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国·春秋 约公元前725—前643）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谋略大全
创一家之言，成千古治世奇书
一部治国御民的经略全书
研究中国传统谋略文化的重要典籍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如何治国安邦，振兴国力，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深邃的论述。
——当代学者 蔡国相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励志改革、富国强兵，创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他的民为邦本、礼法并用、通商惠贾、开放务实的深邃思想，赢得了世人的讴歌和后人的礼赞。孔子称赞他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梁启超誉之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这部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所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等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的精华。书中的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自然科学等诸方面，糅合了法、儒、道、阴阳诸家思想，在我国是一部少见的综合性巨著。
在齐国为相期间，管仲凭借其卓越的治理才能、盖世的治国谋略，帮助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建立千秋霸业。《管子》这部千古治世奇书中，举凡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智谋韬略，应有尽有。其精言妙道足以启迪今人，流传后世。“智者善谋”，是说有智慧的人善于谋划，这句话即出自《管子》一书。所以《管子》一直是研究中国传统谋略文化的重要典籍。所以，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学者所注目，而且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事家、谋略学家所重视。
《管子》是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的一朵灿烂奇葩，书中丰富多彩的理论中所蕴藏的许多哲理和真理，至今熠熠生辉，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争强者必先争谋，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中，若想争当强人，就应该先争谋略，力争在智谋上高人一筹。正如《管子·霸言》篇所说：“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然而今天毕竟与以往的历史有所不同，因此，对于《管子》中的谋略思想，应结合今天的情况，巧用、妙用。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整部《管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座贮藏丰富的智谋之仓，相传为春秋齐国相管仲所撰。至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后，定为86篇，后来佚失10篇，存76篇，这就是现在流传的《管子》。
华文精选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译文：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首先使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了就难以治理。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译文：粮仓充实，百姓才懂得礼节制度；衣食丰足，百姓才知道荣誉耻辱。
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管子》内容庞大，体系完整，基本上反映了管仲的治国谋略思想，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中《牧民》篇讲述治国治民的原则，《形势》篇讲述主持政事的规律，《权修》侧重于政治，《乘马》侧重于经济，《立政》侧重于典章制度，《七法》侧重于军事问题，乃至《版法》、《幼官》、《五辅》、《八观》、《法禁》、《重令》、《兵法》、《法法》及其他大部分篇章，都在讲富国强兵、正世安民之道。即使是有关哲学方面的著作，也常与治世之道相联系。但它们又不是只讲一时一事的具体对策，一般是把政治、经济的具体要求，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写成文章。举尽先秦诸子，我们还没有看到像《管子》这样面面俱全、百家荟萃的著作。就其所涵盖的内容而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乏精辟的议论，深邃的见解，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好的谋略汲取了众人智慧的长处，带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管仲提出“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的原则，即只听一面是愚蠢的，兼听全面才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和周武王的德行，也要综合听取一般市民的意见。因此，管仲建议齐桓公仿效古代圣王纳谏的措施，特设“啧室之议”的机构和制度，专门受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这种做法无疑有益于齐桓公广泛吸取民众的建议，为其称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管子》提倡从全面出发的大谋略。提倡慎重选择可谋之人而与之谋，千万不要跟不可谋之人谋划，以免上当受骗。对于那种只顾眼前利益，只图速效、不顾后患与忧愁的谋略家，应该不予采用。什么样才是可用的谋略之才呢？在《管子》中，人才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治国在用人，只有任用贤能之士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因此，管子非常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注重培养选拔贤良之才。他坚持认为，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从长远利益考虑，培养人才是治国的根本。“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培养人才固然重要，发现人才同样重要。《管子》中还阐述了不少如何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就如何使用人才，管仲指出，为政者必须善于根据每个人的才能，量才使用“信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聪明的君主总是“度量人之力所能为，而后发焉”。
华文精选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译文：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之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之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离不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离不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管仲认为应该讲求谋略的灵活性，他在《霸言》篇中指出，智者善于谋划，不如善于把握时机。精于把握时机，则用力少而功效大。因此他主张谨慎地把握时机，准备好了等待时机到来，时机合适才兴办大事。如《山至数》篇“乘时进退”，根据时机决定前进还是后退的策略。《正世》篇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不机械地模仿古代，不固执地留住今天，而是随着时机和风俗的变化而变化。《宙合》篇讲，采取谋略“必因于寸”、“与变随化”即根据时机，随时变化。
此外，《管子》一书还强调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并不是一切谋略都适于公开的。管仲在《宙合》篇提出“谋不可以泄”的原则，就是认为“谋泄灾至”，即谋略泄露，灾祸就要来临。如果轻言泄谋，灾“必及于身”。因此谋略家说话应该谨慎。想当初，管仲被鲁国拘捕，随时有生命危险，鲍叔牙与桓公谋划，想把管仲弄回齐国，任他为相，所以故意散布要把管仲弄回，当众杀死，才解心头之恨。这正是利用谋略机密性之一例。
