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看到过齐白石老先生的一幅画作，画面是两只围绕在一条小蚯蚓旁边的鸡雏，似相争又似嬉戏；画题为“他日相呼”，我不禁怦然心动，想起二哥。二哥比我大不到两岁，是我少年时代最亲近的伙伴，不论读书或是游玩，常常相依为伴。他是个聪明而机灵的孩子，我则笨拙而倔强，他想“领导”我，我则不服他“领导”，在“领导”与“反领导”的争闹中，也常常会发生如齐白石老先生描绘的那种画面。
我和二哥童年的时候住在豫西老家，豫西比较贫瘠，能吃上白面馍的人家不多；刚出笼的白蒸馍蘸辣椒水，就是乡人的美味。一天厨房大师傅堂叔蒸出一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馍，我学大人们的样子调制了辣椒水，用筷子从氤氲的笼内插出一个白馍，蹲在一棵荣华树下刚要品尝，二哥就走过来指责我，说我把辣椒水调多了。我一不留神确实调多了，但我看着几乎满碗的辣椒水硬说不多。二哥恼了，说他要看着我把辣椒水吃完，吃不完的话就让我喝下去。我恼了，轻蔑地瞥一眼就端起碗将一碗辣椒水喝了下去。旁边的大人们感到吃惊，想制止已来不及，后来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则笑谈。
二哥是个胆大、机灵的孩子，常为我解难救急。他善养麻雀，能将麻雀训练得按他的指令，噙着小旗飞来飞去。我很羡慕，他给我掏只幼雀来养，我却调教不好。一天我正患咳嗽，陈干娘出二院打牌时将一碗中药放在我面前，说不喝完药不许出去玩。我最怕喝药，坐在方桌对面的二哥一直看着我，我垂下头面对一碗黑乎乎的药汤就是没有勇气喝下去。二哥急了，从对面走过来推我一把说：“看你这怂包样子，不就是一碗药吗？我不信能将人苦死。”说着，端起碗咕咚咕咚替我把一碗药喝了下去。这事严重损害了老中医吴先生在陈干娘心中的崇高地位，因为我仍然咳嗽不止，陈干娘纳闷地嘟哝道：“蔡店街吴先生是咋啦？不灵啦！”二哥窃笑。
二哥天生是当“领导”的材料。从小学到高中他都是学生头，好像他是永远的班干部，他还当过佩戴红绫值星带、向全校学生喊口令的大队长呢。我什么干部也没当过，连个组长、小队长之类的角色也未曾当过。我虽讥笑他好出风头，但他的风头对我却有好处，正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没有哪个同学敢欺负我。他天资聪明，只要他感兴趣的东西，上手就学会。抗战胜利后我和他随母亲回到开封，由乡村到城市，很多事物令我们感觉新奇而陌生。同街一个同学会吹口琴，吹《苏珊娜》，吹《天上人间》，吹《千里送京娘》，我们买来口琴跟着学，二哥不数日就吹得烂熟，有节有拍，比那个同学吹得好像还有味道，我则仍停留在几个音阶上。看到街上孩子抖“牛”（抖空竹）好玩，他来了兴趣，到相国寺买个回来，不到两天工夫就抖得风生水起，能让“牛”爬杆、“牛”站地、“牛”登天，把“牛”抛上一两丈高再接住继续抖动，我也跟着学，却从未使“牛”在绳子上转动起来。他还是骑脚踏车的能手，刚念初中时，他的一部脚踏车是我俩上学的交通工具。学校离家远，天不亮要赶去上早操，他带着我，我能听到呼啸北风中他粗重的呼吸。虽然他因我动作迟钝而骂过我，虽然他因疲累而发过牢骚，但我一直感念他，耳畔那粗重的呼吸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几十年。他骑车骑得好，却几次出事，不是同别人剐蹭了，就是前叉被别人撞断了，每逢吵嚷着闹到警察局，瘦小的我绝对不离他身边。我学会骑车后，母亲带着我到相国寺前街买了一辆车子回来，二哥比我还高兴。战争刚刚过去，五金行尚没有新车出售，买回的是一辆日本人遣返回国时留下的生茂牌旧车，二十六英寸，咖啡色，车梁和轮胎较粗，他帮我擦拭了很久，并想出新花样，撺掇母亲到百货公司集中的马道街，给我买了双刚从上海到货的双钱牌蓝色高帮球鞋，并让我穿上这双球鞋骑车给同学看，不料我一上车竟忘了下车的要领，在操场上转了几圈摔倒在地，这件事很丢他的面子。
上天从不把一切聪慧集于一人，也不会将一切愚钝置于一身。大人们常用一个“能”字形容二哥，用一个“憨”字形容我，但令人不解的是我读书总比他强。二哥有气度，不因我功课一直比他好而嫉妒我，反而为我自豪。一次全市初中数学比赛，我得了个第二名，拿了张奖状。有同学不服气，说我不过得了个第二罢了。二哥立刻回敬道：“第二咋啦？看吧，有第二就有第一，等着瞧！”他是颇以我的学习成绩而骄傲的。他考高中那年，家人让初中尚未毕业的我也去报名试试，权当练兵，不意我考上，他却考个备取。这件事很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也得意不起来，两人心里都暗暗难受。
