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高低，常常决定他人生境界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大是大非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节操，最好的证明，便是他的行动。阿基米德是古希腊的数学家，当罗马士兵的刺刀戳到他的鼻子上时，他却说：“慢一点，慢一点杀我的头，让我把这条定理证完，我不给后人留下一条没有证完的定理。”秋瑾，这位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己任的女侠，她的誓言是“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些“为天下谋”而“不为身谋”的志士们，用生命和鲜血将人格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第一节人格的概念
如果说性格是由各种性格特征结合而成的复杂结构，那么人格则是包含性格在内的复杂结构。每一个人都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自己以及对接触的人的行为、品行的看法，不论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潜在的“人格理论”，这种理论帮助你随时随地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并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究竟什么叫人格？明确阐明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许多概念多与人的行为风格相联系，诸如气质、性格、个性等。因此，对人格概念的理解最好通过与之有关概念的相互对照、把握它们的相似性与区别而获得。
一、人格
人格一词的英文personality是从拉丁文persona演变来的。拉丁文的原意是面具。面具是用来在戏剧中表明人物身份和性格的，而这也就是人格最初的含义。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使用“人格”的概念，并引申出较复杂的含义，包括：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表现方式，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其工作相适应的个人品质的总和，声望和尊严。在现代英文词典里，仍然可以在“人格”（personality）这一词条下看到上述含义的影子。
心理学家们对人格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阿尔波特曾列举出50种不同的定义，足见人格概念中的分歧，同时还表明人格的复杂性。但众多定义有一个基本相似的看法，即认为人格是与人的行为风格或行为模式有关的概念。从以下各种定义可以看到这种共识：“人格是个体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行为模式的总和”（艾森克，1955）；“人格是一种倾向，可借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它是与个体的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卡特尔，1965）；“人格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它组织人的经验，形成人的行为和对环境的反应”（拉扎勒斯，1979）；“人格是个人心理特征的统一，决定（内隐，外显的）行为，同他人的行为有稳定的差异”（米歇尔，1980）。如果把诸多界说总结起来，可以这样概括：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的心理特性。人格标志一个人具有的独特性，并反映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交织。这个定义反映了人格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它包括：
1.整体性
人格标志一个人表现在行为模式中的心理特性的整合体，它是一种心理组织，构建成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特征结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但却经常体现在人的行为之中，使个体表现出带有个人整体倾向的精神风貌。
2.稳定性
由许多个性特征组成的人格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在行为中恒常地、一贯地予以表现。这种稳定性具有跨时空的性质，即通过个体人格，各种情境刺激在作用上获得等值，产生个体行为上广泛的一致性。但是这种稳定性是可变的、发展的而不是刻板的。这是因为：各种人格特征在某个人身上整合的程度（如稳定性）不同；一个人可能具有相反性质的特征，在不同情境中可反映它们不同的方面；暂时性地受情境的制约，表现出来的并非个人的稳定特性。
3.个体性
由于人格结构组合的多样性，构成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尽管不同人可以有某些相同的个别特征，但他们的整体人格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4.动机性与适应性
人格“支撑”行为，它驱使人趋向或回避某种行动，寻找或躲开某些刺激，人格是构成人的内在驱动力的一个方面，它的动机性与内驱力或情绪不同，它似乎是“派生的”，情境刺激通过人格的“折射”引导行为，致使行为带有个体人格倾向的烙印，成为一定的行为模式。人格的这种驱动力反映着人格对人的生活活动具有适应性的品质。
5.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综合
人格蕴含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文化价值两方面。人格是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它在极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教育教养内容和方式的塑造，然而它以个体的神经解剖生理特点为基础。
