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用早茶的时候，母亲责备了我，但是程度比我想象的要轻。她让我一五一十讲述头一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我三言两语回复了她，省略了很多细节，尽量把一切都讲得无可厚非。
“再怎么说，他们都并非comme il faut [21]，”母亲指出，“你应该准备考试和用功复习，不能再去他们那里瞎溜达了。”
因为我已知道，母亲对我功课的操心就仅限于这几句话，所以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反驳她。可是早茶后父亲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花园，逼着我详细讲述我在查谢金娜家看到的一切。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神奇，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很奇特。他对我的教育几乎放任不管，但也从不伤害我的自尊心。他尊重我的自由，他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对我很客气……只是他不让我跟他过于亲近。我爱他，我欣赏他，我当他就是男人的榜样——唉，我的上帝，倘若他不是总让我感觉到他那双推开我的手，我会多么依恋于他。可只要他愿意，用一句话，一个手势，他几乎立即就能复活我对他无穷的信任。我的心扉已敞开，就像跟一位理性的朋友和一位宽容的导师一样地谈心……可他随后还是突然丢下了我，用手一把推开我，轻轻地、温和地，但还是推开了。
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活泼的一面，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他就会既放松又调皮，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喜欢所有剧烈的身体运动）。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他亲切地抚摸了我，以至于我都快哭了……但无论他的活泼还是他的温存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也不曾给予我什么对未来的指望——所有这一切跟我做的一场梦一样。有时，当我望着他那睿智、俊美、光彩照人的脸部轮廓，我的心开始颤动，我整个身心都趋向了他……他似乎能感觉到我的内心活动，路过的时候揪一下我的脸蛋，就走开，或再去做什么事情，或忽然又愣在那里，像呆住了一样，此时，我的心也会立即紧缩一下，心情也会冷静下来。我的默不作声从来都无法唤起他本来就难得表露的慈爱，除非我直截了当地恳求他。慈爱总是突然地发作。
后来我分析父亲的性格，得出一个结论，他的心思不在我和家庭生活上面。他喜欢别的什么东西，并从中得到了充分的享受。“尽你所能地自己去得到，不要放弃。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这才是生命的本真。”他有一次跟我这样说。另一回，他在场，我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参与讨论有关自由的话题（他在那一天，正如我指出的，是“慈祥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畅所欲言。）
“自由，”他重复道，“你知道哪一种东西才可以给予人自由？”
“是什么？”
“意志，个人意志，而意志赋予人比自由更好的权力。你越有意志，就越自由，并可以指挥人。”
我的父亲首先并且最愿意享受生活，他生活过了……也许，他预感到了，他无法长久地享受生活之“本真”：他只活了四十二岁。
我跟父亲详细讲述了我拜访查谢金娜一家的经过。他坐在公园长椅上，拿拐杖在沙土地上随意画着，半是认真、半是漫不经心地听我说。他偶尔笑一笑，貌似开心和逗乐般瞅瞅我，给我提些简短问题和不同意见。我一开始甚至都没准备说出吉娜伊达的名字，但没能忍住，最后还是说出了口，并开始赞扬她。父亲还是一味地微笑。随后，他略加沉思，伸伸腰，站起身来。
我还记得，我们出门的时候，他吩咐过要为他备好马的。他是一位很优秀的骑手，并且善于驯服最野性的马，比列利先生要早很多。
“我想和你一起去骑马，爸爸，可以吗？”我问他。
“不行，”他回答，脸上露出平常那种冷淡又亲昵的表情，“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吧，并告诉马夫，我不去骑马了。”
他背转过身，急匆匆地远去了。我的视线跟着他——他已在门后面消失。我看见他的礼帽沿着篱笆墙一路移动：他走到查谢金娜的家门口了。
他在她们那里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直接出发进城去了，直到晚上才回到家。
午饭后我自己去了查谢金娜家串门。客厅里我只遇到老公爵夫人一个人。看见我，她用毛线针的一头梳了一下包发帽里面的头发，忽然问我，是否能够帮她抄一份申请文书。
“好啊。”我回答并在椅子边坐下。
“只是您请注意把字迹写稍大些，”她说完就递过来一张油乎乎的纸，“今天能否抄好，少爷？”
“今天我就抄好，夫人。”
隔壁房间的门稍稍打开了一点，吉娜伊达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脸色苍白，神情若有所思，头发胡乱地往脑后披拢着。她用一双大眼睛非常冷漠地看我一眼，轻轻关上了房门。
“吉娜，我说吉娜！”老夫人喊道。吉娜伊达没吭声。我带回老妇人的申请文书，整晚都在誊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