1948年底，我和他先后参加革命，不久，十七岁的他和十五岁的我都到了刚刚解放的武汉。两个人的单位相距不远；他在江汉路，我在南京路，两条路相邻，却不常见面。他好像突然严肃起来，穿一套灰布制服，对我说话带点“老干部”的腔调，我想笑，没敢笑。他在青年团武汉市委工作，组织青年活动较多，有时会有些毛巾、牙膏之类的纪念品，会给我留下。那时一般干部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很少，刷牙常用牙粉，一支牙膏或一条毛巾是很珍贵的。抗美援朝期间，他常到各中学去做动员，团市委印制了一种纪念册，他给了我一本，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时候这个纪念册算是很精美的了：红布封面，烫银的图案是一个拿枪的青年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几个美术字；最吸引我的是卷首有几张彩纸插页，页面上是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丹娘（卓娅）和马特洛索夫的画像与隽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他们的崇拜者心中充满热血、信念和牺牲精神，不是今日的“追星族”们可以想象的。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一队队青年走出校门，唱着《青年团员之歌》走上战场：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祖国。
……
看到一队队青年从大街走过，我想起二哥，想起纪念册封面上那个呼号的年轻人。丹娘说：“千百人会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还害怕什么死亡！”我相信走上战场的青年团员们和动员他们走上战场的青年工作者们，怀揣着同一个信念。
我调广州工作后，很难再见到二哥，只有书信联系。他患结核病那两年，我每月寄钱给他，我当“右派”在海南农场劳动改造身患浮肿病向他求救时，他给我寄过饼干，相互也只能给予这一点帮助了。那些年他在工作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家庭出身与我及父亲的问题是他沉重的政治负担。他不得不“划清界限”，不得不忍受家庭的怨言和内心的熬煎，陷于两难的处境。多少人同他一样被政治异化，这是那个时代的病痛！父亲病重时他未回家探视过，父亲病逝时他也没有回去，但我深知他的心是痛苦的。在我奔丧那几天，他不断给我写信，要我告诉他丧事办理情况，要我返广东时一定到他那里住几天。他是多么想表达内心对父亲的思念与愧意啊，但我从武汉下车，刚走进他住的院子他就一把把我臂上的黑纱抓了下来，我一惊，接着就明白了，不知有多少窗口正在往这边看，这是个什么生存环境？我理解他，多少次被骂作“孝子贤孙”的他，不能不谨小慎微地屈从于这个能把一切异化的环境。我同情他，甚至可怜他，原本那个有胆量、有智慧的少年哪里去了？这件事我们后来再没提起过，母亲生前我也没同她说过。
二哥半生希望得到信任，却终生不可得。他被下放到蒲圻五七干校劳动，一天突然被押解回武汉，走下火车，看到两边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士兵，他还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住了一段“学习班”，那个空穴来风的“五一六”罪名虽纯属子虚乌有，他还是被调离多年工作的市委。他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在一个技工学校基础上，大搞基建、搜罗人才、扩大招生，使这间学校几年间完成了由技校到中专再到大专的转化，而后成了武汉地区一间名校。他是全校尊重的校长，正当他热情高涨，决心把余生投进教育事业的时候，上级派来了一位党委书记。他想尽力与这位对教育并不热心的书记配合好，但书记对他却处处掣肘，他忽然明白他仍不被信任，他灰心了，他提前离休了。
二哥同我一样都是悲剧人物，套用老托尔斯泰的话，只是各有各的悲剧罢了。
我常想到二哥，想到齐白石老先生《他日相呼》那张画。
2012年12月7日于广州丽江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