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商，最难处理的就是官商关系。经营要想大成，多离不开官府的支持。这里所说的官商关系，并非是指以商贿官，或者官商勾结，而是指政府与商界的业务与制度联系。山西票号得以兴隆，当然与民间贸易紧密相关，但其主营业务中，各级官府官票汇兑也占了很大份额；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则与明清以来的纲盐制度密切相关。至于何家兴旺，何家发达，当然会有私相授受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公道与私利、公谊与私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大盐商享受盐纲垄断之利，自然也须为国报效捐资，以为后继。在封建体制之下经商，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明了，要么被官府逼榨，要么被官府驱逐，要想获得垄断厚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炽显然对这个时代的商道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票号的经营过程之中，他重德重义，以信为先，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勤俭持家。这使他赢得了民众及商界的尊敬，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所经营企业的可信度。
在近代的特殊年代，经商如为政，单纯的经营之道还不足以立世。王炽远超他人的地方在于敢于仗义疏财，以私财解地方、国家之困，在问题纾解之后，再名正言顺，摘取收益。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军情紧急，而饷银不继。云南巡抚岑毓英饬昆明各汇号月借饷银六万两，无敢应者。王炽毅然独任，他说：“设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同庆丰各号前后垫借60余万两。为便于行军，商定由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票面金额，分为十两、五两、三两、二两或几钱不等，持此银票，即可向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号兑取现银。并派有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由于同庆丰信用卓著，见票即兑，军无欠饷之困。会办云南军务前湖南提督鲍超也曾向天顺祥挪借银十万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返滇，紧握王炽的手说：“微子力，吾事几不办。”还给他一个赐额，上题“急公好义”四个大字。
同庆丰并非无所收益，还军后垫借之款及利息都全部收回。岑、鲍二人还将王炽垫借军饷事奏闻朝廷，诰封王炽为候选道员。自此，同庆丰声名益著，且与地方官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优势无人能及。
同庆丰还参与地方矿务的招股事务。1887年，朝廷鉴于云南铜政毫无起色，派唐炯为矿务督办，专理滇铜。唐炯到云南后，即成立矿务局，设立招商矿务公司，并奏派王炽任公司总办，招股则由同庆丰各地分号协理。这件事如果圆满成功，同庆丰也将获得不错的利润。可惜的是，洋务企业，官督商办，商利多被侵夺，王炽垫银数十万两，未能收回投资。
王炽最让人称赞、也是最为惊险的成功之举是在1900年。这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费用浩大，供给难继。王炽令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务保两宫用度无虞。一方接济，一方赚钱。在战乱之时，北京的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而金银及重物不便携带，王炽下令北京天顺祥号照常营业，冒险代存王公卿相之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待八国联军退出北京，秩序恢复，天顺祥所存之货陆续售出，获利数倍。慈禧太后回京后，对王炽大为赏识，下旨召见，后因慈禧病重，未能召见，由朝廷赐予三代一品封典。
这些救危解困之举事后看来或者不以为然，但当时，没有哪一件不是冒着破产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进行的。有人说这是王炽结交官府，但从求利的角度看，风险未免太大。这其中，透露的不仅是王炽的胆识和谋略，还有他的公义爱国之心。
至于从纯粹公益的角度，王炽的义举也是不胜枚举。1881年，他在家乡虹溪倡办东门私塾，集资购置学田。他看到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听说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1889年，他联合其他士绅创办“兴文当”，以利息收入维持“经正书院”学生伙食学杂费，以期振兴云南地方文化，因名“兴文当”。1890年，晋陕大旱，全国发起秦晋捐，王炽捐银二万两，获圣旨旌表，赐“乐善好施”，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一品红顶商人。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名列第四位的便是王炽。
1903年11月，王炽因病在昆明逝世，年68岁。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魂归故里。虽然在他死后数年，他的钱业王国逐渐没落，但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一直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最为灵动的音符。至今，仍在十八寨的青山绿水之间萦绕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