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
熊育群
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长篇小说《连尔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西藏的感动》《路上的祖先》等二十部。作品在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埃及等国翻译出版。
钟声浩荡
很长时间里，我都难以把赤坎琢磨透。她小，小得不经意间常遭人忽略。赤坎就像路途上不断出现的那些乡镇一样，无非是岭南充满五邑之地风味的一个小镇，这些圩镇大都留不下什么印象。但赤坎却不一样，她并不寻常，她的身上能够读到世界风云，甚至是人间传奇。
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赤坎前两百年很平静，后面的一百多年，风云骤起，赤坎就像登上了戏台，戏剧一幕幕上演，一幕谢了一幕又来，新奇的事情总在发生着。无论生活在小镇的人，还是异乡过客，突然就找不到真实感了。
赤坎巨大变化的缘由，光从人文风土上去找，恐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得抬起头来，把目光掠过眼前的丘陵和平川，看到海洋，看到海洋深处的世界——这似乎有点难为人了。但这风潮正从远方涌入，弥漫于原野的八面来风——刮过了万里之遥的海洋。
如果你从船上来，在潭江登岸，走过江岸的堤西路、堤东路，你眼里看到了一字排开的骑楼：砖石水泥的楼房，高高的立柱，沿街的走廊，简洁或讲究的券拱，巴洛克风格卷纹的山墙。既有扑面的南洋建筑风味，更有欧陆风情的横移，而地方风土味在这仿造中亦顽强呈现，活脱脱一个岭南乡土版的欧陆小镇。如果你是一个内陆人，你一定会迷惑：这还是中国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赤坎就是这副模样，迎接着四方宾朋。
站在堤东路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你会恍然置身于葡萄牙的街道。而从堤西路走近关族图书馆，进入欧式院门，你就像步入了罗马庭院。这是赤坎最醒目的两栋建筑，它们在潭江岸边拔地而起，门前南洋杉与它一比高下似的，高擎如臂。波光粼粼的倒影中，小镇有些恍惚，时空仿佛是另一片大陆的，是南欧还是北美？
赤坎之外，开平的土地上，充满异国情调的碉楼正在阡陌间纷纷耸立，一场乡村造楼运动开始了。二十世纪初，人们都在努力用遥远国度的建筑样式筑成自己的美庐。短短二三十年间，开平就变成了一个万国建筑博览场。几十年后，这些被称作碉楼的建筑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些建筑中，图书馆是另类的，它象征了乡村文化的觉醒，乡村宗族文化极少有像赤坎关氏、司徒氏这样，把读书摆到核心地位，当作宗族的荣耀。正是这两座图书馆，昭示了两大宗族人才辈出的未来。
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关族图书馆可谓建筑的精品。前者气势夺人，雍容、典雅，轩昂却不傲慢，散发着葡萄牙建筑风味。三层的楼高，正中一座钟楼，上两层贯通的葡萄牙式立柱，借钟楼的气势，生发出一种飞升的姿态。下面一层，建筑立面接应其上的动态，六条立柱四条延伸而下，另外两条与窗户两边红砖垒砌的窗柱呼应着。设计既有变化，又保持整体的气势。
同样的手法用在顶层古罗马券拱与底层三角形窗楣上，在呼应与变化中达成了丰富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上两层与一层，走廊与实体墙，开放与封闭，本难协调的立面，以底层打开的高大门窗来呼应，获得了稳重感，又避免了立柱一贯到底的单调。
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不算高，却有高耸巍峨之感。最能体现情调的钟楼，大钟来自美国波士顿，拜占庭式的穹顶，高高立于屋顶，半圆的券拱，圆的时钟，如同画龙点睛，气韵神态毕现。
关族图书馆则稍晚修建，它是标准的欧洲建筑，门是营造的重点。正门两边各立一根粗壮的科林斯柱、半根方形柱，方柱似嵌入墙体。半圆形的拱门，顶起拱门的柱头是向上升起如花瓣的雕饰，繁简对比中它是繁，点缀精准恰似点睛之笔。
三层的楼房，四根方柱从底到顶，柱顶一个涡券和璎珞组成的雕饰，有柱头装饰的味道。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柱头常用的造型。楼顶正中三角形门楣中，卷草纹的图案充满巴洛克风情。屋顶的钟楼，大钟来自德国，谁也想不到它走了九十年，直到今天依然咔嚓咔嚓响着，精密的齿轮与钟摆嗒嗒而动，推动指针转动，向着小镇准确地报时。关族图书馆建筑之精美不输于欧美本土建筑，甚至直追圆明园建筑的水准。
