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婶婶施淑英生铜蛋后因为坐月子缺钱时，我父亲神秘地失踪了一个晚上零大半个白天，然后带回了一堆零零星星的钱。他究竟去了哪里，没人知道，钱究竟从哪里来的，也没人知道。我曾经很固执地询问过，一遍又一遍。那些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以那样的面目出现的，它们所带来的震惊令我久久难忘，但十年过去，我父亲还是不说。我父亲不想说的事，别人是无法撬开他嘴的，谁都无法。
现在，我父亲背更弯了，头更秃了，甚至牙齿也开始松动，常痛得像老鼠一样咧着嘴吱吱吱地吸着。不过47岁的男人，本来实在不该这样，47岁的男人正是一头壮实的马，纵横驰骋，永不疲倦，可是我父亲却衰老了。但有一条可以欣慰的是，他开始不再为钱发愁了。政策一好，他就开始种蘑菇，种银耳，种黑木耳，接着他又承包了村里的砖窑，做个体户，成了万元户，还出席了全县劳动致富社员先进代表会议，戴上红花，坐到主席台上，县长副县长等人满面笑容地跟他亲切握手、发奖状，还说了很多表扬性的话。
我父亲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会，从来没被人这么抬举过，他惊喜得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差点做了范进。那以后，他话开始多一点，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些生气。他对我说，阿米，你再读书吧，再往上读，一直读下去吧。我父亲说的往上读是指研究生，兜里有了钱后，他看到村里有子弟从大学出来，不去工作，又呆在大学里接着读更多更厚的书，他心里也痒痒的。他不认字这是事实，但他有供人读书然后尝到甜头的经验，这就是我叔叔。一个无依无靠的15岁孩子，当牛做马，拼了命地干活，让比他小八岁的弟弟一年又年地读书认字，最后还出人头地，当上了官，这是件了不起事，这份成就感是我父亲心底最明亮的一抹，所以他现在也想继续供我，让我去考研究生，然后再读博士。
但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读书，我真的不行，高中毕业时我甚至没弄懂正负数是怎么回事。七七届毕业的学生基本都这样，七七届文艺宣传队出来的更是这样。当然书我也是读的，读得比我周围的任何人都多，但我读的是小说，那些发黄的、陈旧的、找不着封面的小说，高考不考这些，所以我不行。第一次参加高考，我连门都没摸着，第二年再考，我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考出三百来分，可是离录取线还是差一截，幸亏教师队伍奇缺，在高考正式录取偃旗息鼓之后，又进行了扩招。这样，1979年我进了县师范大专班，读了两年，就要毕业了，我要当老师去。
所有的同学都在浮躁，他们为分配的去向问题饿狗一样到处嗅消息到处摇尾巴。我的同学挺特别的，他们一半以上都年过三十，结过婚生过子务过农，这辈子本来早断了上学的念头，有一天机会像雨水一样从天上哗啦啦降临，来得很快，很突然，他们又惊又喜中慌忙拾起书本翻几下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入高考的考场，凭着原先打下的扎实功底，竟然也跨入了这个门槛，跟我这样的黄毛丫头坐进同一间教室，成为同学。他们总是羡慕我，我可羡慕的内容很多，年轻就不用说了，我的年纪差不多只是他们的一半，最关键的是我有叔叔陈白新，我的叔叔陈白新早就从花岐公社调到县里，先是当文化局副局长，接着是局长，再接着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全县中小学都在他管辖范围之内。谁都认为我的分配问题不成问题，只有我自己知道未必如此。我叔叔是谁呀，我叔叔是陈白新。我对陈白新说，我不当老师，我要到机关去，团县委、教育局或者宣传部、组织部什么的，都可以。
我叔叔吸着烟，半晌没有反应。
很显然我的这个要求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离开学校到机关去，这在当时，在八十年代初期是十分时髦的事情，哪怕只有一丝小缝，谁都会想方设法往里钻。而这样的事情，对我叔叔来说，就跟打个喷嚏一样简单。
