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希为例
晚清在民国时期传入的德语作家，由于译名等关系，不少人至今身份不明，比如《绣像小说》第5至25 期（1903 年7月~1904 年5 月）上断续刊完的小说《环瀛志险》的作者“维也纳爱孟孙”；再比如《小说时报》25 期（1915 年9 月1 日）中《愿为同命鸳鸯》的作者“德国医士喀兰德”。翻一下《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这种情况还大有例在。彻底弄清这些作家的真实姓名，费时费力，结果还可能皓首穷经也无法如愿以偿。当然，除了德语文学，其他国家文学的汉译史面对同样难题。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奇首”和“刻羞”
曾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之一的《拓荒者》1 卷2 期（1930 年2 月10 日）上有冯宪章译、日本川口浩著《德国的新兴文学》一文，介绍的一位德语作家名叫“奇首”。倘若文中没有出现他的德语原名，可能很难弄清，他就是今天的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
同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之一的《大众文艺》2 卷3 期（1930 年3 月1 日）载陶晶孙译、日本中野重治作《德国新兴文学》一文，也提到一位德语作家“刻羞”。假如下文不继续交代他是“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后人可能也很难知道，他是基希的又一译名。
基希初介
两篇译文告诉我们，德国左翼文学，又是绕道日本，敲开中国文坛大门。而基希是先入者之一。上提冯宪章译文该是我国较早详介基希的文章，故不惮词费，照录如下：
埃·埃·奇首
一八八五年生于布拉格。有《女牧羊者》（今译《女领班》），《布拉格的冒险》，《被盗了的街》，《布拉格军团的兵士》等长篇小说；但是他的本领，在为普罗列塔（利）亚新闻记者的随笔及纪行文中。
从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①。即以新闻记者的简洁的话，将生起的事件依原状留在纸上。他这种形式广及了文学的领域。《狂速的通讯员》（今一译《怒吼的新闻记者》），《狩于时代之中》（今一译《时间的追逐》）等是他代表的作品。
他自然也不能说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不混空想夸张等主观要素的“列波尔达知埃”，今后将给普罗列塔利亚贡献许多的东西吧。事实上他的作品有小说以上的趣味与煽动力。
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类型，前身是探险记录或报告。19 世纪末，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又成为现代新闻报导的一种手段。而基希无疑是真正使它成型的代表作家。所以，上文说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大致无错。“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的音译。文章强调了基希的阶级立场，也合事实。他作为一名进步记者和作家，不仅参加过维也纳的工人士兵苏维埃行动，也曾是奥地利共产党员，还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创史人之一。中国左翼作家有理由把他引为同道。
基希的作品，在他的代表作《秘密的中国》尚未落笔，遑论在中国发表之前的年月里，已在中国流传。其中之一是其理论文章《报告文学之社会的任务》。袁殊作《报告文学论》（载《文艺新闻》1931 年7 月13 日）和阿英著《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南强书店1932 年版）均引此文。袁殊在引“其休”话后，提挈出基希意义中报告文学家的必要素质三条：“一，敏锐的感觉与正确的生活的意志；二，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压迫者阶级紧密的团结的努力。”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本身无阶级性可言。但它的主要创立者基希是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左翼作家，报告文学在30 年代初入中国之际，其阶级性也就得到中国左翼作家特别的张扬。
十余年后，胡仲持的归纳当同出此源。他在《论报告文学》（载《文艺学习讲话》，智源书局1949 年）中也说：“德国报告文学家认为报告应当具备三项必要的条件，就是（1）严格地忠实于事实；（2）强烈的社会的感情；（3）对被压迫大众的密切的联系。”
《秘密的中国》成书过程
中国文坛对基希的莫大兴趣，也许让基希冥冥之中感到了召唤。这位足迹已遍布欧美及非洲大陆的报告文学家，决定叩访中国，并事先拟好了一项写作计划。1932 年，他经西伯利亚大铁道，秘密潜入中国，从5 月到8 月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作了共三个月的停留，①写出了他的传世名著《秘密的中国》，1933 年在柏林发表。据说，此书的不少资料还是鲁迅提供的。戈宝权在《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中就说：“远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之后不久，用德文写作的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什……来到上海访问，看来他是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同鲁迅相见，据说他后来写成的《秘密的中国》一书，其中不少资料是鲁迅提供的。”②