司徒氏图书馆由旅居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的司徒氏人捐建，广州市永和建筑公司承建，1925年建成。关族图书馆也是旅居美加的关氏后人捐款修建，承建商是旅港关族建筑商关穆的远利建筑公司，1929年落成。它们是两个家族颉颃互竞的产物，却成了两个家族的标志物。洪亮的钟声每天每时从各自的钟楼响起，数十年如一日，昭示着两大家族的光荣与使命。
沿着潭江，一栋栋异国风味的建筑成排连片地建起来了，它们以骑楼相通，采用方柱、外挑阳台、直线条的门窗，也有采用罗马柱、券拱的，阳台各有不同，墙面装饰有浮雕、窗洞、线脚。变化最大的在顶层与女儿墙的处理上，顶层罗马柱和券拱很多，女儿墙造型大都为欧式与中式混合，有的采用传统“金”字形瓦顶，有的山花之顶用扇贝饰件，底层还有做成伊斯兰建筑尖拱门的，有的把罗马柱和券拱贯通到了二楼。在这里，你既可领略西方巴洛克、洛可可遗风，也可以品鉴岭南风情、吉祥纹饰和中国古典卷草图案的坚守。
这些把坡屋顶、锅耳山墙等本土民居风格抛开的建筑，占据着潭江两岸，骑楼数量多达六百栋，宽度相加长度超过了三千米！大大的玻璃窗门不再是封闭的生活空间，生活也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方式。司徒氏、关氏两族人走进了图书馆，除了读中文书籍，还开办了英语培训班。两族人又在下埠鱼筍庙合建了开平中学。从此，弦歌之声不绝，民智广为开化，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为他们打开。
家族圩集
赤坎原属新会，是各县交界之地，从前盗贼横行，匪患严重，是“四不管”地带。清顺治六年，朝廷设开平县，取开太平之意。赤坎曾做过开平县治。
开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潭江由西往东流过开平全境，形成潭江冲积平原。赤坎地处潭江上游，形如海棠叶，西南有百足山，东南有三圭山，四周支流水系围绕，米岗冲、滘口冲、镇海等形成河网，于是得舟楫便利，从木帆船到“蓝烟囱”电轮船，赤坎人乘船可直通港澳。中华东路海颈码头便是赤坎人当年出门远行的起点。
赤坎方圆几十平方公里，人口数万，村落平畴相望。赤坎镇区三平方公里，两大家族在此开埠兴市——上埠为关氏族人地盘，下埠是司徒氏族人领地。
据《驼驸关氏族谱》记载，关族原籍福建建宁县，入粤始祖为关景器，北宋开宝年间，他于太子东宫左春坊学士位上，因“以言事奏封失序”而贬职冈州，冈州即新会。任职五年辞官归田，定居新会县如今的司前镇。
北宋中后期，其六世孙关兴义从新会迁至赤坎驼驸冈大梧村。明代隆庆年间关氏成为当地望族。民国《开平县志》有云：“有乡驼冈，庙水之旁，陇西关氏，族巨且彰。”
司徒氏迁自汴京，入粤始祖司徒宣翁随宋室南迁，由安徽、江西入粤，翻大庾岭、珠玑巷，先居广州，后定居新会水东石坑村。其七世孙司徒新唐元代后期迁至赤坎滘堤洲。
关氏、司徒氏先人初来赤坎，这里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野地。他们同居一岛南北两边。司徒氏在清代顺治年间于东端潭江边开设集市，逢农历三、八日赶集。康熙十二年，关氏家族也在驼驸横头岭设立交易地，逢农历二、七日开圩。不久，赤坎设驿所，司徒氏集市越做越红火，于是，关氏家族把圩集也搬到了潭江边，一东一西，两族集市相距不过五百米。关氏的圩集也由农历二、七日开圩改成司徒氏的农历三、八日。
关氏家族的集市以买卖耕牛为主，兼做鱼苗生意。司徒氏家族则以生猪交易为主。两家还做三鸟、甘蔗和农副产品生意，随后发展出粮食加工、食品加工销售。每逢圩日，前一天晚上，长堤沿岸停满了运猪船，镇上大小旅馆住满了操各地方言的牛贩子。到了圩日，满街是人，走路都困难。
于是，关氏家族在西边建起了丛兴街、西隆街和东兴街，人称上埠；司徒氏家族在东边建起了拱北街、长兴街和联心街，人称下埠。随着圩镇规模越来越大，东西两个圩镇慢慢延伸，相互靠拢，空地没有了。两个家族开始争夺地盘，几次险些发生械斗，每次都是官府出面调解，才将事态平息。最后，一条塘底街成了界街，塘底街以东归属司徒氏，塘底街以西为关氏地盘。
赤坎兴盛，至此只不过与中国沿海普通的圩镇一样，它真正的巨变与一场大灾难有关。
小镇之“囻”
平静的生活出现了不祥的预兆。从遥远的大海上驶来了大船，在上下川岛海域游弋。有的渔民突然失踪了。亲人们痛哭不已，以为是被海盗害了。又有一些村庄的青壮年被人掳了去。这时，人们才醒悟，这一切不是海盗所为，他们是被“猪仔头”和土匪当奴隶赎卖到遥远的美洲大陆去了。
一条只容得三百人的三桅帆船，塞进了六百人。船舱内黑暗一片，空气中腥臭味弥漫。有闷死的，有病死的，还有自杀的，他们被不断地从船舱内抬出来扔进大海。昼夜航行在似乎永无尽头的太平洋上，七千海里的航程，数月漂浮，船板上饭和咸虾酱都长出了虫子。抵达美洲大陆时，船舱内的人胡子长有几寸，眼睛深陷发黑，见人犹如隔世。他们中有近半的人已经葬身鱼腹。