由于翻译上的原因和中文的习惯，人们也常用“个性”一词代替人格，它们在概念含义上是一样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个性”一词常常更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对“人格”一词，日常又往往在贬义上使用（如“某人人格太差”），这样的使用把人格完全归结为道德范畴，就违背了其科学含义。人格概念注重人的独特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格心理学家们不关心普遍性规律。实际上，心理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一定的共同规律，它们可适用于所有人类个体；揭示人的共性与说明人之间的差异（即人的特殊性），以及通过揭示人的个别性来得到共同规律，同样重要。因此，人格心理学家肩负着双重任务：既要解释人的行为的共性，又要解释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前者是一般规律研究，后者是个体化研究。实际上，二者是密切联系着的，共性从个性而来；个性中体现着共性。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心理学家在概念上把人格规定为人惯常表现出的具有一贯性、稳定性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特性。也就是说，人格具有跨时间、空间（情境）的一致性。由于这种一致性，我们才能识别出每一个人，把他同别人区别开来。这种在不同其他人之中寻求一致性的认识倾向，是人知觉恒常性的一种扩展形态，前者针对人，后者针对客观事物，但都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特点：寻求规律，从而使世界看起来更有序、更容易预测，使我们的认识更为简捷、经济。然而，就像人们的知觉恒常性并不总是百分之百地可靠一样，我们关于人格一致性的看法，也会有其片面性，而并非总是可靠。
第二节 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是在他的一生中通过学习讨论和解决问题时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的。人格也是这样，它是个人参与各种社会交互活动，通过同别人的接触，把这些社会交互作用时取得的经验加以内化所形成的。
一、机体的状况
一个人的身高、体重和外貌以及后天造成一些缺陷等，对他的人格会产生某些影响。符合社会所赞许的体格标准的人往往具有较好的社会反应，反之则可能会产生较多的个人问题。这是因为机体的状况中有些因素有助于社会上所认可的那些技能的发展，而有些因素则有碍于这些技能的施展。有些身体特征符合或不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往往会对一个人的自我敏感性产生重大的影响。有的人逐渐养成了骄矜自恃的习性，有的人则产生自愧不如人的自我感觉。但应该指出的是，一个人的人格物质并不直接来自机体的因素。人的本性不是抽象的自然性和生物性，而是人类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性。人的生物性（包括遗传的各种特点）并不能直接决定人的心理特点，人的人格物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决定。先天跛足的人不一定产生自卑的感觉，只有在遇到周围人的贬低和排斥时，才有可能形成自卑心理。个性，在其现实性上，必然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出发点是颠扑不破的，不可动摇的。
二、家庭和学校的影响
伦理道德观念和态度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对儿童的道德面貌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把儿童的公正观念与父母、教师和同伴的加以比较，结果发现，父母与其子女的观念之间的相关要比同其他人的相关高得多，而母亲与其子女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关系比父亲与其子女之间的更为接近。但是，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相似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这意味着，儿童成长后，他的信念和态度受他家庭以外的群体以及正规教育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多了。
儿童进入学校后，影响他的人格发展的因素就更广泛了。学校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集体态度和集体情感，即人们常说的“班风”或“校风”。很多人认为，一个人读些什么书对他的性格和人格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作家相信文学名著的影响价值，艺术家看重音乐、绘画名作的感染力量，那些宗教教徒们则强调阅读教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要确定阅读某种材料对一个人性格和人格的某个方面的影响是很困难的。一般说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强烈的情感发挥作用的。因此，有人曾认为，患偷盗癖的人，他们的偷盗行为是与满足感相联结着的，如果使之与烦恼感相联结，就可成功地治好这种癖性。但若要解决一个比这要复杂得多的问题，这种做法就太简单了。
三、社会学习和社会规范的内化
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习得的结果。一般说来，同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原理并无多大区别。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系统，部分是在教育过程中学会，但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偶然习得的。这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学习。特殊文化中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念一旦被人在潜移默化中所吸收，它们就被逐步内化，组合成为“自我”，构成人格的一个部分。个体对自己人格核心部分的防卫尤为严密，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轻易泄露其隐私的。
