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青年诗人普列谢耶夫成了好朋友。这个性格温和甚至有些腼腆的年轻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有一颗爱好幻想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他那充满激情的、感情真挚的诗歌。“前进！朋友们，抛弃胆怯与怀疑，/无畏地去夺取丰功伟绩！/在高高的苍穹，我已望见/神圣的赎罪的霞光。”“为众人受苦，无休止地受苦，/只要能在痛苦中找到幸福。”读到这样的诗句，陀思妥耶夫斯基总会为之激动。两人经常一起散步，倾心交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自己的两部新作《脆弱的心》和《白夜》上，题上了“献给普列谢耶夫”的字样。
1846年春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列维尔哥哥家的前一天，他和普列谢耶夫像往常一样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迎面走来普列谢耶夫的一个熟人。那人身披斗篷，头戴宽边软帽，一脸大胡子，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上去约莫二十六七岁。他与普列谢耶夫打过招呼后，两人就热烈地交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个儿慢慢地往前走去，快到海军大街的拐角处时，那人突然赶了上来。
“我叫彼得拉舍夫斯基，”那人自我介绍道。
“很高兴认识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听朋友说起过这个名字，并知道关于他的不少奇闻逸事。譬如，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别出心裁，他的长头发、小胡髭和长胡须，他的西班牙式的短斗篷和四只角的大礼帽，都十分惹人注目。有一次他身穿女装，来到喀山大教堂，站在妇女中间，假装祈祷，可他那大胡子却未加掩盖，一个警官走到他的身边说：“阁下，您大概是男扮女装吧？”他随口答道：“我倒觉得您是女扮男装。”警官一时不知所措，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则趁机从人群中溜之大吉。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知道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社会活动家。他毕业于高等政法学校，当过外交部的翻译。他家里有许多外文的禁书，据说是他利用某机构让他清理被没收的侨民图书时得到的，他把这些书无保留地借给所有的朋友。他还钻了检查机关的空子，与人一起编出了一本名为《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实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他是一个坚定的傅立叶主义者，并在自己的农庄里试行着傅立叶的学说。不过，关于他脾气的古怪和思想的混杂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人这样评价他：“作为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当时的激进主义者，无神论者，共和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他天生是个卓越的宣传家的典型：他所喜爱的正是宣传鼓动工作，他竭力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这一工作。尽管他的宣传很不连贯，自相矛盾，他所宣传的却是一种反君主制思想、乃至革命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这样的颇有个性的社会活动家倒有几分兴趣，于是就与他攀谈了起来。交谈中，彼得拉舍夫斯基谈了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问及他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情况，并邀请他和普列谢耶夫一起有便时上他家去走走，每逢星期五他那儿总有聚会。
由于忙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再加上哥哥一家从列维尔搬来了彼得堡，有些事他得帮着料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把彼得拉舍夫斯基邀请之事淡忘了，他没有去参加那个周五聚会。许多天过去了，已到了1847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遇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此后不久的一个周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谢耶夫一起走进了位于博克罗夫广场附近的那幢年久失修的小木屋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
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总有二十来人，大都是些年轻人，更准确地说是当时彼得堡的一群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来的人职业各不相同，有的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谈话的内容更是无所不及。“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人们就当时的重大事件、政府法令以及各个知识领域内的最新文献各抒己见，展开讨论，传播本市新闻，毫无拘束地大声议论各种问题。有时还请某位专家来讲课。”所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只是偶尔上那儿走走，后来去得越来越勤了，“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可以遇到许多好人，这样的人在其他朋友处是不常有的。至于他那儿有许多人聚会嘛，那是因为他那里的气氛亲切、自由，而且他总是愿意提供晚饭。最后，在他那儿可以自由主义一番，我们这些凡人，谁不喜欢搞点自由主义，尤其在一杯酒下肚之后”。许多参加者大概也抱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看法。如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回忆说：“我们朋友圈子里的所有的人，自然并没有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看做是什么了不起的重要人物，不过每逢星期五都去拜访他，每次都在他那里看到一些新的人而已……星期五的晚间集会，往往进行活跃的谈话，尤其是青年作家纷纷倾吐自己的积愫，抱怨当时沉重地制约着文学工作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除此之外，还有文学作品的朗读，各种各样学术问题和文学问题的介绍，这种介绍带有当时正式出版物中所不容许存在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色彩。”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那里除了可以会会朋友和松弛一下因日夜创作而绷得过紧的神经外，还可以有真正的精神交往和听到许多他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时的集会中，“议论罗伯特？欧文的新拉狄克和卡贝的伊加利亚，特别是议论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普鲁东的累进税收理论，往往占去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有些人还分别作了专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有傅立叶的学说、法朗吉中的家庭幸福、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看宗教、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学说并不陌生。他和小组里的许多人一样，看过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和卡贝等人的没有经过任何删节的原著，并热烈地赞成这些著作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其中所表达的消灭人剥削人的思想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当时曾表示：“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经济理论。我喜欢研究政治经济问题。”他还认为：“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傅立叶是在博爱精神的感召下制定自己的体系的，他的体系以其严谨完备而令人叹服。这种体系不是以愤激的攻讦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对人类的博爱去鼓舞人。这种体系没有憎恨。傅立叶主义不诉诸政治改革，它只主张实行经济改革。”
