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天津人口的影响
明清时期，漕运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繁华之区，于是很多人选择寓居天津，当时寓居天津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因经商而移居天津。明清时期，外地人来天津经商的很多，这可以从当时天津地区建造的各省乡祠与会馆这种现象中得以印证。浙江乡祠，“在小南门关帝庙后，明代建”。江西会馆，成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闽粤会馆，“乾隆乙巳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月建造，在针市街”。山西会馆，“嘉庆戊辰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建造，在锅店街”。这些乡祠和会馆是在天津的外地人，大部分是工商人士的聚会场所。会馆的建立标明明清时期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份已有众多商人在天津聚集经商。
清代，天津“广帮”和“宁波帮”的形成也是外地商人来天津经商并聚集于此的反映。“‘广帮’泛指广州、潮州、福建三地货商。天津虽是北方商业重镇，但就其商业经济出现的时间、商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商品的种类与数量等等远不及广东沿海一带。因此，至康熙中晚期和雍正以后，每年都有广东船队带来大量手工业产品及土产品等商品到津贸易，获利颇丰。至乾隆初年，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广帮’的事业在天津已形成规模，例如，‘针市街’之名源于此时‘广帮’在此地对缝衣针的大量经营。广东擅长各种手工艺技术的手工业工人很多，由于他们在天津很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凭借此技艺到天津打天下的人数甚多；随着‘广帮’在天津贸易量的增加，广东人在天津开业的商号也在增加，按其经营习惯，广东人开的大小商号及作坊所用职工有90%以上是广东人，这就促使大量的广东人北来天津。至咸丰年间，‘广帮’在天津的人数达5000余人”。大约在相同时期，“宁波帮”也出现在天津商业经济中，“宁波帮”泛指在天津经商的宁波人，他们在天津的贸易情况大体类似“广帮”。宁波人在外地的事业，除必须雇佣外地人外，其职工几乎全用同乡，这一点与“广帮”相同。这也就导致当时宁波人大量移居天津。
不愿入仕之人移居天津。如佟鋐，“长白人，父官河南布政使，兄弟六人皆仕，鋐例授别驾，不谒选，绝意华膴，卜居天津城西门”。于京，“前明静海诸生……迁居天津南城，绝意进取”。
仕途不得意之人移居天津。如李如桂，“其先晋阳人，顺天举人，除陕西紫阳令……秩满迁顺天推官……授浙江提学道……授口北道……惟赋性刚直，不能逢迎大吏，中以微眚谪，归寓津门以老焉”。赵执信，“山东益都人，康熙己未进士，官春坊赞善，以燕饮观剧去官，年尚未壮也，侨寓天津张氏遂间堂中，纵情诗酒”。
致仕后选择移居天津。如王文雄，“顺天人，由军功历任广东水路提督，所至士民爱戴，后出征西藏，事平凯旋，天恩优渥，赐座赐宴，晩年寓天津，遂家焉”。俞懋，“浙江绍兴人，顺治壬辰武进士，历任福建总兵，以平台湾郑芝龙功授左都督，致仕后寓天津，遂入籍焉”。
另外，在清朝，还有很多著名的文人也都曾经寓居天津。如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布衣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尝寓天津查氏水西庄中，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以及金石碑板，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考核……”姜宸英，“浙江慈溪人，康熙丁丑一甲第三名进士，官编修，尝寓天津查氏水西庄中……”朱岷，“江苏武进人，馆查氏水西庄中，性恬淡，工隶书善画，以指写钟馗意态入生，精于鉴赏金石图轴，收藏皆希世珍……后占籍天津”。吴廷华，“浙江仁和人，进士，官翰林，久居天津”。汪沆，“浙江钱塘人，举博学鸿词，修郡志，沆与廷华主天津查氏最久”。方苞，“江南人，尝寓天津，读书数年，遂登甲榜”。吴雯，“山西蒲州人，馆天津张氏遂间堂中……诗才特超妙，赵秋谷称其诗如千顷之波不可清浊，天姿国色乱头粗服亦佳”。何灿，“徽州人，康熙间侨寓天津……性豪迈不羁，学识渊博，工诗，艺林称之”。
此外，还有陈奕禧、梁洪、邵彬、蒋锺尹、郦世澍、刘文煊、徐云、杨怿曾、蒋诗、高浚、赵泌等众多文人都曾在天津寓居。这些文人大都寓居在当时闻名天下的天津查氏水西庄或者张氏遂间堂，他们吟酒会诗，切磋学问，著书立说，从而推动了清代雍、乾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
上述寓居天津之人，其家眷或者仆从都不可避免地会随其一起来到天津，因此，清代进入天津地区的人口相当多。如此众多之人选择寓居天津，与当时漕运业带动并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繁华之地密不可分。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天津只是一个偏僻落后之区，以上人员，尤其经商之人是绝不会选择寓居于此的。
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天津成为“五方杂处”之区。史料记载“（天津）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外地人的涌入，对天津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天津一区，流寓错处者多，版籍不清则冒籍不明，冒籍不明则考试每多攻揭之扰”。可见，外地人的涌入对天津科举考试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外地人的大量涌入，使天津原有的乡规即乡耆讲解条谕、平息乡讼的制度难以顺利进行，文献记载，“乡耆，历来保举有年有德一正一副，每月朔望在涌泉寺讲明条谕，平息乡民之讼。今因土著者少，流寓者多，而条谕讲究难以遍及，亦缺典也”。