个体的信念和态度经过高度抽象化和概括化，就形成了他想使自己成为具有一定道德面貌的人的道德理想，这些理想又会升华为观念上的道德命令。当一个人的行动背离社会道德标准时，他便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道德信念和价值系统内化为“良心”是一个缓慢的历程，即使成年人也往往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这种过程。
四、人格的稳定性与人格差异
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中个体的人格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人的人格有多大程度的稳定性呢？一个关于性格和人体稳定性的典型研究作出了解答。这项研究最初由哈维赫斯特和泰伯于1949年进行。在《青少年的性格和人格》一书中，他们指出，要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声誉，由和这个人长期接触的非专业心理学工作者来作，比由不了解他的专业心理学人员来作更切合实际。因此，他们采用“声誉评定法”进行研究。这一研究的范围相当可观，美国伊利诺斯州普莱利城全城10～16岁的少年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哈维赫斯特和泰伯把一个人的道德声誉分解为诚实、负责、义勇、忠诚和友谊等五项主要指标，由被研究的青少年的教师、家长、邻居和同伴广泛地进行评定，获得了大量的个案材料。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性格和人格上的不一致和前后矛盾是所有被试都具有的特征，但他们又认为，在青少年的成熟过程中仍然可以找到行为上的一贯的模式。他们把青少年的性格分为五种类型：能够自我管理的人；能够适应环境和周围人的人；顺从的人；违抗的人；不能适应的人。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佩克和哈维赫斯特参考了哈维赫斯特和泰伯的研究材料和结果，用观察、记录、调查等方法，对十年前曾经研究过的对象进行追踪研究，以考察其一贯的道德态度和作风。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探索青少年人格发展的持久性和预见性上。在对大量材料进行分析后，他们认为，在性格研究中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和总结方法并非完全不恰当，而取样的连续性有助于获得儿童性格发展的全貌，并且可以作出某些预见。
佩克和哈维赫斯特在他们的《性格发展心理学》一书中的结论是：人的性格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一个人外表的举止行为变了，一个人性格的基本结构却是不变的。人的性格发展中有动和静两种因素，性格发展的各个连续阶段就是动的因素，性格类型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就是静的因素。这两种因素是相互依存的。在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中，两者都是固有的。每个人的人格都有其稳定性的一面，这是在同一文化环境下各个体之间的共同特性。我们所说的人格差异，指的是各个人所具有的这种共同特性上的不同质量。这方面的差异可以从人格的类型上去作分析，也可以从人格的特质上去作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人格问题，同智力一样，也是一个个别差异问题。
第三节 爱国是人格的灵魂
柏拉图说：“人不仅为自己而生，而且也为祖国活着。”是的，“我的祖国”这几个字，曾唤起过多少人的激情啊！祖国是每个人的母亲，祖国是每个人幸福的根基，离开了祖国，就像苗木离开了土地，终究会枯萎的。捷克的民族英雄伏契克，一生爱写作，希特勒的军队占领捷克后，德国法西斯要任命他当纳粹报纸《塞斯基·德尔尼克》的主编，他断然拒绝了。著名作曲家肖邦是波兰人。他死在国外，却让朋友把从祖国带去的一银杯泥土撒在棺材上，临死前一再嘱咐朋友要将他的心脏送到华沙。在我国，古往今来，更流传着无数爱国者的故事。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爱国的情怀始终不渝。虽然他几次遭流放，但“九死其犹未悔”，一旦有为祖国效力的机会，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秦军攻破楚国的首都郢时，他悲愤地投汨罗江而死。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从小受母亲的教诲，背刺“精忠报国”，以收复失地为己任，念念不忘的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矢志报国，在诗中明白宣示：“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文章里深刻地揭露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然而当日本友人问他，是不是“讨厌出生在中国”时，他坚定地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强烈的爱国热情像熊熊的大火一般鲜明、炽烈。爱国之士，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与此相反，卖国求荣者，历来受到人们的唾弃，从秦桧、洪承畴到汪精卫，都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一步步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垂涎三尺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中华民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家贫出孝子，危难见忠臣。