晚年，他在谈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时候又这样描述道：“‘怪物’和‘骗子’在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是一个也没有的……我们受到了当时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的感染，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当时在欧洲还不存在……我们在彼得堡十分欣赏这些新思想，认为它是极为神圣和崇高的，而且更认为它是全人类的，是人类无可例外的、未来的法则。我们早在1848年巴黎革命之前便完全处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了。早在1846年，我就从别林斯基那里知道了这种未来‘新世界’的全部情况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圣洁性。现代社会基础（基督教）本身的不道德，宗教和家庭的不道德，私有制的不道德等等信念，为了世界大同而消灭民族，蔑视祖国，因为它是共同发展中的阻力，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思想――这一切都是我们当时所无法反对的，相反它们以某种忘我精神的名义占有了我们的心和头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聚会时曾就农奴制度的罪恶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讲话，事实上他本人早在1844年就放弃了父亲遗产中对土地和农民的继承权，但他不同意用暴力手段推翻农奴制度，认为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真正解放农民。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办的所谓“理想国”也表示怀疑：“伊加利亚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他在聚会时作过几次专题演讲。在关于文学问题的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除纯艺术倾向外，文学不需要任何倾向性”，因为“倘若把倾向性强加在作家身上，那就会妨碍他的自由，况且有了倾向性以后，作家势必要进行谩骂，发泄私愤，从而使艺术性荡然无存”。不过，当时小组中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多。另一次演讲谈的是风靡一时的论述极端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表明了自己对该书的看法。
这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完成了多部小说新作。它们是：《别人的妻子（街头一幕）》（《祖国纪事》1848年第1期）、《脆弱的心》（《祖国纪事》1848年第2期）、《波尔宗科夫》（收入《插图本作品选》）、《一个饱经沧桑的人的故事（摘自陌生人笔记）Ⅰ，退伍者；Ⅱ，诚实的小偷》（《祖国纪事》1848年第4期）、《圣诞树和婚礼》（《祖国纪事》1848年第9期）、《白夜》和《爱吃醋的丈夫罕见的新闻》（《祖国纪事》1848年第12期）、《涅托奇卡？涅兹瓦洛娃》第一部分（《祖国纪事》1849年第1和第2期）。
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中篇《白夜》和未完成的长篇《涅托奇卡？涅兹瓦洛娃》。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幻想家”。他们虽然也是小人物，但就其精神发展的水平而言，已远远高出于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这是一些善于作深沉的思考和过着紧张的精神生活的人物，他们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一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其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都高于一般地反映小人物不幸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这些“幻想家”形象，显然与后来他在那些规模更大、内容更深刻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有着内在联系。
《白夜》的主人公是彼得堡的穷知识分子，性格孤僻，过着双重生活，这种生活是“十足的大杂烩，既有某种纯粹的梦幻，热烈的空想，又有……平淡无奇的东西，且不说是庸俗透顶的东西”。作为一个小公务员，他只能住在贫民窟里，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精神上也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现实生活确实是死气沉沉，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可是，他又“拥有自己不寻常的丰富的生活”，并以此来抗议现实生活的庸俗。在他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角落里，他的想象在燃烧。那里有他和大作家霍夫曼的友谊，有攻克喀山城的英雄业绩，有骑士式的爱情……幻想世界的奇妙使他沉醉，可是一旦清醒时，他又为自己的软弱和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与娜斯晶卡的相遇，使幻想家感受到了生活中美妙的一面，并使他重新审视生活和认识自我。
《涅托奇卡？涅兹瓦洛娃》虽然没有完成，但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作品构思宏大，涉及的生活面较广。小说以女主人公涅托奇卡笔记的形式写成，并以此描绘了她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涅托奇卡出身于平民家庭，从小屡遭不幸，成了孤儿。后来虽被公爵收养，但在精神上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她过早地成熟了，贫困和屈辱的生活使她喜欢“纵情幻想”，“满足于这个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诱惑，只有欢乐。”幻想家后来还是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小说中的悲剧冲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幻想家”形象的各种变体，而且力图对这一现象给予客观的解释。他认为，“幻想家”的出现是因为社会中存在那种“渴望事业，但又软弱、温顺、纤弱的人”。社会没能给他们提供发挥他们才能的场所，“我们俄罗斯人，有多少人能够满怀热爱地、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呢……有多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呢？”于是，这种软弱的性格中“就逐渐产生出一种叫做幻想的东西；一个人变得不像人了，变成一种中性的古怪生物幻想家”。“现实生活使幻想家的心中产生难以忍受的、敌意的印象，于是空想家急于躲到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贵角落里去，但实际上这角落往往是被尘土覆盖，邋里邋遢，杂乱无章，龌里龌龊。逐渐地，我们的倒霉蛋开始与大众的利益格格不入，在他身上，过现实生活的本领开始一点一点地、不知不觉地衰退。他当然开始感觉到，他通过随心所欲的空想所获得的乐趣，要比真实生活更加完美，更加丰富，更加可爱。”作家对“幻想家”的不幸给予真诚的同情，但显然不赞成他们脱离现实、沉缅幻想的处事态度。这些评价与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思想情绪不无关系。