管仲为齐桓公谋划了一个称霸天下的宏伟战略，即先富国强兵，后兼并天下。他改革了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恢复和提高齐国的综合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改革。《管子》认为，只有国家拥有大量的财富，才能给人民以物质利益，从而得到他们的拥戴，为天下所归附，国家富足，统治者能给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政权才能巩固，国家要给百姓物质上的利益，就必须府库充裕。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管子》所记载的经济思想，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早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管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节俭悖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侈靡”。《管子·侈靡》中写道：“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比之于凯恩斯，《管子》的政策主张毫不逊色。除此之外，在财政、贸易、消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管子》都有不凡的观点。
《管子》一书同时收录了大量春秋时管仲的军事谋略思想。其中的“七法”、“兵法”、“大匡”、“小匡”、“霸言”等篇都涉及军事问题，而且多属战争方略。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齐国的军事谋略思想，使齐国兵学进一步发展。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依法治国。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于利、信、武相结合的谋略，避免了单纯以武力征服的做法。这对于保存齐国的国力，团结各诸侯，巩固齐国的霸业，均有重要意义。正是这种外交路线、外交政策与《管子》的其他治国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管仲才能相桓公，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齐国的霸业，使人民一度免于战乱，有休养生息和发展的机会与客观条件。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管子》的经济谋略
管仲多谋善断，他不仅把智谋用于政治和军事，还用于经济用于理财，《管子》一书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事例。
一、统计理财谋
管仲很重视统计在理财乃至整个经济工作中的作用。《巨乘马》、《乘马数》、《山国轨》等几篇都是讲统计筹划的。
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关键在于领导。合理而有效的领导除了组织内部应有严谨而规范的制度外，还必须有领导者的权威以及领导者驾驭全局的方法和艺术等因素。管子领导科学在这些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
——当代学者 吕洪涛
中国经济和经济管理谋略以管仲为奠基人。
——著名经济学家 凯恩斯
一部《管子》倒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者重要而有益的参考。该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经济问题，所论范围也十分广阔，诸如对外贸易、宏观调控、价格、市场、货币、垄断等等，几乎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包揽无遗。因此，也可以说，《管子》是一部古代的经济学全书。
——知名学者 胡显中
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史记》
《管子》认为，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旨、货币都要有统计，县、乡和国家都要心中有数。特别是对于土地的等级要有准确统计。如果统计准确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对于统计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就会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总体统计完成后，然后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第二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是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涨，币值就会下跌。这样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10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订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的办法清偿买布人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10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国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10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10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最后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集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便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向民间直接征税了。此种方法虽然是运用价格，但其关键是统计要准确，信息要及时，故称“统计理财”。
二、高桥谋
齐国重视武备，国家对皮、干、筋、角4种制造兵器的材料征收太重，使得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十分昂贵。桓公就向管仲请教解决的方法。管仲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照办了。过了一年，国家对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了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桥高池深，东南西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10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10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办法。牛马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必然上涨，天下各诸侯国听到这个消息，势必像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且减少人民负担的办法。”
三、美锦谋
为了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齐国通用的办法是向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齐桓公想改变这种办法。管仲说，要改变这种办法必须利用国君的号令。于是派宾胥、隰朋、宁戚、鲍叔牙分别到全国各地作调查。要他们为国君调查四处放贷地区的情况，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家，统计出数额回来报告。4个大臣调查完毕回来，报告情况。全国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3000万钱、3000万盅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3000多家。管仲说：“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5个国君的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穷，军队不弱，怎么可能呢？”桓公问怎么办。管仲就叫他下号令，前来朝拜贺献的，都必须献来织有漂亮花纹的美锦，美锦的价格就上涨了。国君“栈台”所藏的同类美锦，价格也随着涨了许多倍。然后，国君下令召见高利贷者，并设宴招待他们。太宰敬酒后，桓公便提衣起立而问大家：“我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在国内收税。听说诸位曾把钱、粮借给贫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义务。我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匹价值万钱，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使他们免债务负担。”高利贷者都俯首下拜说：“君上如此关怀百姓，请允许我们把债券捐献于堂下就是了。”桓公又说：“那可不行。诸位使我国贫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我感谢你们，无所奖励，这点东西都不肯收，我心不安。”这样，国家拿出一定数量的织锦，便偿清了四方贫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贫民对君王自然更感激不尽。