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有血性的中国人，殚精竭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站出来了，他决意用自己销毁鸦片的壮举，给帝国主义一个教训；“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的黄遵宪站出来了，扛起了“诗界革命”的维新大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站出来了，他要用他殷红的血惊醒东方睡狮；“道德为群伦师表，不淫不屈不挠”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站出来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站出来了，他欢呼《庶民的胜利》，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自己甘愿上绞架……一大批仁人志士站出来了，他们站成了一片森林，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长城，他们战胜一切敌人，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歌。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祖国，她的忠诚的儿女们一往情深。不管去到天涯海角，也是心系故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当教授，每年收入一万多美元。住房宽敞，卧室四间，浴室两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学校给他配备了四个助手，一个打字员。当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毅然地放弃了这一切。美国朋友挽留他，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为了探求真理，我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华罗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里没有美国那样豪华的住宅，没有美国那样优越的工作间，但华罗庚处之泰然。他顽强地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今天在城市，明天在山区，今天在工厂，明天又去农村，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的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像华罗庚这样从欧美辗转回国的学界精英有一大批，他们的拳拳报国之情，为百废待兴的祖国描绘宏伟的建设蓝图之志，天人共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共同信念。
第四节 伟大志向是人格的基础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行动往往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人之进退，唯问其志。所以立什么样的志，对于一个人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自新》中说：“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患令名之不彰邪。”
那些有所成就的人，无不与他们在少小时期就立下大志有关。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张治中，在他的《六十岁总结》中曾谈到自己青年时期立志的一段经历：“从科举停止打断了由书本里求取功名的念头以后，于是开始了流浪生活，因而从报章上、从新书里，开始知道了世界的大势和中国的危机。譬如这时看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看到了他的维新言论和他与革命派的政见论战，不禁由忧国的心意发展为爱国的观念，由爱国的观念发展为英雄的思想。进了军校以后，更喜读中外英雄传记，更喜论国家大事，更喜谈个人志趣和抱负。常常羡慕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远征西域的班超、张骞。乃至读历史到秦王出巡，刘邦说‘大丈夫固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就觉得具有同感。其他如意大利建国三杰的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俄国的彼得大帝，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拿破仑，皆是我所景仰的伟大人物。”张治中将军一生征南战北，参加东征、北伐战争、一·二八淞沪战役、八·一三上海抗战，直到1949年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京谈判后留北京，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与他从小树立雄心大志是很有关系的。
正义的事业能够产生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力量。要想取得成功，就得顺应潮流。在俄罗斯历史上，赫尔岑属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血性直接来源于十二月党人。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5个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式，以示庆祝。30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封底。”当他郑重地向他的老师倾诉了他的感情和决心之后，那位平时总是训斥赫尔岑“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老师禁不住说：“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这位14岁的贵族少年。赫尔岑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巨人，同他从小立下的伟大志向有关，同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有关，同他关心同情人民的感情有关，他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