这些男人，被运到美国、秘鲁、古巴、加拿大等国。巴西的茶工、秘鲁和圭亚那的鸟粪工、古巴的蔗工、美国的筑路工和淘金工、哥伦比亚的矿工、巴拿马的运河开挖工、加拿大的筑路工……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1848年、1851年和1858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发现金矿，随后美加两国开始修建连接东西部的铁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1851年维也纳会议提议废除“黑奴买卖”，黑人劳工减少，中国人便成了最廉价的替补。“契约华工”（即“猪仔”）名是自由身，因雇佣者无须顾及其衣食与生死，比作为资本家庄园主私有财产的黑奴命运更为悲惨，他们死不足惜，在工头皮鞭下，一天劳动十四到二十小时，报酬却极低。有的地方针对华工订有“十杀令”“二十杀令”。秘鲁一地，四千华工开采鸟粪，十年之后，生存下来的仅一百人。他们死于毒打、疾病、自杀、掉落粪坑……巴拿马运河开掘，又不知有多少华工丧命。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古巴的蔗林、檀香山的种植园等处，都埋下了华工的白骨。
深重的苦难，源头无疑来自那场影响东西方格局的战争——鸦片战争。国家的衰败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
当年的开平，人口快速增长，“地不足以容人”，粮食供不应求。加之土客械斗，战乱频仍，死伤、外逃者无数。美国、加拿大的矿主和铁路公司委托华侨回国招工，有的人为了家族、家庭的生存，为求得一条生路，不惜离乡背井，从香港、澳门出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淘金”。有的新婚数日即与新娘离别，白发苍苍才回来团聚；有的甚至一去不回。开平有领“螟蛉子”的风气，“螟蛉子”即空房独守的女人所领养的子女。开平超过一半的人跑去海外谋生，赤坎司徒氏、关氏族人自然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三十多年间，美洲的华工达五十万人，仅美国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其时赤坎去海外的人数有四万六千一百万人，去港澳的人数有二万五千人。
司徒乔是著名油画家，他是赤坎镇塘边村人。1950年他从美国搭乘威尔逊邮船回国，船上他遇到了李东号、汤心海、郑进禄三位华工，从他们身上，司徒乔知道了一个人间惨剧。他为三位老人画了一幅速写，在画上写下了他们的遭遇：“四邑农民六百人于一八九七年被美帝资本家骗至檀香山高威岛垦荒。在汽船枪手的警戒下被逼与外界完全隔绝。五十三年中备受严酷之压榨，至一九五〇年已死亡殆尽，只余李东号、汤心海、郑进禄等九人，血枯力尽，耳聋眼瞎，始被中华公会遣送回国……”
这段华侨痛史也被司徒美堂写进了《我痛恨美帝》一书中。司徒美堂也是赤坎人。这六百人就是被“猪仔头”骗去的。他们在高威岛种甘蔗、稻谷。九位华工是夏威夷中华公会给每人募了一张船票和四十八美金，才踏上了归国之途。
华侨在饱受歧视与欺凌的同时，也目睹了西方先进的文明。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社会变化巨大。华侨中有人站稳了脚跟，赚了一些钱，他们首先想到让亲人过上好日子，其次想到自己没有文化，才吃尽了苦头，因此家乡要发展教育。
华侨回乡，叶落归根，有人模仿西方建筑砌房，有人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乡，成功者衣锦还乡的冲动与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混合着，带动开平生活风尚的变化。于是，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碉楼、骑楼大量出现，赤坎街道一栋栋楼房比肩而起，俨然广州十三行的缩影。
堤西路、堤东路变成了商业一条街，米饼铺、米店、金铺、烧鹅店、洋布洋服店、杂货店、副食店、酒店、笔庄、染布店、茶楼、书局、电影院等纷纷开张。在中华西路、中华东路、塘底街、河南路、圩地街、牛圩路，铁铺、藤器店、钟表修理店、油漆店、木屐店、木材店、石材店、洗衣馆、当铺、妓院、中西医诊所、医馆、药材铺、邮政局、侨批局相继营业。
商埠慢慢形成专业化分工，从建材、纺织、粮油、牲畜等各行业，到各商会成立，一座具有浓郁欧洲风味的小城出现了。