此书单篇译文及文坛反响
《秘密的中国》问世伊始，即遭纳粹焚毁，但其影响已越出国界。在中国，上海由部分左翼作家创办的《文学界》杂志，特邀周立波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在1936 年6 月5 日的创刊号上为此译广告天下。编者附言曰：
埃贡·爱尔文·基希……是德国的最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是一个所谓快步的报告文学家。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很活泼地把事实通过了望远镜和抒情的想像，艺术地编配起来，形成了今日盛行世界的报告文学的最优秀的标本。以前，他的作品，因几位热心提倡报告文学者的介绍，在中国见到过一些，已为文坛所珍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来过上海，写了不少新作品，《秘密的中国》……就是他最近编集成功的一种，凡所记述的“秘密”，都不是一个寻常的外国人所能知道，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易发现的。现在我们约立波君把全部译出，按期发表一二篇。
此文既介绍了基希其人其书，也交代了译作背景：此为周立波的“应命之作”。这也难怪，《文学界》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一部分左翼作家另办的文学刊物，尤其提倡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报告文学。上提曾经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的《拓荒者》（1930 年5 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对基希的推举，可谓后继有人。
这篇编者的按语行文也颇有趣，显出参考外文的痕迹。比如“快步的报告文学家”的原文无疑是上引冯宪章译文中“狂速的通信员”的同一词：Der rasende Reporter，今一译“怒吼的新闻记者”。此为基希一代表作的书名，后成为他本人的别名。而文中“已为文坛所珍视”句，也透露出了此前基希作品已有中译。的确如此。章铁民早在《现代文学》创刊号（1930 年7 月16 日）上，已译出基希的报告文学《卓别灵访问记》，周立波在《申报周刊》1 卷13 期上也曾发表了《秘密的中国》中《黄包车！黄包车！》一篇。①而基希1935 年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的讲演《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中译也于1936 年5 月1 日刊登在《文学丛报》2 期中，译者胡风，又一位中国现代文坛的卓萦人物。
《文学界》关于《秘密的中国》“按期发表一二篇”的承诺未完全兑现。在创刊号上登出《士兵墓地的吉原》和《污泥》两篇后，1卷2 号（1936 年7 月1 日）上又有《纱厂童工》一篇。1 卷3 号（1936年8 月10 日）登出《死刑》。但1 卷4 号未设“报告文学”栏目，而这竟是杂志的终刊。
“报告文学”，这是中译为《秘密的中国》定下的体裁名称。但实际上此书体裁“通讯报道”（Bericht），而非“报告文学”（Reportage）。中译两者往往不分。顺提一二。
周立波的译文立刻引起反响。苏蒙在《中流》1 卷3 期（1936年10 月5 日）上作文《略谈〈秘密的中国〉———兼论立波的译文》。文章用语活泼，思路清晰，以对读者的呼吁开篇，顿见生气：
朋友，假使你没有看过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你赶快找一本来看吧！假使你不懂德文，那么现在这书已经有了很好的英译本，不久也许就有全部的中译本。但无论如何，你不要错过了《秘密的中国》。
文章接着对基希此书的形式和内容展开讨论。关于此书的视角，文章这样叙述：
像鹰一样，《秘密的中国》的作者（飞）腾在中国的上空，用他闪电般的眼睛鸟瞰着下面。他视线的焦点也许是落在一伙从前清宫的太监身上，或者一个比地狱更惨酷的疯人院里，可是他的视野所及的是整个的中国。
关于此书内容，文章这样总结：
基希在这本书里暴露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夺市场和贱价的劳力的狰狞面目，揭破了腐败的封建势力粉饰太平下面的丑恶和卑劣，素描了中国民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惨不忍睹的痛苦和挣扎。大胆，深刻，尖锐，幽默，讽刺，在每一字每一行里闪烁着，但整个书中所透露的是对于被压迫者的热的，伟大的，同情。
尤其颇具匠心的是对基希艺术手法的透视：“基希所描写的大半不是‘要事’———至少不是大人先生们所认为的‘要事’———让他所抓住的却没有一个不是‘要点’”。而“最使人佩服的是他从琐碎的事实中间暗示着造成这种事实的因素和动力，使你完全明白了整个的情形。”