1848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谢耶夫试图在小组内单独成立一个纯艺术的团体。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响应，艺术家小组很快就成立了起来。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的革命家施彼希涅夫却不赞成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在他的干预下，政治态度激进的杜罗夫开始在艺术家小组中起主导作用。而杜罗夫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是施彼希涅夫。另一些具有强烈的革命情绪的人（如菲利波夫、戈洛温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也参加了这个团体。杜罗夫小组很快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最具反政府色彩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那位“走在平民化道路上的贵族”施彼希涅夫。施彼希涅夫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同学，他也曾信奉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但后来又摒弃了它。在侨居法国的几年里，他悉心研究了历史上秘密团体的活动，并准备在俄国实行。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他目光敏锐，才华过人；而作为一个英俊男子，他又不时有一些风流韵事。因此，他到处博得人们的好感、尊敬，乃至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罗夫也有“特殊的好感”，“称他是异常聪明的人，有信仰”。对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来说，革命只是目的，他喜欢宣传者的活动；而对于杜罗夫来说，革命是一种手段，是摧毁现存制度的手段。这些人（包括杜罗夫小组中的菲利波夫、戈洛温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想写一部“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长篇小说”，上述名字中有好几位出现在他的写作提纲上。作品虽然没有写成，但是在他后来写就的小说《群魔》中塑造的艺术形象身上，不难发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某些成员的影子。
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施彼希涅夫的关系日渐密切，他甚至把施彼希涅夫称为“我的靡非斯特”。受施彼希涅夫和杜罗夫小组中激进的成员的影响，也受席卷欧洲的政治风暴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虽然仍主张对社会采取改良的办法，但他实际上同意并参与了为政变作准备的建立秘密印刷所的工作。诗人迈科夫（已去世的评论家迈科夫的哥哥，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朋友）清楚地记得发生在1849年春天的一件往事：
“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找我，他显得很激动，说是有事找我商量。”
‘您当然知道，’他说，‘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办不了大事，也拿不出任何主意和见解。所以他那个小组里有几个郑重的人决定退出，另外成立一个秘密团体，搞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各种书籍，还打算出一份期刊。我们现在一共有七个人，如果加上您，就是八个了。您想加入我们的团体吗？’
‘宗旨是什么？’
‘宗旨当然是在俄国发动政变。我们已经有一台印刷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我不加入你们的团体，也劝您别加入。我们是诗人，艺术家，完全不是实践家。难道我们这种人会成为革命家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穿着敞着领口的红色睡衣坐在那里，犹如临死前的苏格拉底坐在朋友们面前。他开始热烈地长时间地对我进行宣传，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事业的神圣性，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拯救祖国。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都筋疲力尽，便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清早，陀思妥耶夫斯基问我：
‘怎么样，想好了吗？’
‘仍和昨天一样。我醒得比您早，我反复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不参加。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您最好离开他们，远远地躲起来。’
‘嗯，这是我的事，您不用管。不过，您要记住：昨天所谈到的一切，只有七个人知道，您是第八个，绝不能让第九个人知道！’
‘这就请您放心好啦！我保证绝不对任何人讲！’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带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1849年4月初，傅立叶诞辰纪念日，十来位小组成员特意举行了一次庆贺会。会场上庄重地摆着不久前从巴黎订购来的傅立叶的半身塑象。会上不少人发言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并要求更广泛地传播社会主义的学说。4月15日，周五聚会，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封信的手抄本是普列谢耶夫从莫斯科给他寄来的，他几天前刚刚收到，已经在杜罗夫家的小型聚会上读过。别林斯基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俄国革命的三项最低纲领：“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执行现有的法律。”这封信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认的政治纲领。信的内容引起了在座的所有的人极大的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时，大家都显得很激动，不时发出热烈的赞叹声。在一周后的聚会上，又讨论了文学的当前任务，强调要用先进思想教育读者，并商量了出版定期刊物的方案，拟定了行动纲领。
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沙皇政府早已虎视眈眈。经过密探长达一年多时间的监视，沙皇尼古拉一世在4月22日发文通知“第三厅”特务首脑奥尔洛夫将军：“案情至关重要，即使他们说的全是废话，也是罪大恶极和不能容许的……可以开始逮捕，但务必谨慎行事，因为此案涉及人数极广，切勿走漏风声，放过要犯。”奥尔洛夫随即下达了给彼得堡宪兵队头目的秘密指令，其中有一条为：“奉上谕，兹命阁下于明晨4时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师和文学家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该犯居住在小海军街和沃兹涅先斯克大街交叉路口席里楼第三层勃列麦尔公寓。应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文件和书籍，将该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并解到御前第三厅归案。应仔细搜查，勿使任何东西有所遗漏。”就在小组活动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沙皇政府伸出了它的魔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