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陕西省为了体现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破例提升了四名副教授。他们是西北大学的张岂之、李之勤，陕西师范大学的孙达人、牛致功。四人全是搞历史的——这也许与陕西这个历史文化大省同史学的渊源太深有关。此举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仅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票证盛行的年代，被破格者每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白面、食油、肉蛋品甚至高级香烟的供应，便已经足让普通的凡夫俗子们羡慕不已了。当然，这些时代骄子后来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孙先生不久即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成为政府领导人；张先生则当了西大校长，成为这所百年老校的掌门人。不过，李、牛二位先生却一直工作在教师岗位上，走了一条纯学术的路。尽管他俩也曾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但仅为系、室主任一类的芝麻官而已。这里，特别是牛先生，据说他还毅然辞去系主任的职事，颇类“挂印封金”之举，令闻知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也。
非常有幸的是，上述四位先生都是我的业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他们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然而细数起来，我与牛先生的师生关系却是最久的——自1960年迄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我迈入老年人行列之后，又与牛先生结下了一段很特殊的缘分，这就是我们在陕西省文史馆的师生馆员情谊。
文史馆是敬老尊贤、带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其成员一般都是已退休的文史界的老先生。当我第一次参加文史馆的年会与已入馆多年的牛先生相见时，他先是有点惊讶，继而便会心地笑着对我说：“这地方（指文史馆），80岁以上才可称老，60—70岁是中青年，像你这样不到60岁的，只能算作红领巾了。”本来，我受聘文史馆，便相当感叹自己确实已经垂垂老矣，以老自居的心理颇占上风。然而经牛先生如此一番点拨，似乎顿觉自己不仅离老尚远，而且还真有那么一点又回到了壮年时代的味道。
通过文史馆这个纽带，我与牛先生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师生暮年相聚，虽然早已失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种热情，但谈文论史，评书说画，倒也不失文人学士的雅趣。如此春去秋来，寒暑交易，瞬间又近十载。这期间正是牛先生从70岁迈向80岁的一段时光。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期间却也是牛先生出成果最集中的一个时期。特别是他对唐代碑石的研究及取得的成就，简直让人感到震撼。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项研究既非什么国家、省部级的科研项目，更不具有什么功利目的，而纯粹只是一种兴趣、爱好驱使下的研究。这里，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说找到了一片学术研究的真正净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研究成果的集结——洋洋近40万字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时，不仅会对牛先生的崇敬之意油然而生，而且更会对他那种纯正的学术研究境界拍案叫绝！因为如今的商品经济时代，能这样做学问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
此间先后，牛先生完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唐高祖传》，是人民出版社约写的一部专著，属于该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中的一种。大家知道，一个时期以来，帝王传记类书籍比较畅销，不少出版社看好这一商机，纷纷推出或通史性或断代性的帝王传记书籍。不过比较来看，人民出版社的这套书，质量是最好的。其特点，首先是起点高，定位即学术专著，而非一般人物传记。其次，所约请的作者皆系相关领域内著名学者，有长期的学术积累。第三，全套书的出版，基本上是写成一本，出版一本，不搞急就式，符合学术著作出版规律。据我所知，这套书在陕西约请的作者，仅有两人，而牛先生则是最早的一位。这部近30万字的专著，自接受稿约到全部脱稿，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如此的速度，即便对年富力强的学者来讲，也应该算是高速度了。由于牛先生对李唐建国一段历史素有独到的研究，又曾出版过《李渊建唐史略》的专著，所以写这部《唐高祖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牛先生对自己关于李唐建国历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理性提升。这就使此书无论在观点上抑或史料运用上都显出极其纯熟、凝练的特色，从而博得学界的普遍好评。记得我是从《文摘报》上看到此书出版的消息的，经拜读后深感，宣传谓该书“观点新颖，文笔流畅，值得一读”，确是名实相副的。
一个退休而年过古稀的老人，如此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着实令人备受感动。由此我不禁想起孔老夫子自我白描的那句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牛先生不也同孔子一样，是位“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吗？！世间之事也许在冥冥中会有一种契合。据牛先生自述，他刚入文史馆时，曾写过一篇关于长寿之道的文章，内容恰恰就是前述孔子自我白描的那句话，并认为“这就是古人的长寿之道”。自此以后，牛先生则自觉地把孔子的话作为自己晚年的人生哲学，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继续他的唐史研究，在短短数年间，撰写出70余万字的论著，以自身的事实，印证了所讲的文史馆里70岁尚属中青年，并非虚言。
如今牛先生即将迎来八十华诞。按先生的说法，80岁的人在文史馆里即可称老了。但我深信，牛先生仍将一如既往，会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来迎接80岁的到来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说自己，“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事实上，季先生的许多重要著述，都是80岁以后完成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牛先生和季先生确乎存在某些共通之处。因此，不难预料80岁以后的牛先生将会同季先生一样，更加硕果累累。
衷心祝愿敬爱的牛先生健康长寿！
（黄留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