可是，我叔叔还是断然拒绝了，他说这怎么行，你们扩招进来本来就是当老师，一毕业，就想溜，这怎么行？说不过去的。
我看着他，不吭声。
我叔叔吸着烟，他已经不再抽我父亲卷的烟了，他现在有烟抽，开会发的，或者烟草公司公价买的。他说，现在各校老师很缺，而老师大家都不想当，我如果带头把自己的侄女放走了，到时候不好说别人。你去县一中吧，就在县城，先当老师，当几年再说。
我叹了口气。这个问题再说下去也无益，没用，我的叔叔我还能不了解？
我就去了县一中，学校正放暑假，但暑假里的夏令营正如火如荼，他们通知我提前去报到，参加这个夏令营，因为县一中准备任命我为少先队总辅导员。
那天，是吕佳薇陪我一起去报到。
吕佳薇现在是县剧团的演员，我叔叔调到县文化局不久，吕佳薇就被召入县剧团了，是正式召入，吃国家粮，有工资。在吕佳薇面前我真的可以理直气壮，我几乎算得上她的恩人。正是由于这一点，我背着行李到县城时，就径自去了县剧团。第一次走向社会，我有点紧张，我需要一个人像拐杖一样在旁边给我支撑一下。叫我叔叔是不现实的，他是陈白新，他出现在全县任何一所学校都会惊得鸡飞狗跳，而且这些天县委正在开全委扩大会，传达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这些事对别人可能不重要，对我叔叔却是天大的事，他根本走不开；叫我婶婶当然也不现实，我婶婶虽然只是县文化馆的一般干部，但因为是陈白新的妻子，她已根本无法一般了，她走到哪里身上都不由自主地带着陈白新的光芒。所以我只能叫吕佳薇。
这十年，我脱胎换骨，变本加厉地往上长，刷刷刷，很快就长到了1.67米，那个黑瘦干瘪的小女孩眨眼间不见了。而28岁的吕佳薇仍然是柳枝似的婀娜挺拔着，只是在体现女人特征的部位上多出几分圆润与丰腴。她已经不跳芭蕾舞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都过时了，《天鹅湖》又没学会，是没时间学。市里刚刚与日本某市结为友好城市，日本人还授予我们的市长一个国际亲善名誉市长的称号，县剧团正在赶排自编的话剧《樱花泪》，反映日本战争遗孤的故事。中国人民虽然有着家仇国恨，虽然自己忍饥挨饿，却还是多么疼爱这个可怜的日本孩子，好吃的好穿的都无私地留给她，而这个日本孩子回到日本后又多么多么怀念伟大的中国，怀念善良的中国养父母，如此等等，十分煽情，催人泪下。吕佳薇在这出戏里就是演那个被中国人民用无私的爱养大的日本孩子。七幕话剧，每一幕都围绕着吕佳薇，每一幕吕佳薇都得上场说一大堆话，做一大堆表情，所以吕佳薇很忙。但我说你陪我去县一中报到。吕佳薇二话不说，就去了。
县一中与县剧团几乎就是邻居，出了这扇大门，走上十来米，就进了那扇大门。
已经有人知道我是谁了，而且已经有人知道我今天来报到，书记、校长、教务处主任等一伙人仿佛把我当大人物一般地迎接，和蔼可亲，问寒问暖，早已为我安排了宿舍还要亲自把我带去。我那时二十岁，还嫩，不明世理，吃惊得眼睛睁着大大的，觉得祖国真是处处有雷锋，心里暖得不行，一个劲地说谢谢。吕佳薇捅捅我，悄声说，阿米，别傻，这是你叔叔的地盘。
这是个开始，我在县一中，在我叔叔地盘上开始了教师生涯。
县一中教职工宿舍很紧张，其他的单身教员都四个人挤一间，我例外，我那一间只有两个人住。我叔叔对此不满意，他觉得我不应该搞特殊化。他打个电话给校长，说学校宿舍这么紧张，陈米就不要给你们增加负担，她的宿舍问题我来解决。
我叔叔的解决办法是到学校外帮我租了一间民房，房租由他付。
我注意到吕佳薇老是穿黑衣，衣服、裙子、裤子，无一例外。黑色覆盖在她身上，宛如雪地上落着一团墨汁，白是白黑是黑。县剧团里不缺吕佳薇这样的人才，换句话说，对于县剧团来说，吕佳薇本来无足轻重。吕佳薇初来县剧团时，那些女演员都拿斜斜的眼光看她。没错很漂亮，没错舞跳得很好，但县剧团也许缺才华盖世的编剧，缺魅力独具的导演，缺匠心独具的美工，就是不缺很漂亮舞又跳得很好的女演员，甚至用脚尖跳舞也早不像当年那么神秘了，县剧团的女演员只要把那种鞋尖上垫着一块梯形橡胶的芭蕾舞鞋一穿，谁都可以跳起来。但是吕佳薇还是很快在县剧团里上节目了，先是跳群舞，然后跳领舞，然后跳独舞，再然后，县剧团排《红灯记》，吕佳薇演李铁梅，排《龙江颂》，吕佳薇演江水英，排芭蕾舞《沂蒙颂》，吕佳薇就理所当然地演红嫂了。现在说起这个过程显得十分轻松，事实上其中的艰难曲折，只有吕佳薇知道。吕佳薇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跟狼没多大差别，要想活下去，活得比别人好一点，强一点，舒坦一点，就必须拿出更锋利的牙齿，更凶狠的本性。有一点，吕佳薇没有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叔叔所起的作用，我叔叔陈白新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但吕佳薇没有告诉我。