小城是一座罕有的家族之城，由两大家族竞争与合作得来，两大家族主导着宗族传统文化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充满着血缘的气息，也充满了血缘的力量。
赤坎镇突变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1901年镇里出现了中西医诊所；1902年出现了邮局；1908年成立了商会；1914年有了西医产科诊所，并形成了“医生街”；1914年小火轮开始航行于赤坎与外埠；1923年第一家金银专营店汇通银号开张；1924年百赤茅公路建成通车，美国福特牌公共汽车开行在乡间公路上；1924年“发明”电灯公司成立；1926年百赤茅公路公司开通电话；1925年、1929年司徒氏图书馆、关族图书馆相继建成；1926年全镇统一进行规划；1933年第一家电影院东升影画院落成；1936年两族合力兴建开平第一县立中学……
赤坎汇聚起人才，仅“医生街”医馆里的高学历医学人才就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司徒梓居，广东光华医学院毕业的关梓权、关公度，广东医学院毕业的司徒珙，上海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张景辉，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的余锡洪，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余严等。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电讯工程系的司徒植楠在镇里开办了“美孚”汽油贸易公司，还与美商合营，在赤坎镇东堤开设了夏巴洋行，经营福特长途汽车及零配件。
小镇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新奇了，男人流行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穿进口牛皮鞋。最时尚的是抽雪茄、喝咖啡、饮洋酒、吃牛排、看电影，出门骑自行车、摩托车。女人则喜欢穿“玻璃丝袜”，喷法国香水，抹“旁氏”面霜，涂英国口红。在造型各异的骑楼、碉楼里，人们开始使用暖水瓶、座钟、留声机、收音机、柯达相机、三支枪牌单车、风扇、打印机、浴缸、抽水马桶、抽水机……
赤坎人不再节俭，日渐奢侈，好浮夸、斗富，贪慕虚荣。“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物品，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自支矣。”（见民国时期《开平县志》）
“衣服重番装，饮食重西餐”成为时尚的同时，连说话也混入了英语，外来词汇这一时期纷纷进入开平方言，男女老少自觉不自觉，见面叫“哈罗”，分手说“拜拜”，称球为“波”，饼干叫“克力架”，奶油叫“忌廉”，夹克叫“机恤”，杂货店叫“士多”，对不起叫“疏哩”，好球叫“古波”，球衣叫“波恤”，冰棍叫“雪批”，奶糖叫“拖肥”，蛋糕叫“戟”，沙发叫“梳化”，护照叫“趴士钵”，帽子叫“喼”，商标叫“麦头”，面子叫“飞士”……
生活方式变化了，赤坎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婚姻讲自由，拜跪改鞠躬”，西方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民众中传播，很多家庭竖起了旗杆，重大节日挂出了国旗，他们不用“國”，而用一个独创的“囻”，意思是以民为主、以民为中心的国家。西方民主原则与公司股份制管理方式进入家族事务管理，多种自治性民间组织成立了，实行股份制管理。乡规民约被章程取代，章程成了处理事情的依据，譬如宅基地分配、转卖，建筑物高低、排水系统铺设、厕所位置、垃圾处理等等，村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追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久远的骄傲
关族与司徒族当年兴建的家族图书馆，至今仍是赤坎标志性建筑。他们不约而同选择图书馆作为显示家族实力与地位的象征，如此耗费巨资，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另一个标致性建筑便是红楼，它是关族与司徒族共建的开平中学。崇文重教本就是两大家族的传统，咸丰七年他们就集资兴建了康乐书院，建立开平中学前就已经开办了二十所小学，各种书局更多，如良友书局、越华书局、大陆书局等，高峰时期开了十三家。读书慢慢成为赤坎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事情。