华文精选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
译文：一般的人往往迫于所厌恶的事物，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说：“不怵乎好，不迫乎恶。”厌恶不丧失常理，喜好要不超越常情，所以叫“君子”。
四、轻重之术
管仲把轻重之术运用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取得了不战而胜的效果。
据《管子·轻重戊》记载：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蜂身上的尾螫，牙外面的嘴唇一样。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怎样进行才行？”管子为桓公谋划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从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绨做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让给鲁、梁二国去织。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于是，桓公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10天做好就穿上了。管仲还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1000匹，我给你们金300斤；贩来万匹，给3000斤。”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的国君听到这个消息，便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13个月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坐车的车轮相撞，骑马的列队而行。管仲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该改穿帛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10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看到鲁、梁的百姓逐渐陷于饥饿，连朝廷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鲁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而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两年后，鲁、梁的百姓十分之六投奔齐国。3年后，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佚名）
《管子》中的军事谋略
《管子》一书极为重视战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战争的重要性，认为“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参患》）；另一方面又强调战争的危害性，认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正是这种既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又主张慎谋的战争观，决定了《管子》重视谋略的基本特色。“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兵法》），即不战而胜、一战必胜，这正是《管子》军事思想的核心。
一、“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运用经济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
管仲以善于理财著称。他作为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管子后学继承和发挥了其遗说，对军事与经济、富国与强兵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论述得最为全面、系统。
《管子》充分强调了军事对经济的依赖关系。认为国用富足，军队才会强大，“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否则，“国贫用不足，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则战不胜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也”。把物质财富看作是战争胜败的根本条件，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根本途径。《七法》篇提出了“为兵之数”的8个方面，而以“聚财”为首并提出“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管子》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战”的谋略。
《管子》主张对敌国不能只是一味地武力较量，而是应先开展广泛的经济战。《轻重甲》：“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首先在经济方面，即在物资供求、物价调节、物资流通、运用权谋、利用形势等方面作战，使之作用到军事即通过经济战使敌国降服，不战而胜，此为至善。即使经济战不能使敌国亲服，也为军事战创造了必胜条件。
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以外交手段达到军事战的政治目的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其中有“兵车之会”，也有“乘车之会”。所谓兵车之会是率领军队即武力盟会，而乘车之会是纯属外交手段的和平盟会。显然，管仲极为重视外交战与军事战相结合，注意用外交战来达到军事战的政治目的，不战而胜，称霸诸侯。管仲的这一谋略深受后人推崇，孔子干脆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盛赞管仲以外交手段辅君成霸。管子后学继承、发挥了这一谋略，在《管子》一书中突出地表现了运用外交手段不战而胜的思想。
三、“行义胜之理”——合乎道义的用兵思想
《管子》认为，政治与军事相互制约，因此始终把政治与军事当作统一的整体来对待。从国家政治的大角度看待战争，所以《管子》强调战争必须合乎理义，要求“顺于理义”的正义之师。《管子》认为，军事力量强大是战胜敌国的基础，但不是兵强就必然能够取胜，战而必胜必须合于理义。《制分》篇：“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是否合于理义是胜败的关键，“兵强而无义者，残”（《侈靡》），即使侥幸获得胜利，也不可取，“不义而得，未为福也”（《问》）。《管子》强调了理义与兵强、胜败的关系，突出了“举兵必义”的用兵观点。
四、“奇举发不意”——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
《管子》认为“至善不战”，即不用战争手段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这是最理想的。在不得不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管子》主张“一战必胜”。《兵法》篇把“战不必胜”列为“用兵之祸”的4个方面之一。《管子》围绕着战而必胜这一核心目标，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军事谋略。《管子》认为，天地万物多种多样，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宙合》）。《管子》冲破了宿命论的思想，认为社会万物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战争中，结局绝不是注定不变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就为人们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综上所述，《管子》围绕“至善不战，其次一之”这一核心，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军事谋略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军事谋略遗产。（战化军）
《管子》中的领导方式与领导艺术的统一
领导方式是领导者的工作方式或行为方式，是领导者怎样进行领导的过程。《管子·形势解》中指出：领导者应掌握一定的管理方式。与建立领导者权威的世界观相适应，《管子》在管理方式上采取了命令式或集权式的领导方式。它是一种最后由领导者来决断和处理事务的方式。《管子》指出：“兼听独断，多其门户。”领导者应多听取不同意见，最后做出决断。管子十分注重决断必须掌握好度的原则，指出：“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只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有效的控制，决断才会有效，国富兵强才会实现。《管子》的集权式领导方式不是闭目塞听，主观武断。除了要兼听之外，还主张领导者要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形成正确的决策。《管子》指出：“察而征之，无听辩，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对事物要进行观察和考证，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对事物好坏的评价，应该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去了解事物的真相，最后做出正确判断。