我发现我叔叔与吕佳薇之间有些特别是我到县一中两个星期后。二十岁的少女换了别人，必然早就熟谙男女之事了，我还傻，一门心思不在这上头。当我班上的女同学吃错药一样急急找男朋友，为热恋或失恋痴笑痴哭时，我还一头插在小说中，每天抱着一本又一本小说，看得夜昼颠倒。我的男朋友就是小说，1981年中国文坛的繁荣景象妆点了我全部的精神世界。不过毕竟我二十岁了，这种年龄瓜熟了，蒂落了，再傻，也不至于一窍都不通。那天是夜间，夏令营结束了，召开热闹的闭营式，书记、校长、副校长等等都来了，十分隆重。讲过话，致过辞，接下去便是联欢会了。学生们表演节目，一个接一个。突然校长站起来，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应该请陈米老师跳个舞，陈米老师以前跳芭蕾舞《我编斗笠送红军》，全县轰动，大家热烈欢迎。我很惊诧十年以前的事还有人记得，但我没有惊诧下去，因为掌声确实被校长鼓动起来了。新来的老师陈米，新上任的少先队总辅导员陈米，她会跳舞？来一个！来一个！我就这样匆匆上场了，我跳《绣红旗》。从十岁开始，我开始跳舞，就那么一直跳着，这十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小学跳，中学跳，进了大专班还跳，我一直在学校文艺晚会上蹦蹦跳跳。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没有准备伴奏带，是校长亲自伴唱，其余的人整齐打着拍子。我受宠若惊，所以跳得格外卖力。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这个舞是在大专班时我自己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分动用腰部与腿部，大幅度高难度，引进很多芭蕾的元素，曾赢得如雷掌声，所以我选择了跳它，我相信肯定也会赢得掌声。我刚刚走入社会，刚刚在这所学校的师生面前亮相，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好印象。
果然，我最后一个动作一结束，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校长鼓着鼓着还站起来，他脸上闪出激动人心的红光，每一个毛孔都在得意洋洋，好像他无意之中捡到什么宝贝似的。要不要陈米老师再来一个？他几乎有些顽皮地喊起来。
要--！每一个人都仰着脖子扯着嗓子喊出比他更大的声音。我于是接着跳，只要以前跳过的，而在场有人可以唱得出的，我都跳。全场的人都很亢奋，但最亢奋的人肯定是我，那天晚上我的表现欲竟然如此强烈，我一直跳，一连跳了六个舞蹈，直至大汗淋漓，肌肉酸疼。等到偃旗息鼓后，我的神经还在剧烈地上窜下跳之中，我想反正睡不着，便出门，到县剧团找吕佳薇。
吕佳薇不在，她的宿舍门锁着。我觉得奇怪，《樱花泪》正在火急火燎地排练，赶在下个月先在县里汇报演出，然后国庆节参加全市汇演。现在是八月底，国庆节眨眼间也就到了，这时候吕佳薇不可能离开县剧团。隔壁房间有人，几个女演员穿着短裤背心挺着胸很无拘地走来走去。我探进头，问她们知道吕佳薇去哪里了吗？她们先是一愣，好像我是从外星来的，然后互相对望了一眼，接着嘴一抿，吃吃地笑起。我问，请问吕佳薇去哪里了？
没有人回答，她们都转了头，不看我。
我的犟脾气上来，我索性推开门走进去，我说请问吕佳薇去哪里了?
有个女演员，我知道她是演B角的，从身材到长相都有点像吕佳薇，所以我站到她面前，我说请问吕佳薇去哪里了？
吕佳薇？B角如梦初醒的样子，头转来转去问其他人：吕佳薇去哪里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
B角就对我摊摊手，她说，你看，没人知道，她们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吕佳薇去了哪里，一点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