在社会风俗方面，因人口之杂，经商人之多，导致了天津地区崇尚奢靡，以及强悍好斗之风的兴起。“邑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锺事增华，日趋浮靡，民气强悍，虽好斗而畏法，无敢与官长抗违者”。“近来五方杂处，逐末者众，讼狱繁兴，习尚奢靡”。
二、对天津城市布局的影响
明清时期，为了满足漕粮转输的需要，官府在天津建立存储粮食的仓廒、管理漕运的官署，这些建筑物的建立对天津城市的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由于漕船迟滞，或北运河不畅，或漕粮改为他用，明清时期，众多漕粮需要在天津截留，为了满足在天津存储截留漕粮的需要，官府在天津建造了众多仓廒。
明初，在京杭运河开通之前，南方漕粮通过海运到直沽，然后再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但北运河一带往往水路搁浅，迟误海船南回，于是永乐二年（1404年），“于小直沽起盖芦囤二百八座，约收粮一十万四千石，河西务起盖仓囤一百六十间，约收粮一十四万五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命“平江伯陈（瑄）于天津卫城北造露囤千四百所，储海运粮”。同时，在天津城东的尹儿湾建造了百万仓，储粮可达一百万石。
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海运，从里河运粮，令天津卫官建盖仓廒贮粮”。此年建造仓廒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无从得知，但从当时漕粮数量推断，此次建造的仓廒不在少数。
宣德年间又增建了三个粮仓，分隶于天津三卫，“天津卫曰大运仓，凡六廒；左卫曰大盈仓，凡九廒；右卫曰广备仓，凡七廒”。每廒五间，大运仓六廒，共三十间；大盈仓九廒，共四十五间；广备仓七廒，共三十五间。关于此三仓修建的时间，最迟应该不会晚于宣德五年（1430年），因为《明宣宗实录》卷七十二，宣德五年（1430年）十一月乙巳条有“修天津三卫仓”的记载，这个“修”不能确定其是“修建”之意还是“维修”之意，但不管是二者中的哪层含义，其都表明天津卫三仓修建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宣德五年（1430年）。
明朝建造的这些粮仓“每仓置一门，榜曰某卫仓，三门为一廒，廒置一门，榜曰某卫某字号廒。凡收支非纳户及关粮之人不许入，每季差监察御使、本部（户部）属官、锦衣卫千百户各一员往来巡察各仓门，以致仕武官各二员率老幼军丁十名看守，仓外置冷铺，以军丁三名巡警，致仕官半年更代。凡军民偷盗，官吏、斗级通同者，正犯处斩，仍追所盗粮入官，全家发边远充军，给家产一半赏首告者，同盗能首者免，本部亦给被首告家产一半充赏。其揽纳虚收及虚出通关者，罪同偷盗”。
为了管理漕运事宜，宣德十年（1435年），在天津建立户部分司，“命户部主事一人监督”。户部主事在负责户部分司事务的同时，对天津仓廒也有监管之责，乾隆《天津县志》明确记载了户部分司对天津仓廒兼管的办法，“每三年差官监督收放，盖防奸伪之滋也，兹后岁一更官，至于今（正德十年，1515年）盖百年矣”。可见，户部每年遣官负责天津仓廒所存储粮食的收贮和支放，起先所遣官员三年一换，后来改为一年一换，即“兹后岁一更官”。户部主事监督天津卫仓这一制度应该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至少到万历末年依然如此，因为《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月己巳条记载：“命户部主事赵谦管天津仓。”
清朝初年，明朝所建仓廒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于是康熙年间，又重新建造仓廒，此次共建造了四座仓廒，即“公字廒，六间；聚粟廒，五间；里糇廒，五间；日字廒，五间”。这些仓廒“一贮本卫屯粮，一贮截留南漕，岁支本镇兵饷”。
康熙年间所建仓廒数量有限，能容纳的粮食也不多，再加上这些仓廒还要存储来自其他方面的粮食，所以遇有在天津大规模截留漕粮时，就不敷用。于是雍正三年（1725年），在天津县治北建立了一个粮仓，“名曰北仓廒，四十八座，每年截留漕粮以备赈济，此为漕运而设，与各县不同者也”。可见，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造的天津北仓是专门为截留漕粮建造的，此后凡截留在天津的漕粮几乎一律存贮在天津北仓。其仓廒四十八座，“每座五间，共二百四十间”。北仓四周有围墙，墙高两丈，西侧有“大使衙门”，门外大道直通北运河码头，建筑材料为蓝色城砖，在赵虎庄烧制。
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修北仓，地基垫高，自廒北至塌河淀建筑七千米长的月牙形堤岸。五十九年十月培修并把月牙堤增高1.3米，增宽1米。嘉庆十三年（1808年），在廒西加筑堤埝一道，在廒东、南、北各添兵房一二间。十二年和十五年先后由长芦盐政李如枚、嵩年对北仓廒进行大规模修筑。
北仓虽然建于天津，但其“实关通省之积贮”，所以地位非常重要。其廒间数量后来有所添建，嘉庆年间，仓廒仍旧为四十八座，但每座由原来的五间变成了十五间，“统计为七百二十间，抱厦四十八间，气楼四十座”。
上述仓廒大都属于常规性、永久性的粮仓，实际上在遇到真正截留漕粮的时候这些粮仓远不够用，尤其是在雍正三年（1725年）北仓建造之前更是如此，如雍正元年（1723年），因漕船北来迟滞，需要在天津截留漕粮，当时为了存贮截留的漕粮，在天津临时建造了七百六十四个露囤，这些露囤被分为二十行，每行将近四十个，可以想见景象有多么壮观。另外，为了防止抗夫偷盗漕米，把截卸漕粮的教场建造围墙，“墙开三门以便起米”。大量仓廒的修建必定对天津城市的布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