关族图书馆、司徒氏图书馆表达的正是两大家族对文化的深刻体认，它们昭示着族人的希冀。谁也想不到，这样做的结果带给后人如此多的意外惊喜，带给家族更加久远的骄傲，也给小城带来了生机。用人才辈出这个词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作为，小镇出现的人才都是国家级的栋梁之材！
譬如科教人才，来自赤坎西头嘴塘基头村的司徒璧如，他在旧金山与冯如一起研制飞机，制成了第一架在中国人手中诞生的飞机。来自赤水镇沙洲回龙村的司徒梦岩，作为中国人首次设计和制造了万吨巨轮，他还是我国第一位小提琴制造家。来自赤坎深塘村的司徒赞，在印尼创办华侨学校，成为著名的华侨教育家。来自赤坎联塘的司徒惠，曾任多届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而司徒辉成了香港船王。
艺术人才更是群星灿烂，闪耀在南中国的上空。来自赤坎中股乡桂郁里的司徒奇，是一位国画大师，他受岭南画派鼻祖高剑父之邀，加入春睡画院，与关山月、黎雄才并称“春睡三友”。来自赤坎塘边村的司徒乔，是著名的油画家，创作了取材于同名抗战街头剧的名作《放下你的鞭子》。画面捕捉人物瞬间表情，表现人物内心强烈情感，纷乱的道具、地上的皮鞭和强烈的色彩，让内心冲突达至高潮。人物刻画之深，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不多见。他还最早进入新疆写生，创作了《套马图》《巩哈饮马图》等大批表现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的油画。著名雕塑家司徒兆光，来自赤坎永坚新村东闸村。早年留学苏联，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第四套人民币一百元券四大伟人头像就是由他创作的。毛主席纪念堂、郭沫若故居、宋庆龄故居、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裴多菲故居博物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都有他创作的铜像。赤坎两堡塘美村的关金鳌，曾留学美法，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
沙飞（司徒传）是赤坎中股乡书楼村人，他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曾任晋察冀画报社社长。他拍摄过鲁迅最传神的照片，抗战期间，他用相机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八路军古长城战斗、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白求恩抢救伤员……此外，飞行教官关荣是中国空中摄影骨干。来自赤坎灵源乡樟村岭美新村的关光宗，摄影同样成就不凡。
赤坎人在中国电影事业上也做出了了不起的功绩。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关文清，赤坎大梧村朝阳里人。他留学美国主攻编导，回国先是拍摄纪录片，后开创拍摄粤语片先河，他编导过《边防血泪》《公敌》等五十多部影片。司徒慧敏开创中国有声电影先河，他是赤坎永坚乡新楼村人，左翼艺术家同盟成员，曾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关德兴，赤坎莲塘村人，著名粤剧武生，香港武打片创始人之一，创作《黄飞鸿传》并编成七十七部《黄飞鸿》系列电影，影响巨大。
而表演艺术赤坎也同样不乏人才。著名音乐指挥家、作曲家司徒汉，曾任上海乐团团长兼指挥，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担任过《黄河大合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指挥，他是赤坎联向西村人。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赤坎北炎东兴里人，任过广州乐团、广东歌舞剧院乐队首席，曾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来自赤坎护龙永安里的邓韵，曾任广州歌剧学会名誉会长，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第一个签约的中国歌唱家，1994年获得美国纽约“杰出妇女明星奖”。还有赤坎广安里的胡均，他是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当然，赤坎最有影响的人物还是司徒美堂，在赤坎中股牛路里他的故居前，立有司徒美堂的塑像。清代砖木结构的平屋，门前蓝色门牌写着：牛路里第四巷六号。青砖山墙，白色雕像，毛泽东、廖承志、何香凝的题词就刻在塑像基座上。毛泽东的题词是“爱国旗帜、华侨楷模”。
