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哥哥去世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经常为沉重的债务所困扰。《当代》倒闭后，债主们更是纷纷找上门来，他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1865年6月6日，他的财产被查封，他面临着随时有可能被关进债务监狱的危险。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无休止地与高利贷者、商人、诉讼代理人和警察局长等周旋。“整整一年中，我几乎连一个字也没写！”他苦恼万分，又产生了出国一走的念头。是啊，哪怕能暂时避一避债主的纠缠也好呀！再说，也许在那里他能静下心来把那部构思已经成熟的长篇写出来。当然，说不定还能从轮盘赌中获得一笔摆脱困境的巨款呢。
可是，眼下他就急需3000卢布。从哪儿能搞到这笔钱呢？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打了多年交道的克拉耶夫斯基，说能给他的杂志提供一部名叫《醉汉》的长篇小说，为此希望他能预支稿费3000卢布。克拉耶夫斯基拒绝了这一请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投机商人斯杰洛夫斯基。这是彼得堡出版界众所周知的骗子，可是他却愿意马上拿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需要的这笔钱。条件是：作家的三卷文集的出版权归他，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明年11月1日前向他交出一部篇幅不得少于12个印张的长篇小说，如到期不能履约，那么今后9年内他就可以无偿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何等苛刻的条件！这完全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奈地签了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到手的3000卢布中的大部分偿付了逼到眼前的几笔债务，又从余下的钱中取出一些给了靠他接济的嫂子一家，而后带着仅剩的175个银卢布动身去了德国的威斯巴登，那时已是7月末了。
威斯巴登是一个著名的赌城。两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这里一个小时内赢得过1万多法郎，这次他还想碰碰运气。可是出师不利，他一下子就把仅剩的一点钱全交给了赌场，而且不得不把表也抵押给了旅店老板。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得四处求援，屠格涅夫给他寄来了50塔列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它们用去冒险，还是输了个精光。于是，他一下子落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是他8月里写于威斯巴登的信中所描述的生活状况：“我的情况糟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晨，旅馆的人说，已经通知不再给我开饭、送茶和咖啡。我便去说明情况，大腹便便的德国老板告诉我说，我‘不配’吃饭，他只答应给我送茶。因此从昨天开始我吃不上饭，只能以茶充饥了，而且送来的茶也非常糟糕……所有的侍者对我都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纯粹德国式的蔑视。”“我已经三天没有吃午饭了，早上和晚上只能喝上几杯茶。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可恶的是老板总是对我施加压力，一连几个晚上拒绝供给蜡烛……”然而，恰恰就是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窘迫处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震惊文坛的巨著《罪与罚》的创作。
9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威斯巴登写信给友人米留科夫，托他以300卢布的低价向俄国的有关刊物预售他正在创作的一部作品。米留科夫立即向《读者文库》、《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等刊物探询，但都被一一婉言拒绝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笔给《俄国导报》的发行人卡特科夫写了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后，较为详尽地向卡特科夫描述了这部作品的基本构思和框架：
“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故事发生在今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被迫辍学，他出身于小市民，生活极度贫苦，由于轻浮和思想不稳定，接受了存在于社会情绪中的某些奇怪的‘不成熟的’思想影响，决定一举摆脱自己十分困难的处境。他下决心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狠毒，吞噬别人的生命……‘她何必活在世上？’‘她对谁有好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年轻人思想混乱了。他决定杀死她，抢走她的钱，使生活在小县城里的母亲幸福；把他在地主家里做家庭教师的妹妹解救出来，使贪淫好色的地主不再对她存非分之想，因为地主的纠缠很可能使她遭到毁灭；完成自己的学业后出国，以后一辈子都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定不移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这一切自然也就能够为自己‘赎罪’，如果对待这个老太婆的行为可以算得上一桩罪行的话……尽管如此，要进行这类犯罪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稍一粗心大意就会露出马脚，被人抓住把柄……但他还是利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迅速而顺利地干了这件事。”
“他在凶杀活动之后到最终的悲惨结局，几乎有一个月平安无事。对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正在这时候才展开了犯罪的整个心理过程。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凶手的面前出现了，难以想象和出人意外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样做，哪怕是死在牢房里，因为他又能和人们交往；他在犯罪之后马上感受到的与人类隔绝和分离的感情使他万分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本性占了上风……罪犯决定以承受痛苦来赎自己的罪……此外，我的小说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
