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祝永达在村口那棵松树下碰见马秀萍是很偶然的事情，当时，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娶马秀萍为妻，从此甜甜美美地活人过日子。
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晌午。
走在田地里的祝永达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解冻了的土地酥软而仁慈，从枯萎的色泽中挣脱出来的麦苗儿扑面而来。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鸡鸣狗吠声和空气中逸散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在表示大地苏醒了、活跃了。他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没有回家去，独自一人来到了田野上。他心里激荡得厉害。他用右手抚了抚浓密乌亮的头发，抬起眼注视着前方。二十五六岁的祝永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他消瘦、白净，目光深沉而略显忧郁，那张猴儿脸和母亲吕桂香的脸庞极其相似。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像个农民。
他庆幸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今天。
在松陵村，像他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死了五个疯了两个。他没有料到三十年以后（从1949年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算起），只有一纸文件，或许只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地主成分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现在，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终究被解开了。动手给松陵村地主富农的娃们解开枷锁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田广荣。宣读完文件，田广荣进一步解释：“社员”是地主富农第三代子女的家庭成分，“社员”不再是“黑五类”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会散了，祝永达顺手抓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半截子砖头毫不迟疑地扔出去了，砖头在一堆瓦砾中砸出的响声干脆有力。走出大队的院子站在路边他痛快淋漓地尿了一泡，朝着脚下他生活过的这块土地尿。他回头看时，赵烈梅还没有走，她站在大队院子门口，脸上挂着丰富而灿烂的笑，正在不错眼地看着他。他不止一次地从赵烈梅的目光里捕捉过脉脉温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在这女人心中的位置，但他明白，这女人很同情他。她是田水祥的婆娘，大他六七岁，椭圆形脸盘，肌肤微黑，极其丰满。她的眼睛说话时在笑，不说话时也在笑。他回过身来系裤带时赵烈梅莫名其妙地朝他点了点头，赵烈梅那喜滋滋的心情结结实实地写在她那表情饱满而润泽的脸上。
是田广荣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去的。田广荣暗示他，要调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感激田广荣，出了大队院子朝那棵白皮松走去了。
这棵白皮松有一半枝丫已经干枯了，干枯的树枝仿佛老人的手瘦骨嶙峋地伸向饱满如籽的蓝天。松陵村人谁也不知道这棵白皮松有多少年岁了。松树下曾经有一座陵墓，陵墓是唐代末年被唐僖宗封为岐王的节度使李茂贞的儿媳的。因为有了这棵松树因为有了松树下的这陵墓，村子才叫了松陵村。
祝永达在松树下站立了片刻，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太阳很嫩，跟路边浸出的小草一样。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田野上没有人影，没有牲畜，没有蚊蝇，没有机器，没有噪音，没有病毒，没有阶级，没有另类，没有恐惧，没有学习会、讲用会、斗争会；田野上有庄稼，有树木，有青草，有脚印，有汗水，有色泽，有宁静，有呼吸，有生长，有生存，有温馨，有骚动，有鲜鲜活活的空气，有蓬蓬勃勃的阳光，有平平安安的气氛，有丝丝缕缕的感情。祝永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突然觉得很轻松，欲望蓬勃得厉害，他只是想搂住他爱的或者不爱的女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扒得一丝不挂，揽在身底下尽情地发泄一番：要一览无余要淋漓尽致要痛痛快快。他要人模人样地做一回男人，大喊大叫地做一回男人。似乎这些年来他等着的就是这一天。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被“解放”了。
祝永达恍然看见有一个女人朝他走来了，步子迈得很碎。直至走到他跟前走到松树底下他才看清了，是马生奇的大女儿马秀萍。马秀萍一只手挎在书包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女孩儿的手是那么纤细柔嫩那么招人注目。马秀萍先开口叫了他一声永达叔。他抬眼一看，女孩儿的脸红红的，粉粉的。她长得十分俊俏。伤感的松陵村似乎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光彩了，她给晌午的田野新增添了“有”——有了鲜艳的色泽。
“秀萍，放学了？”
“没有哩。”
“你咋老早回来了？”
“我爸不叫我念书了。”
“你十几了？”
“我是1965年的，十四了。”
“才十四岁，为啥不叫你念书？”
“我不知道呀。”
马秀萍那对柔软的大眼睛满含着委屈而无奈的神情。
“你爸呢？”
“在后边，等一会儿就回来了。校长和他说话哩。”
“你回去，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说，叫你去念书。”听祝永达的口气，好像马生奇非听他的话不可。
马秀萍就站在他跟前，说话时隐隐约约突起的胸脯一起一伏，略显潮湿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后来，祝永达曾经不止一次地想，那天晌午他和马秀萍的相遇大概是天意是上苍的安排是一种宿命，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注视她阅读她。十几年以后，紧紧依偎着他的马秀萍直言不讳地问道：“是不是从那天晌午起，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他说：“哪能呢？我咋敢打一个十四岁女孩儿的主意？”他没有撒谎，他刚刚被不再“另类”，刚刚被“解放”，他还没有那样的勇气。马秀萍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种明晰的、美好的印象，他的心中仿佛透进来了一束亮光，他不由得冲动，真想放开喉咙大声呐喊几声，或者脱光衣服就在这田野上疯跑，直到累得趴下起不来为止。他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人模人样地活人做出点事情来。在过去的那十年间，他简直活得不是人。
祝永达目送着马秀萍从松树底下走过去从田野上走过去，她的背身在他的目光中淡了，再淡了，淡到了他的视力不能及。她那鸭蛋形的带着孩子气的脸庞还在他眼前，她那双汪满了水的眼睛还在他眼前。女孩儿仿佛于一瞬间长进了他的肉里，把根须扎在他的心里了。
马秀萍走后不一会儿马生奇从南堡公社中学回来了，他是去给马秀萍退学的。马生奇快四十岁了，中等个子，四方脸，一头短发稀稀的，跟受了旱的玉米苗一样。他走起路来，腿有点向外撇。祝永达拦住马生奇问他，为什么不叫马秀萍念书了？
“我供她念书，那不把我冤死了？”
“她是你的女儿，你有责任供她，有啥冤的？”
马生奇冷笑一声：“她是我的女儿？她要是我的女儿，我非把她供进大学不可，可惜呀可惜，她是野汉的，不是我马生奇的。”
“娃大了，你不要胡说。”
“不是我胡说，她确实是野汉的。别人不知道，我马生奇知道，薛翠芳知道。”
马生奇不住地扼腕叹息。松树的阴影在他的身上摆动着。他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来手颤得半晌点不着火。马生奇冤枉得摇头跺脚。他很凶地抽着烟，恨不能一口把那半截纸烟连烟丝吞下去。他跟套在碾子上的驴一样在原地转了两圈，一双手响亮地拍了两下，好像等待了十几年了才找到了一个诉说冤屈的对象。
一看马生奇那十分愤慨的样子，祝永达不知说什么好。他给马秀萍的那个保票是白打了？看样子，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