司徒美堂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六岁丧父，十四岁借钱买了一张船票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在旧金山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他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有一天，他把一个跑到华人商店滋事的白人流氓打死，被捕入狱险些被判死刑，从此名声大振。
他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创立了洪门安良堂。富兰克林任美国总统前做过他的法律顾问。他把孙中山请到家中居住了五个月，亲任其厨师和护卫。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急需十五万美元救急，司徒美堂不惜以北美四所致公堂大厦作典押，帮助筹足了款项。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又是司徒美堂提供旅费。他组织领导了美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为淞沪会战筹款，为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其爱国赤子之心，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尊敬。受毛泽东主席亲邀，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华侨民主人士致辞。他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异乡来的人
赤坎与大千世界的联系，一方面是赤坎人走向世界，带回八面来风；另一方面，外面的人也走进小镇，给赤坎带来故事与传奇。
亚历克西斯·赖特走到了赤坎，就像一个小说里的情节：一个中国人背井离乡，去到了遥远的世界，不知道什么缘由，他再也没有回来，多少年后，他的后人来寻找他出生的地方。这样的寻找异常艰难——他留给后人的信息太少太少，他的信息在漫长岁月里被湮没了，只留下了他的名字和省份。但偏偏有这样一位后人，渴望着踏上先辈的大地，寻觅自己的故乡。
亚历克西斯·赖特认识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朋友，朋友知道她的心愿后，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在五邑大学研究华侨史，名叫谭金花。于是，2017年5月4日，谭金花把她带到了开平，带到了赤坎。她只能从亚历克西斯·赖特外曾祖父徐阿保的名字上寻找依据。
广东华侨主要集中在粤东的潮汕、梅州和粤中南的五邑侨乡，潮州、梅州人去东南亚的多，五邑人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他们大都是一个家族一群人集体出发的。五邑人那个时期很多是冲着淘金去的，现在，海外华人的人数与本地人数几乎相同。徐阿保到了澳大利亚，最有可能是五邑人。徐姓在五邑地区大多是疍家人，疍家人主要有徐、周、温、张、黄、李、林七大姓氏，尤以徐姓最多。疍家人生活在船上，没有自己的故乡，徐阿保留下了广东省人的信息，却没有留下自己故乡的信息，可能就因为是疍家人的缘故。赤坎是疍家人主要的聚居地，赤坎三圭里村聚居了很多徐姓疍家人，他们以前靠打鱼为生。
亚历克西斯·赖特来到三圭里村，受到了疍家人的欢迎。看着这些笑脸相迎的人，赖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那是一种遥远又亲近、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村里人找出徐氏族谱，按辈分往上找，却没有出现徐阿保的名字。善良的村人还是认下了她这个徐氏后人，毕竟他们的祖先是共同的。赖特按照村里的规矩，在震耳的鞭炮声中，走进徐氏宗祠，上香、跪拜，向先人祭胙。这一刻，她心里开始接受自己是个疍家人后裔的事实。
赖特又来到潭江边，这是从前疍家人赖以生存的江河。潭江上仍有渔艇停泊，艇尾系着小艇，高高的竹竿上晾晒着渔网。小艇打鱼，捕虾捞蚬，渔艇供人起居。河南洲的渔业村是疍民最集中的地方，岸边停满了机动的缯艇和渔艇。这里也是徐姓人多。她眺望宽阔的江面，心中无限感慨。
赤坎下埠鱼筍庙曾经是疍家人祭神的地方，八十年前关族和司徒族在这里建起了开平中学，有名的红楼便坐落在这里。赖特来到了鱼筍庙旧地，看着新旧楼房，时空在她眼里开始翻涌、回退。
