记进行的编校工作是非常巨大的。不具备她的第二本速记原稿，我们自然无法考察她对这部分日记进行的全部修改，就像对第一本日记所做的那样。然而，可以肯定地说，第二本日记也经过了这种方式的修订。依据对第一本日记比较分析的经验，可以在第二本日记的行文中，根据其“解释的”或“辩护的”口吻，发现她所做的插语。（例如，在7月21日/8月2日的日记中，在对她丈夫的亲戚和他本人进行激烈的抨击——在她看来，他对她的困顿与需求无动于衷——之后，突然加了一个意外的，显然是虚假的结尾：“这多么不好，多么不公道啊！我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对我珍贵的、可爱的好丈夫要有这种坏想法。真的，我是个恶毒的女人！”）见本书页237。
第二本日记的大部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巴登巴登居住时期，这是他们这个新家庭的真正的悲惨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痴迷于轮盘赌而输得一无所有，使自己与妻子陷入了赤贫境地。在这些日子里，家里的气氛应该是越来越沉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嗜赌折磨得魂不守舍，妻子与他共同分担这些苦难，同时还要忍受妊娠早期的痛苦，他们未必能避免争吵、发火和相互责骂。然而，所有这些戏剧性事件都被讲述得那么平和，没有任何急躁和粗暴，如同第一本日记被校订成的那样。
令人感兴趣的是，翻译最初在巴登轮盘赌时的日记时，安·格·陀试图淡化局势，开始修改输钱和赢钱的数字（这种修改在翻译本子上可以看出来，她在这其中把数字搞乱了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页106—110；《日记》，页181—182。）。后来大概确信，无法修改全部巴登日记，因为其中每一页上都有输赢记载，压缩损失与夸大收获都会使悲剧形势变得无法理解，她便放弃了这个意图。
不能不注意到下面这种情况：在翻译修订第二本日记的工作过程中，安·格·陀有过多年的停顿（从1897年到1909年，后来又到1911/1912年），后来便完全放弃了。经过长期间断以后，安·格·陀在回头从事翻译的时候，她重读写好的文本，在某些地方又作了修改。例如，在速记稿和翻译稿上（在6月14/26日那天的日记上）写着：“后来我去了市场，给自己买了梳子”，后来，在1909年，又用老年人的笔迹补充道：“为的是排遣忧思”；类似的修改见7月6/24日的日记（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149.Л，页34、114）。
我们认为，正是试图排除在巴登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与她极欲为丈夫塑造的圣者形象之间的矛盾——这个意图显然注定要失败——应该是迫使她放弃继续整理日记的原因。尤其是，1897年放弃翻译开始在巴登生活的那部分速记稿之后，到1902年仍未恢复翻译工作，安·格·陀此时在遗嘱本上写下了销毁速记稿的要求，而后来恢复翻译又彻底放弃之后，她再次明确这一安排。
上面说的这一切让人确信，安·格·陀对日记进行整理加工的目的，是将来用以出版。她是否要自己出版它（支持这种估计的似乎是上面谈到的那些脚注，可是，安·格·陀如此细致地修饰日记文本，显然不是要在自己生前出版它，——比如，丈夫写给她的信，她做了必要的整理，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未来的出版者），还是只想以可以接受的形式留给后代——这难以确定。这一工作的最终目的显然只是将来的发表。
1911/12年冬天，安·格·陀完全停止了日记的翻译，其关注点又回到了《回忆录》上，这时她仅仅写完了它个别部分的一点点初稿。日记，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资料，不能令她满意，从这时候起，它开始只被用作写《回忆录》的资料。比如，见她在《回忆录》手稿页边上的批注：“详见速记本”——这是在谈及别列佐夫斯基暗杀活动的时候。（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Ф。93.Разд。Ⅲ，1.1，页193）关于利用第三本日记在《回忆录》中记述自己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并结婚的情况，见本书页576。
分析过对日记的第二次校改之后，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重新看待《回忆录》的文本了，至少是回忆1867年的那部分，而这又能校正对其余文字的理解，虽然没有可能把它直接与最初的资料作比较。用《回忆录》的文本同两个版本的日记相比较，能使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的形成过程，它也是用编辑日记的那些方法来实现的，不过自然要自由许多，因为作者已不再受原稿文本的束缚。而且，日记原稿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作为另一种解释的出发点，甚至是直接改变那里记载着的事实的性质的出发点。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深入比较所有的三个文本，只能举几个例子。
一个有代表性的做法是，安·格·陀三次修改1867年4月18日他们夫妇在柏林第一次吵架的场景（上面在另一场合中已经提到过它）。在速记稿中，这次吵架的责任被推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生硬地指责妻子的手套太破，并把她一个人丢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接下来，用几句话简短描写她回家，等丈夫，为发生的口角不安，以及和解。在校订日记的时候，安·格·陀不仅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还——大概是根据回忆——详细讲述自己当时的恐惧（在原稿中只是说：“天知道我都胡思乱想了些什么”）和与丈夫的和解。见本书页6。在已出版的日记中，这段修改并补充过的文字占了几乎两页。安·格·陀，《日记》，页12—13。打开《回忆录》中的相应地方（第四部第一章），我们在其中惊讶地发现了速记稿中当然没有的第二个版本，它又作了加工，但最主要的是放在括号里并配上了副标题：“（摘自速记本）”。安·格·陀，《回忆录》，页146。安·格·陀的意图昭然若揭：把日记的第二个版本推荐为真正的1867年的速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