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本个人“红学”文章的自选集，对我来说是一件既感欣慰又觉惶愧的事。说欣慰，是因为二十余年间陆陆续续长长短短写下了约摸百万字之数，如今从中选编一集，得以重新向师友和读者求教，诚乃人生幸事；愧疚的是这些文字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难以与这个学术繁荣的年代和这部丰厚深邃的奇书相称。在我周围，师友们常有新著问世，他们的学术识见和气魄常令我感佩不已，不断给我以启示和鼓励。自己深知在学术领域内，最为可贵的在于创新，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东西，才有存留的价值，否则犹如过眼烟云，随风消散。当然，学术又需要积累，积累是辛苦的寂寞的工作。原创谈何容易，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积累则不拒驽钝，皆可为之。平凡如我，只有在学步中摸索，在倚傍中思考，若能免于落入人云亦云的“红学”八股，不至成为速朽的学术泡沫，则于愿已足。
翻检最早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是1978年初，登在北师大的学报上，其时《红楼梦学刊》尚未创办。以后，得益于《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和各种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恢复，更得益于历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才催生了这些文字。尤其是那些短文，完全得力于《文史知识》几届编者的催促。在这个过程中，在完成研究所集体项目的同时，我先后将所写大部分文章编入三本集子，即《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这些书的印量都很少，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那原因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于今，这几本书和一些未曾收录的及这以后写的文章，共同构成了这个自选集选文的基础。
本书编选的原则大致说来是两条，一曰尊重历史，一曰尊重读者。限于篇幅，也考虑到多数读者的兴趣，那些爬梳史料、辑评版本，以编校注的心得为基础的文章，不入此书；所选的主要是对作品本身的体验、思辨和分析。编排不依时间为序，以类相从，把性质相近的放在一起，也是为了读者检阅的方便。入选的文章一律保持原来的面貌，只有极少的文字修订。而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使之返回当时的历史语境。因为许多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已成人们的共识的东西，在当时却是费了一番气力才认识到的。比如《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一文写于1981年，那是在1980年首届全国“红学”讨论会之后，受到会议蓬勃生动学术气氛的感染，有感于《红楼梦》中艺术形象的丰富复杂而过往评论的简单贫乏，发兴想写一篇关于薛宝钗的文章，其中包含着自己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思想方法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留下了从长期封闭的僵化状态下苏醒过来的印迹。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当年则确是一种心得，是经过独立反思而后达到的。该文居然得到了不少回响和共鸣。再如有关贾宝玉、史太君以及鲁迅与“红学”等写得较早的文章也有类此情形，其肤浅想来会得到读者的谅解。如果说以后所写从论析到行文与早先不同或有出入，这是毫不奇怪的，二十年的光阴总不能一成不变，总会有所长进吧。但或许是倒退也说不定，因为学术的道路常常不是直线，而是曲折的。总之，读者会因为尊重历史而有所包容。今天的年轻朋友起点很高，生活在宽松多元的学术环境中，不复再有那“贫困”的感受，比我们当年要幸运得多。
选入本书共三十八篇文章，大体上分为六辑，却难以为每一辑命名，往往互相交叉，加之长短悬殊，很不整齐。说的好听叫不拘一格，其实是驳杂无章。自己从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即不善亦无力构筑体系，也没有将这些东西截长补短形成系列化为“专著”的企图，只谨守一条，曰“本色”，就如刘姥姥说酒令一样，亦即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长文短论，总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值得一说的意思。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之初，一位文艺界资深领导人曾对学术文章的写作讲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篇文章如果有新的观点（哪怕是一点新看法）、新的材料（发现或重新发现）、或新的表述（不重复过去、重复他人），三者只要居其一，就是好文章。其时我作为一个高校的青年教师，初涉学界，听了印象很深。长久以来，无论衡文或自己为文，常常想着这几句话。前面提到学术的原创性高不可攀，学术个性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但如能将这“三者居一”的要求记在心上，庶几不至于连“本色”也失落掉。
十多年前，我在《饮水思源忆弢师》（收入《唐弢先生纪念集》）的短文中，开头便自承是从现代文学学术阵地上落荒而逃，那里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跟不上趟儿了。如今，面对更其拥挤、繁华热闹的“红学”界，又有点想逃了。试想，单是《红楼梦学刊》就已经出到一百多期，两千五百万字以上，何况还有层出不穷的新书、新刊和网络！平心而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文章似乎顺畅容易一些，现在则犹如湘云、黛玉月夜联诗时所说：“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然而逃路已经没有，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而其实也不真的想逃。因为与《红楼梦》已经结下了一种缘分，这缘分说起来还真有几分奇特，让人始料不及。