“……我想通过一个有文化的、新一代的人来表现这一点，使这一思想更为明显和具体。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证明，我的小说的情节根本不奇特。这是指凶手是一个有教养的和品行端正的青年人而言。有人告诉我，去年在莫斯科有一个大学生，因在莫斯科闹学潮而被大学开除，后来他决定抢劫邮局并杀死邮务人员。我们的报纸还披露了由于思想异常动荡而引起的可怕的案件的许多消息……总之，我相信，我的情节与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这部作品我没有匆忙行事，而且写得很有激情。我一定努力，哪怕只是为了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得更好些……”
卡特科夫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部极有分量的作品，会给他和他的刊物带来良好的收益。他接受了这部小说，并很快支付了300卢布。
10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弗兰格尔的邀请（弗兰格尔同时还寄来了一笔路费），坐船去了哥本哈根。他在朋友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后，于10月中旬回到了俄国。
那年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扑在《罪与罚》的创作上。可是，债主、疾病、孤独、贫困，仍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他这样写信给弟弟尼古拉：“近来，发病空前频繁，而且极其严重。工作进展缓慢，此外我还感冒了，家里乱七八糟。”他又这样对朋友弗兰格尔诉说：“长篇小说是艺术创作，进行创作时要求情绪稳定和富有想象。可是债主却总是折磨我，即以送我坐班房相威胁。至今我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还不知道今后能否解决，虽然其中许多人很明智，接受了我延期五年偿还的建议，但另一些债主我至今还没有办法对付。请您理解我有多么不安。这会破坏情绪和感情，而且常常一连几天……天哪，还有病痛。回国后不久，癫痫病发作得厉害，像是要补足在国外的三个月没有发病的次数似的。而现在痔疮已经折磨了我一个月……我变得神经质，容易冲动，性情变坏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整整一个冬天我谁也没有拜访过，谁也没有见过，也不知外面的情况……这样的状况会延续到长篇小说的完成为止如果我不被关进债务监狱的话……亲爱的朋友，你至少享有家庭幸福，我的命运与这人类伟大而唯一的幸福无缘。”
他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也谈到自己在创作《罪与罚》时的极为糟糕的处境：“我全部精力投入了这部小说，已经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我分文不名，告贷无门，难以维持写作期间的生活，便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已亡故的家兄一家要由我负担，他们一无所有，我要和他们分享最后一分钱。此外，我还承担着不容推卸的神圣义务。我实在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好意也因经常的借款而减退了，为了借一个卢布要奔波三天，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在精神上感到痛苦：我爱我现在的这篇作品，我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完全被它占有；可是我却经常中断写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而且在情绪很坏的时候……却必须首先写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这类作品是要求精神安定和一定的情绪的。”
这正是“苦役犯般的写作”！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理由这样说：“我相信，在我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学家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经常所处的那种条件下写作的，屠格涅夫只要想到那样的境况就会愁死的。”就是在这种“苦役犯般的写作”条件下，《罪与罚》初稿的主要部分完成了。但是，11月底，作家把已经写好并修改完毕的手稿付之一炬，因为如他对弗兰格尔所说的那样：“我自己不喜欢。新的形式、新的结构吸引了我，于是我又重新写起。我日以继夜地工作……”随着写作的进展，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经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也许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会“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小说中有些大胆和新颖的东西”。
从1866年1月起，《俄国导报》开始连载《罪与罚》，并陆续发表在刊物的第一、二、四、六、七、八、十一和十二期上。
那年夏天，《罪与罚》的创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为了保证小说的顺利完稿，也为了便于同正在分期刊出这部小说的《俄国导报》编辑部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莫斯科近郊柳泊林诺，他的妹妹薇拉一家住在那里。柳泊林诺离莫斯科仅五六里路，四周是大森林，西面还有一个大湖，是个幽静而舒适的处所。妹妹家是个大家庭，不仅家里孩子多，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也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近旁的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以便专心致志地工作。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柳泊林诺度过的两个月，工作自然是紧张的，但生活中也充满了欢乐。
与妹妹一家的相处使他深感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薇拉妹妹一家始终怀有特别深挚的爱，而与那些可爱的外甥、外甥女和其他的年轻人的交往，似乎使他忘记了种种烦恼，重新回到了青年时代。据外甥女玛丽娅？伊凡诺娃和当时正在那里度夏的大学生福赫特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年轻人相处时表现出了勃勃生气：