在广州我见到赖特，她已是年过花甲的人，粗眉毛，深陷的眼睛大而锐利，透着一种执拗和善良，特别是她轮廓分明的方脸，这是一张澳大利亚土著人、汉人和西方人多次混融后的脸，我实难找出多少中国人的影子。跟我谈起开平之行，她问我最多的是疍家人的问题。
在荔湾湖公园泮溪酒家，我指着窗外的荔湾湖说，当年这个湖中就有很多疍家人的渔艇，他们在艇上卖艇仔粥，这是一种有名的粥，现在很多粤菜馆还在卖。她睁大眼睛，一直盯着湖面，好像那些渔艇隐藏在什么地方似的。我说起了疍家人的生活，特别是惠州大亚湾一个海岛上的疍家人，他们至今与岸上人家没有往来，内部通婚，海上打鱼，船上迎亲，说自己的语言，逢年过节也是请闽西或者潮汕的戏班，人死后骨骸装入瓦坛，一排排放在山坡上……赖特听得入神，不等我说完，她就问我为什么不写写他们，疍家人值得写！
赖特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写的就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她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获得了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2012年翻译成中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被翻译成了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孟加拉文和日文出版。赖特写卡彭塔利亚湾原住民古老的传说、神话，与现实生活交融，这是一个告慰祖宗亡灵的故事。
赖特在卡彭塔利亚湾南部高原瓦安伊部落出生成长。她的外曾祖父徐阿保十九世纪下半叶从广东来到了澳大利亚，流落到卡彭塔利亚湾，在这里他与当地土著女人结婚。赖特的父亲是白人农场主，在她五岁时去世，她随母亲、祖母在昆士兰州的克朗克里长大。她现在担任西悉尼大学文学院研究员，为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荣誉博士。
一百多年过去了，对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家族来说，外曾祖父在中国的生活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赖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寻找外曾祖父的足迹，找到他出生与成长的地方。
我问她还要不要继续寻找下去，赖特心情复杂，黧色的脸上是深远而凝重的表情。她幽幽地说，就认开平吧，有机会我还想再去。
赤坎被她认为是祖先的故土。
赖特代表的是一个外国人对赤坎的认同。
外省人与赤坎的缘分也同样富有意味。
去年到赤坎，我遇见山西人厉齐。
厉齐在深圳生活和工作，他拍纪录片。2013年的一天，他和女儿开车来开平玩，走错了路，误入了赤坎。车经过赤坎老街，厉齐突然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他不像走错了路，而是误入了另一片时空！
穿过赤坎后，他仍然神思恍惚。这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回来。
一个月后，他又来到了赤坎，这次他不是作为一个游客来的，他把自己日常起居用品都带来了，他要在这里居住下来。
关族图书馆的关玉权老人带我来到厉齐的家。他在堤西路租下了一间门面，在赤坎生活四年后，厉齐对赤坎历史文化非常了解，当地人都把他当作专家了。
门店十分平常，主人几乎没有改动什么，只在原来的门面挂了一个“隐没堂茶馆”大木匾，大门挂了一副楹联，上写：聊聊上网品茶，看看休息发呆。门廊下吊了一盏玻璃灯，六边形的玻璃罩上写着“隐没堂”三个红色字。
他占着一个好铺面却不做生意，茶馆内根本没有喝茶的地方，满屋堆的是旧物什。老式电影放映机、木质三脚架照相机，旧的座钟、案几、座椅、门匾、楹联、线装书、照片、青花瓷、布偶等，他也不做博物馆，他喜欢收集这些旧物并生活于其间。时空在这里是模糊、混淆的。主人的穿着打扮也看不出年代，长长的胡子，混搭的衣着，落拓的神情，他与自己的时代脱节了。
我一进房门，门口横挡一部老式电影放映机，里面一架老旧的照相机，高大的三脚架伸得太开，我差点被它绊倒。在不知哪个朝代的木椅上落座，我听他谈赤坎。他说有人说赤坎原名赤墈，因红土而得名，但这是错的。这里并无红土。坎是周易的坎卦，坎是险陷之名，“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坎在文王八卦方位指南方。因此，这里原本是军事要地。在他眼里，赤坎与道家关系深厚，江门有陈白沙，是儒学之地，赤坎却是道学的。赤坎以军事与文化开埠。康熙之后赤坎文举人出了二十八个，武举人却有三十一个，当年南楼七壮士抵挡日军，就是司徒氏四乡自卫队打的……
