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了，像新的墙漆覆盖旧的墙漆；一批风云人物融入历史了，又一批风云人物也融入历史了，像挂在墙上的相框换了又换。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沐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一千年以前的蜜蜂构筑的巢绝不比今天的蜂巢差劲儿多少。一千年以后的蜜蜂大概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蜜蜂世界竟是那么一个恒久有序的世界。细想一想，真替我们人类沮丧，几万年来人类在追求着自身的理想王国，可至今人类世界依然乱糟糟的。
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
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
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
“名利”二字，在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
“文革”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一个处在大转折关头的时代，无论是进步式地转折，还是后退式地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所以惨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哪一代人哪几代人的命运被作为代价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身承受，别无他法。
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然而，“哲”倒是“哲”了，却少了“理”；“哲”而不“理”……
无论广告怎样怂恿和诱惑，普遍的他们（返城知青），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费赊贷消费的，仿佛视此等消费方式是诓人自杀的陷阱。
收入决定个人喜忧，金钱决定家庭祥愁，经济决定国家强弱，所谓“硬道理”，盖硬于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某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第四点，极端地自我崇拜……
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男人们的文化投女人所好的结果。
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试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而且，连写了几千年的汉字也写不好了。
在时代与人的互应关系中，时代与人各得其所。时代以它宽容的姿态获得了它本身的丰富多彩和积极豁达，而人以胸中有数的自控尺度获得到了张扬天性的权利和益处。
时代不但变得明智，而且反省力强了。
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兽的关系来比。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应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