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十七岁，1980年，放牛的第四个年头，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普及到了我们这边，村里实行了分田到户的政策。我们一家分得了四亩的田，二十亩的地和一头负责耕种的小牛。放牛三年没得到一句关怀的我已毫无当初放牛的冲劲。
“妈，今天开始，我不放牛了，我已经放了三年了。”我对母亲刘青说。
母亲听了当即生气的对我大声道：“你能耐了你，你不去放牛，你打算做什么？家里没人放牛，你要一家吃什么？”
“任你怎么说，我不去了，三年来我一天都没休息，也没人帮我一起放牛，我不想去了。”我梗着脖子顶回母亲的话。
母亲又骂了我好几句，一句比一句难听。但是我打定主意不去就真的不出门了。
父亲的胃病严重时做不了活，母亲没有办法，被迫去放牛。
从那天起，每天早上六点醒来，母亲、我和我的二姐陆凤娇三个人一起到田地里插秧、种农作物。
到了中午十二点，母亲就去山里放牛。母亲前脚刚走，二姐陆凤娇后脚就会跑去邻居家里睡午觉。只有我独自一人忙着，地里会按着季节种菠萝，种花生，种红薯，种木薯，平时就是要施肥浇水养护。回到家里还要喂鸡、喂鸭、切割猪需要吃的菜然后喂猪，做完这些，就要开始准备晚上的晚饭，煮饭，做菜等等，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傍晚，母亲放完牛回来，看见家里的工作完成太少时，都会指着我骂：
“两个人工作一个下午，就做得这一点工出来？为什么都做得那么少？完成那么少？”
刚开始我也不辩驳，还会帮姐姐掩护一二，有次母亲骂得多了，我气不过，顶了回去：
“骂什么？每天都是我一个人做，二姐每天中午都去别人家里睡午觉！我一个人能做多少工？”
母亲听了我反驳的话，当即没了声响。不再指着我骂，也不找二姐陆凤娇骂。
我和我的二姐两姐妹睡在家里简单搭的阁楼上，同睡一张床。每天早上，母亲一起床，必定会站在厨房门口，非常大声和生气的叫唤我起床工作，阁楼的墙上有个很小的猫洞，声音从猫洞传进来，我经常会被母亲的叫声惊醒。若是遇到我睡太熟，母亲会一直叫到我醒为止。
而对于睡一起的二姐，母亲都会放任她睡到自然醒，一直到二姐出嫁。
隔壁邻居家中也住着两姐妹，姐妹俩经常被我的母亲每日大声嚷嚷唤陆美谋的声音一同吵醒，她们有时会跑来同我说话，并问起道：
“为什么每天都听到你妈喊你起床，都没听到叫你二姐起床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二姐从来没被骂过。”我低着头，做着事，声音有一丝闷闷，一丝漫不经心。
我在独自一人时也经常在想：为什么都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怎么就能那么的偏心。那么多个孩子中，最勤奋，最勤快的是我，无论父母有没有疼过自己，爱过自己，我都每时每刻的为父母他们着想。
我的印象中，家里两个年长的姐姐做的活都没有自己做多，也没有自己做的辛苦。基本也没挨过什么骂。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好，除了完成自家的耕种后，大家都会想方设法的为家里增加收入，小孩们也不例外。
我的大姐陆玲珠年长我六岁，十八岁时就嫁了人。在没嫁人之前，十一、二岁的我会趁着周末跟着大姐陆玲珠到山上找牛甘木的叶子回来，晒干后，我们姐妹俩就会步行挑到离家有五公里路程的镇子上去卖。满满的一担子牛甘木叶子，拼劲全力压弯了我的小身板，一次只能卖得两角钱。
当时的物价一斤煤油四分钱，一支圆珠笔两分钱，一本作业本五分钱。辛苦挣回来的两角钱只可以买四本作业本。
山上还有松木尾可以捡，六角钱一百斤，陆美谋挑一次得三角钱。
比较好卖、贵价一些的是松树枝，一元二角钱一百斤。因为松树枝晒干的柴火好烧着，烧松树枝煮的东西也比其他柴火好。
我就会和二姐陆凤娇一起到山上砍松木，别人家都是年长的爬树砍柴，年纪小的在树下整理。而陆家两姐妹都是小三岁的只有一米五二的我爬上树，比较高的姐姐蹲在下面捡树枝，整理。二姐陆凤娇名字娇，人也柔柔弱弱的，做事也慢吞吞。在树上爬上爬下，砍完柴的我，下到树下整理树枝都比陆凤娇做得快，做得多。
有次我爬到一颗松树上，抓错一截枯木枝，差点从六米高的松树上摔下来。
大队禁止松木的买卖，会专门派人到集市上巡逻，或在进集市的必经路上蹲守拦截，遇到卖松木的统统没收处理。
为了生活，为了增加收入的村民们，会在凌晨、天未亮时，偷偷摸摸的挑松木柴到五公里的镇子上卖。没有手电筒，小小年纪、身材娇小的我就摸黑跟着一群大人一起卖松木柴，一次卖得六毛钱。
我还记得十五岁那年的夏天，我靠着卖柴火攒了几元钱，趁着赶圩时，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双粉红色的橡胶凉鞋，改革开放前，鞋子和布料这些物品只能在百货大楼买卖，其他地方和私人是不允许售卖的。再加上当时的着装颜色和款式单一，基本都是蓝灰为主，我穿着粉色的鞋子在村里走动时，村里人都说我“红鞋穿狗脚”，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是从他们嘲笑的语气和表情中，我知道这是不好的话。
没买凉鞋前，家里穷，小孩没有什么鞋子穿。到了夏天，我都是赤脚走路，做农活。晴天还好，遇到下雨天，泥地又湿又滑，脚底不防滑，经常摔跤。有了鞋子，就不怕下雨天走在泥路上。
高兴没多久，鞋也没穿几天，就因为我一次脱鞋下田沟抓鱼，夏天赤脚习惯了，将鞋忘在田沟边，半路想起来回头找时鞋子已经不在了。
当时在田沟附近的还有住在我家背后的邻居，他当时在放牛，我们叫他八公。两家住得很近，近到这家说话大声些，那家都能听到。我觉得可能是他捡走了，但我一个小姑娘不敢问他，八公叔很凶，没得罪他，他也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晚上回家我把鞋子不见的事情告诉父母，那是我第一次有能力自己花钱买新鞋子，希望父母心疼钱，帮我讨要回来。结果他们听到了也不做声，没人帮我出头。过了几日，我就看到我的粉色橡胶凉鞋被剪掉了了后面的带子，当做拖鞋，穿在了八公叔女儿的脚上。
现在鞋子要不回来，我伤心难过了很久，我又只能继续赤着脚做事。不知道几时才能凑够钱再买一双凉鞋。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父亲陆成和母亲刘青从未给过我一分零花钱，我的零花钱都是一分一毫慢慢挣，慢慢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