有人不赞同他的说法。我疑惑他何以谋生。若是收藏，又似不像。但他独特的探究方式却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八十三岁的司徒亮老人带着我在堤东路、堤西路上走，从素庵楼、素直楼，一栋一栋楼告诉我，从前是做什么的。对当年巴黎酒店之豪华无比赞叹，对高高立于骑楼之顶的坚翁祖祠则唏嘘不已，当年的兴旺与现今的冷清恰成对比，对已成危房的大同戏院则满是怀念。老人走过的时空既是现在的，又是从前的。在潭江边喝茶，深秋的潭江，江水浩荡，静静奔流，携带一块块浮萍而下。宽阔的江面却船只难觅。只有老街上的汽车、摩托车轰鸣而过。
黄昏后街道静悄悄
多次来到赤坎，常常在堤西路走一走，曾误以为小镇的繁华处只有临江的街道。去年秋天住在开平影视城酒店，出酒店便是中华西路。夜幕降临，沿着长长的中华西路走过，我被深深震撼了！
街道两面全是堤西路一样的建筑，甚至比它们还要高，在漆黑一团的夜色里，街道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店铺都是空的，人也空了，门窗内更黑。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夜之间消失的。偶尔有一两家亮着灯，仍然开着店，感觉他们不知来自哪个年代，开的是哪个时候的店铺。飘浮的话声遥远又亲近。一股无形的压力——幻觉中他们也许会随时消失。
这情景在赤坎一个叫加拿大村的村庄也出现了。一个建造得美轮美奂的村庄，四豪楼、华德楼、安庐、国涛楼、春如楼、逸庐、煜庐、国根楼、耀东居庐、俊庐、鋆庐，十一栋高楼立于田野之上。大白天，村庄里却空无一人，只有这些罗马柱、圆拱、欧式雕花、桄榔树。原来全村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我找到村边的墓地。坟墓青草萋萋，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秋。这里不会再有新坟了，最新的坟是不愿离弃故土的老人的，他们离开人世也不知有多久了。站在装饰了一枚枫叶标徽的房屋前，从前的生活只能想象，哪怕我进入了楼内，一切仍是虚幻。
突然就有了舞台的感觉，一百年就是一台戏，演的是一场时光游戏。老旧的东西依然故我，旧时生活的现场抵御着时光的侵蚀，它们没有退场。就像古代罗马城，它们仍然矗立在城市中央，你仿佛感觉到从前的气息与人的活动，他们的眼神、呼吸，在某些瞬间晃动，那么生动。两千年的时光从石柱石礅的苍老里丝丝透露，祖先们的眼神与呼吸隐隐约约，他们活在时光中又超越于时间，让人置身于从前却又分明站在现实的喧嚣中……
这样奇妙的感受在赤坎同样出现了。赤坎的时空幻觉是逼真的、立体的，仿佛同一个舞台，不过换了一批演员登场。一间间沿街的店铺沿着中华西路、中华东路、堤西路、牛圩路、解放路、塘底街、河南路、圩地街打开，叫卖的吆喝声响起，突突的机船从潭江鱼贯而入，靠近长长的码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停”，一切便戛然而止，一切瞬间退场。刚才的街道突然变成了时间的布景与道具。堤西路阿伯阿婆碗里的牛杂汤还没有喝完，他们抬起头来，不明白眼前的街景怎么就成了文物。
这时，中华西路跑过摩托车，偶尔有小车、货车驶过，引擎声在相峙的街墙上轰轰回响。声音空荡荡，只有洞开的或紧闭的门窗发出空洞的回音。这便是历史？时间的大幕如此匆迫，那在人民桥头吃着牛杂汤的阿伯阿婆头发似在瞬间变白，他们抱着不甘的情绪在堤西路一一指认，这是谁的铺头，那是谁的旅馆，电影院当年如何人头攒动，家族的祠堂里那炷香火似乎还在燃着。他们搞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心里有一种把主人唤回来的冲动。
司徒亮耳边总是响起半夜街上煤油桶哐隆哐隆滚动的声音，这是亚细亚的煤油在通宵运货。四处是发电机的响声、碾米机的嗒嗒声、轮船汽笛的鸣叫声，小镇的繁忙在他耳边还没有散去。
关玉权老人在教伦中学退休后，就在关族图书馆调那口德国钟。在他的看护下，精密的齿轮没有一点锈迹，嚓嚓嚓的走动声，就像一个人的心脏，仍然那么强有力地跳动着。时间还是老时间。
他们守着一天一天的日子，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但一切却不一样了。
明天，赤坎会是何种模样？两大家族是聚还是散？他们与新城市还有怎样的勾连？
原载《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散文海外版》2018年第7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