《管子》在强调集权式领导方式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领导的艺术性。领导艺术是指领导者在进行领导的过程中采取灵活、随机应变的技巧和方法。作为领导者如果事无巨细，每事躬亲，那么领导者必然会整天纠缠于日常琐事中，难以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要事。因此，领导者必须掌握领导艺术。《管子》认为：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掌握这样的领导艺术。“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四肢耳目使万物情。”如果领导者能够不必亲自动手，只须通过下达政令就可以办好事情，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领导者。处理具体事务，领导者必须分清大事和要事。只要大事和要事得到解决，其他事务就会迎刃而解。高明的领导者还善于如何引导民众，使民众自觉接受领导。《管子》认为：“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要合理使用民力，领导者才能建功立业。要善于引导民众关键在于懂得“决”与“塞”之道。《管子》指出：“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领导者应时时注意“民意”。当民众中产生了一种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时，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察觉到其重大意义，应该对它大力宣传和弘扬，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当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有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时，领导者应当能够预感到它将带来的巨大危害，用疏导的方式将它消除在萌芽状态，领导者的处事艺术应建立在预见的基础上。
《管子》的领导艺术还体现在使用人才问题上。对待人才应该“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人无完人，作为人才也有其缺点。如果在使用人才上对人才求全责备，以有小毛病和小缺陷而拒绝使用或者伤害他，那么对富国强兵战略的实现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作为领导者必须明了人才的特长和专长，用其所长，制其所短，只有这样，各种有专长的人才会云集而来。（吕洪涛）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当今亦有人称他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法家的先驱、管仲学派的创始人”。
管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时代。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管子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被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困，谋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荡，锻炼、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志向，学先贤、习武艺、交友共勉、渊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侯、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齐国爆发内乱。齐襄公叔伯兄弟公孙无知因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了他原来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恼怒，勾结大夫闯入宫中，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公孙无知在位仅一年有余，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一时齐国无君，一片混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齐国在公孙无知死后，商议拥立新君的各派势力中，正卿高溪势力最大，他和公子小白自幼相好。高溪又同另一个大夫国氏勾结，暗中派人急去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继位。公子小白接信后又和鲍叔牙仔细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也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三十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三十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非常沉着，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育，那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齐桓公惊讶地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鲍叔牙回答道：“客观地说，管仲是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齐桓公又问鲍叔牙：“管仲与你比较又如何？”鲍叔牙沉静地指出：“管仲有五点比我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鲍叔牙进一步谏请齐桓公释掉旧怨，化仇为友，并指出当时管仲射国君，是因为公子纠命令他干的，现在如果赦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像忠于公子纠一样为齐国效忠。
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此后，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一段时期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如果你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子》被众多学者们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全书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阴阳、兵、农、儒各家学说，实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本书的丰富内容，而又远非《吕氏春秋》、《淮南子》之属所能仰望项背。可以这样说，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管子》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以至于很难将其准确地划归某家某派。
延伸阅读
YANSHEN YUEDU
明代刘基编撰的《百战奇略》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明弘治十七年（1504）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称该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他认为，只要“握兵者平时能熟于心，若将有事而精神筹度之，及夫临敌，又能相机而应之以变通之术”，那就可以建“成凯奏之功”。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骠骑将军王鸣鹤认为，该书“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崇祯间邹复认为：“以此书教战于昔人，用兵之妙思过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虽以百战而百胜可也”。清咸丰年间满人麟桂认为，是书“启发神智，或不无所补”等。从明、清诸多论兵者的赞语中，可以明显看出，《百战奇略》一书在我国兵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忍学是中国儒家思想之精髓，《尚书》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谓也。元朝吴亮所撰的《忍经》是中国最系统的忍学教科书，是一部寓意深刻，济世劝好，和睦相处，得颐天年的劝世书。忍是大智大勇大福，忍是修身、立命、成事、生财的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