“虽然他已45岁，和青年们做伴却异常随和，各种消遣游戏与恶作剧，总是他兴头的……他始终服饰雅致，穿着浆过的衬衣，灰色的裤子，宽大的蓝色背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比如，他因胡子太稀而感到伤心。年幼的外甥们利用这一弱点，常常偏去嘲笑舅舅的‘胡子稀稀拉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窥察在场的某个人的弱点或可笑的地方，拿来逗乐，还拿笑话、信口胡诌的诗句去作弄他的受害者。年轻人勇敢地回击他，他们之间经常互相快乐地挖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喜爱青年，工作之余，所有的空闲时间他几乎完全交给青年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积极地参加这种游戏，而且在这方面很会出点子，翻新花样。他有一次甚至想出个主意：造一个类似露天剧场的戏台，让我们即兴演出……总之，他像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游戏，也可能他在创作他的伟大作品的繁重的思想和精神劳动之后，在游戏中得到休息与安慰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和待在伊凡诺夫家的青年们争论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争论什么更崇高：‘是靴子，还是普希金的作品。’他雄辩地捍卫了普希金诗歌的意义。”
在柳泊林诺，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经历了一场恋爱风波。那年夏天，在妹妹家里还住着薇拉年轻的妯娌叶莲娜。叶莲娜聪明善良，可婚姻却很不幸，她与丈夫互不相爱，而丈夫此时已病入膏肓。妹妹一家都在暗中撮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叶莲娜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叶连娜颇有好感，也主动追求过她。当两人一起在林中散步和泛舟湖上时，他曾明确地向叶莲娜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允许她自由选择的话，她是否愿意嫁给他？叶莲娜沉默了。她不愿意在丈夫没有去世前回答这个问题，虽然看得出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有感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半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侣。
当然，在柳泊林诺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遇到过不快和苦恼。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星期都要抽时间上莫斯科的《俄国导报》编辑部一次，可是回来时他往往闷闷不乐。原因是卡特科夫和编辑柳比莫夫几乎每次都对小说提出质疑，特别是对集中塑造索尼娅形象的那一章不满。在他们看来，一个妓女怎么能充当《福音书》的解释者和迷途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导师呢？他们的办刊方针不容许这样做。于是，编辑部不断要求修改，并坚决要求删掉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那段哲理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据理力争，可效果不大，因此他常常不得不对小说大动干戈。
7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友人米留科夫的信中痛心地写道：“关于这一章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写它的时候真正充满了感情，不过也许它很不好，但他们注意的不是艺术性，而是担心道德问题。在这方面我是正确的，那里根本没有违反道德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而他们却看到了别的，此外，他们看到了虚无主义的痕迹。柳比莫夫坚决提出必须修改。我答应了，根据花去的劳动和精力，这一大章的修改至少相当于我重写三章的工作量，但我修改后交出去了。可这是真正的不幸……柳比莫夫告诉我作了很多删节……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随着小说的进展而开始出现的这种与编辑部观点的对立，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同时写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表示：“现在我向您提出一个最大的要求：看在基督的分上，其他地方就请您维持原状吧……请爱护一下我这部可怜的作品吧！”经过努力，索尼娅形象还是基本上保存了下来，但编辑的删改对作品的基调无疑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试图通过对个人犯罪心理的分析来剖析当代的社会问题。当年《时代》杂志上还连载过研究法学的法国青年拉谢涅夫的犯罪材料，他因杀害一个老年妇女而入狱。拉谢涅夫在狱中申诉，认为自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财害命之徒，而是社会不公的抗议者和受难者，引导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氛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份材料加了前言，认为这份材料“所以比各种小说更能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揭露了人类心灵的那样一种阴暗的方面，即艺术不愿意接触，而如果接触也只是顺便以细节的形态出现的方面”。显然，引起作家兴趣的是材料中所反映的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犯罪心理。这份材料与作家后来写成的那份“犯罪行为的心理报告”《罪与罚》，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罪与罚》的主题是深刻的。凸显在小说前景的是人道主义作家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所作的愤怒申辩。在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实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荒淫无耻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满腔的激愤和巨大的同情将俄国可怕的社会贫困和穷人走投无路的状况无情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但是，小说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作者笔下，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他的人格的两面是如此的不可调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既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时他的性格又病态地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可以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创造了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两类，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动这个世界”，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甚至杀人犯罪；后者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通过犯罪来以测试一下，自己是否属于“不平凡的人”之列。