以上是文章对《秘密的中国》一书的评论。但别忘此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兼论立波的译文》。苏蒙接着借助自己手头的英译本———周立波使用的同一英译———对《文学界》上前三篇基希作品汉译中他自认为“可疑的地方”作了对勘，找出18 个疑点，提出商榷并作校正，最后说：“希望有一本比较忠实确当的译本的出现，若有精于德文的人直接从原文译成中文，那是我所最热望着的。”这再次辐射出当时译坛的批评风气甚浓。可惜的是此后周立波的译文一版再版，来自德语原文的译本至今未见。
中译本的磨难及中国作家对基希的评说
周立波《秘密的中国》虽未在《文学界》上刊完，但全书1937 年已在上海译成校完。译者的“译后附记”落笔是这年7 月8 日。但局势的变化，使此书的出版地由上海转到汉口，所以又有了一个1938 年3 月31 日写于汉口的“再一个附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汉口的《抗战文艺》1 卷3 期（1938 年5 月10 日）上曾刊出书讯：
《秘密的中国》德国基希作 立波译
基希是今日世界最大的报告文学家，此书是一二八抗战中国的忠实记录。有淞沪大战动人的图画，上海和平社会的深刻的透视，留华外侨的生活的描绘，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应该知道而很难知道的许多惊人的秘密。它的明白而有力的笔触，可以使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从这里窥见现代新型文学的典范，关心今日中国社会的人，更可以增进无限新的知识。其书最新出版，实价每册国币六角。
《抗战文艺》瞩目此书的出版，自有其足够的原因：此书最初的铅板就是1937 年在上海毁于“八一三”事件日军的炮火中；无独有偶，这个以帝国主义对全中国侵略和欺压为背景的译本，首篇又是《吴淞废墟》，描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后的惨景。
在《秘密的中国》单篇译文发表和全书印出之间，中国左翼作家创刊于日本的《文艺科学》创刊号（1937 年4 月10 日）登过基希另一篇作品《火车上的苏联》，译者戈菲。胡风编辑、抗战初期的重要文学刊物《七月》4 集3 4 期合刊（1939 年10 月—12 月）上则印出塞尔维亚巴克为纪念基希五十诞辰而作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中译，译者张元松。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当推《秘密的中国》一书。
罗荪《谈报告文学》（载《读书日报》1 卷12 期）引述了他的《纱厂童工》；刘丰《报告文学与报告文学者》（载《文艺生活》创刊号，1944 年1 月）评骘此书中的《黄包车》、《巴格达的犹太资本家的故事》、《军火贸易》、《一个革命冲洗出来的污泥》、《纱厂童工》等篇，何其芳写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的《报告文学纵横谈》（载《关于现实主义》）则说：
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诚然是好的。但好处主要在于他写出了某些中国的“秘密”，连我们许多中国人都未必清楚的“秘密”。就是说，还是以内容胜。至于他那些形式上的花样，老实说，倒显出了做作与卖弄的痕迹。①
基希的报告文学作品，一般没有分析，不作评论，凭借纯熟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深入玄机，让人合卷以思。恰恰由于技巧有时过于纯熟，时而的确也露出过于刻意的凿痕。何其芳敢于用批评眼光对这个为众人喝采不断的著名作家品头评足，言人人殊，在主流思潮之外提供一种个别视角，颇可称道。寥寥数语，褒贬各有，可见他心中自有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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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文
（Nach w ort）
几年前虽然写过一本《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但是，当钱林森教授邀我参加他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德国卷的写作时，我却颇觉踌躇。因为目前，教学之余，忙中偷闲，正专注于另一个研究项目。再写类似题目，怕只怕懒于用功，掉入自家旧巢。好在两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子，慨然应允，协助撰事，才有今日书稿的完成，了却了对钱先生以及项目负责人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哈若蕙女士最初的允诺。
本书第一部分由马佳欣执笔，第二部分由郑霞撰成，我本人写第三部分及这段跋文，并通校全书。序文由我和马佳欣共同完成。最后定稿期间，我们三人相隔万里，还有人微恙在身。借“伊妹儿”之助和靠全体通力合作，书稿得以如期完成，心中甚慰。其间，郑霞为诸如编排等技术工作付出了大量劳动。
书已完成，惟愿它能顺利问世。除了期盼和欢迎读者及同行的批评指正外，我们由衷地希望，它能为中德文学交流史的研究略尽薄力。
卫茂平
2001 年9 月16 日于上海
2002 年2 月改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