我的涉足《红楼梦》是个异数，不合常规。青年时代对《红楼梦》并不喜欢。50年代有一种开国气象，热心建设，重理轻文，1954年中学毕业后到广东海南岛的中学里教了三年化学课，居然很受学生欢迎。1957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固然是不再“轻文”，也因考文科更有把握的缘故。当时的大学里充满了革命的批判的气氛，即以读书而论，《鲁迅全集》我倒是认真通读过，《红楼梦》则很草草，觉得琐琐碎碎，平平淡淡。留系后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参加了一年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进修。接触到唐弢、王瑶、刘授松等前辈的学问和风范，益莫大焉。想来，大学时对《红楼梦》的漠然，除去受时代影响的原因，还由于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审美修养都不够的缘故。
“文革”是一场浩劫，也极大地改变了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其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随着被打倒的“阎王殿”全员下放西北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学制”长达四年之久，劳动的艰苦不必说，精神的逼仄和寂寞更难忍受。除去“语录”，无书可看。凑巧我同屋的老太太是个红迷和戏迷，她带有一套《红楼梦》。此时我才又重新将《红楼梦》翻看起来，在这个文化沙漠中真是如获甘霖、如逢知己，盖因自己也翻过了半个筋斗来，看够了周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把戏，切己的人生感受同《红楼梦》的意蕴，不期而然地相通了，读下去有无穷的兴味、诸多感悟。可见就我而言，最初并非对什么宝、黛、钗情爱故事感兴趣，倒是认同书中那沉浮变幻、真假难辨的人生世态。因此，我总觉得《红楼梦》这部书，总要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才能领略；翻转来，它又能使人间接地认识社会、阅历人生。
后来，我调入了《红楼梦》校注组，作为一种学术工作，自己是尽责敬业的；然而以一部作品，竟能长期研究、历久不衰，则是难以索解，经常自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是《红楼梦》愈来愈普及，对它关注的深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理工、农、医科大学生的兴趣尤高，“红学”社团十分活跃；不仅老人大学的学员一大清早赶来听课，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的涉及《红楼梦》的网站就多达几十个；不仅“红学”论著不断面世，更有社区街道、家庭研红小组自编自印的“红学”小报。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周边的“票友”日多，物理学家、化学家、中科院退休院士，以及政府部长、工厂书记、企业老总……都成为超级红迷，其中有的精研版本，卓然成家。
这里不妨一提近年我遇到的一件事。那是在2003年春，外子到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学，我亦一同前往，该系的主持者希望我作一讲座。那天晚上，因听者太多临时换了一个能够容纳百余人的阶梯教室，当我走上讲台之际，看到下面是一片穿着一色绿军装的未来青年军官，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以往我也作过各种讲座，在高校，包括理工科，在图书馆，在其他公众场合，但从未在军事院校、从未面对过军人。须知在过去军人是不可以看《红楼梦》的；而在今天，人们已不再仅把它看作一部言情小说而当作一种文化经典、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这就大不一样了。记得我那天讲的题目是《〈红楼梦〉与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修养》，讲得匆匆，听众的兴味则大出我的意料。
可见，《红楼梦》被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所喜爱，这恐怕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奏效，也不是商业炒作所能达到的，它的原因，归根结底只能在作品的本身。就我自身而言，时至今日，研读《红楼梦》同样是出于对这部作品的爱好，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是自由的而非功利的。在这里，可以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
去年，我在美国，此去并无学者身份，完全是平民百姓，即如此，我所在纽约州威郡华人社团绿堡常青俱乐部负责人，一位在联合国工作退休下来的朋友，还是把我邀去在社区图书馆讲了一次《红楼梦》。来的都是华人，有医生、工程师等等，会场上他们热心探询可否回国参加“红学”进修和学术活动等，我深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秋天，冯其庸先生来电话告知2004年将在扬州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嘱我写文章。我一无资料，二无书籍，只是凭借原著和一点读书笔记勉强交卷，这就是在本书中的《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
人生真是变幻莫测，从贺兰干校读《红楼梦》到纽约郊区读《红楼梦》，其时间空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一在东半球，一在西半球；一为穷乡僻壤，一为发达城郊，时间相隔已三十余年，而《红楼梦》之能给人以启示和泽溉则一。
在《红楼梦》这个精神家园中寻觅、探索，可以不理会外部的喧闹，这里是平静而充实的，寻觅和探索没有止境，不一定形诸文字，却诉诸心灵。《红楼梦》是这样一种作品，只要你莫失莫忘地将她带在身边，她将不离不弃地给你精神的滋养、心灵的抚慰。
著者
2004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