然而，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的内核，这种理论尽管也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无政府主义的抗议。它不仅不能使主人公获得梦寐以求的穷人的生存权，反而肯定了少数人奴役和掠夺他人的权利。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理论”的必然破产，指出了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实质。
作者还试图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强调，一个人如果无视传统和社会准则，那么就会导致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崩溃。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良心的惩罚。不过，作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始终停留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点上，并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主人公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作者为他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做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苦难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她却显得苍白。显然，“用宗教复活人”的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
《罪与罚》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显示了他的“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巨大才华。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主人公双重人格围绕着实践他的“理论”而展开的尖锐冲突，而这里由主人公双重人格构成的“心理对位体”结构中心对总体布局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犯罪前，前者渐占上风；犯罪后，两者呈紧张的相持状态；在残酷的现实和道德惩罚面前，主人公终于否定了自己的“理论”。“心理对位体”的几个发展阶段大体决定了小说的布局。由于作家着力于拓宽人物内在的心理结构，小说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在了从属的地位。就情节主线而言，马尔美拉多夫情节线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情节线曾经分别属于作者计划写的两部长篇小说。经过作家重新构思，《罪与罚》将两条情节线交融了。
尽管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小说的凶杀事件扣人心弦，可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附属部分。例如，小说一开始，作者立即将主人公双重人格的激烈冲突推向了前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整个身心都被得不到结论的心灵搏斗占据了，而不管是母亲的来信、军官和大学生的对话、毒打黑鬃马的噩梦，还是马尔美拉多夫悲愤的倾诉和贫民窟的凄惨景象，它们都只是作为主人公心灵冲突的催化剂和推动力出现的，它们既受制于“心理对位体”又在它的天平上直接或间接地添加砝码。杀害老太婆的情节是这种心灵冲突自然发展的结果。主人公“心理对位体”对整部小说的形象体系也起着制约作用。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多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渐趋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认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此外，这一“心理对位体”与小说中的哲学和伦理道德问题（如罪与罚、善与恶、强者与弱者等）的探索，与“无路可走”的苦难基调的形成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心灵对位体”结构中心的制约下，整部小说的各个艺术要素才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
《罪与罚》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作品主要情节的进程只用了12天时间。作者还十分注重场景的选择，在浓缩的时空中通过一组组场面把主人公的心理势态写足写透，而作者巧设的悬念又使场面的转换带有一定的内在的紧张性，如警长波尔菲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三次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力图通过内心动作丰富的场面组接来完整地显示人物心灵搏斗的历程。此外，作品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意识大大加强，这就使在一般小说中由作者叙述的客观现象更多地转入了主人公的视野，使通常的作者叙述成为了主人公的叙述和对话的内容，由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意识相对地变成了客体，而以往的客体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罪与罚》的问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罗曼？罗兰用生动的语言将它与同一时期发表的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较：“《战争与和平》像无边无际的生活和灵魂的海洋：你感觉到你自己变成了神灵在那浪涛的上空飞翔”，而“《罪与罚》则是孤独的灵魂的风暴，而你就像只海鸥，一个巨浪打来，浪花飞溅，就给卷走了”。虽然《罪与罚》的篇幅不能与他后期作品相比，但它已鲜明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特色，是其全部创作中最富社会历史内涵的和艺术上最为杰出的社会哲理小说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世界一流艺术家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