斯大林有句名言：“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任何成功都是在竭尽全力之后取得的。一个人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时，要像狮子那样勇猛。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一旦确定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常常奋不顾身，矢志不移。海伦·凯勒便是这样。马克·吐温曾说过，19世纪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海伦是美国著名的聋盲女作家、教育家。她出生后19个月，便患上了一场猩红热，重病夺去了她的听力和视力，使她变得又聋又瞎，同时嘴巴也发不出声了。看来这么一个五官三废的一岁半的幼儿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后来由于她顽强不屈、刻苦奋斗，再加上老师的指导，她不但奇迹般地学会了读书和说话，而且知识渊博，她学懂的文字就有英、法、德、拉丁、希腊5种之多，出版了14部著作。从24岁大学毕业后到她逝世这60多年的时间，她跑遍美国各地，周游世界各国，全心全意为聋哑人的教育和福利事业贡献一生，曾受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高等院校的赞扬和嘉奖。1959年联合国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可以想象，一个自幼五官三废，世界对于她来说是一片黑暗和寂静的人，要学会读书、说话、写字，最后成为著名作家和学者，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啊！然而，一个个看来不可逾越的困难，都被海伦的宏大志向征服了。正如她自己说的：“我碰到了不可胜数的障碍，跌倒了，然而我一次次坚强地爬起来，迈步上去……一次次奋斗的结果都是一个胜利，而沿着这胜利连接起来的云梯，我就一定能达到那光辉的云端，碧天的深处——我希望的绝顶。”海伦用自己的人生道路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伟大的生活目标不是知识，而是行动。
常言说：母鸡的理想是一把米糠，雄鹰的理想是在蓝天翱翔。有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里装的是人民大众；有的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是以我为核心画圆的。俗话说：猪圈难养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我们作为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要把进取当成人生要务，吹响震天的号角和横笛，轰轰烈烈的一小时，抵得上默默无闻的一辈子。学“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第五节 廉洁是人格的升华
从来没有哪一个真正的伟人，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而廉洁奉公，又是德行中之大者。古人云：“利”之一字，是学问人品的一块试金石。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以不贪为宝”。东汉时的羊续，就是这样一位施政清平、为官清廉俭朴的人。据《后汉书·羊续传》卷六一记载，羊续曾官居南阳太守，完全有条件使自己先富起来，可他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了，其清正廉洁的品质不能不使人赞叹。“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都是他们胸怀的写照。有的人可能以为这是他们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若有方便条件时，未必就真能做到不动心。其实，这是不理解他们。我们再来看一看张堪的例子。张堪是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为南阳大姓。光武帝刘秀未起兵时，对张堪的节操就甚为佩服。后由来歙推荐，召拜为郎中，再拜蜀郡太守。当时光武帝派吴汉征公孙述，因粮草不足欲退兵，张堪力谏止之。平公孙述后，张堪先入城，检阅府库，收其珍宝，悉条例上报，秋毫无私。《后汉书·张堪传》卷六一是这样写的：皇帝曾召见各郡负责财政的官吏，向他们询问风土人情及前后任职的守令有没有能力。蜀郡计掾樊显进奏说：“渔阳太守张堪先前在蜀地，广施仁政，官民深得恩惠；威令严明，奸邪多被惩治。先前公孙述被消灭时，珍宝堆积得像山一样，他掌握的财物，足可使十代成为巨富，但张堪离去时，只乘了一辆车辕折坏的车子，带些布口袋而已。”皇帝听说，叹息了很久。张堪的行为真算得上常言说的，“身人宝山，空手而归”。这种“空手”实在难能可贵。
当官的清廉与否，在他们操办红白大事时，常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阿谀逢迎之徒，常借机大献殷勤，贪官也把它视为捞钱的天赐良机。鲁迅就曾讽刺过一位官员的太太属鼠，过生日属下送金鼠的事。而那些有情操的人，对此却非常慎重，坚持从简办理。晋代的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上任途中酌饮贪泉之水，并赋诗表达自己的清白之志。在广州时每日只以蔬菜、干鱼为食。从广州返京都时，一无所带。到京后，拒绝接受执政者为他建造的住宅，居住在茅屋小宅之中。他对于女儿的婚事操办，更是特意的简单。《晋书》卷九〇是这样记载的：“初，隐之为奉朝请，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沉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吴隐之的行为，清楚地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叫“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不光“好官必不爱钱”，就是从事科学研究，也需要一种淡泊名利的献身精神，才能抵御各种物质生活的诱惑，才能一心扑在事业上，从而有所作为。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一直过着衣仅能蔽体，食勉强果腹的生活。晚年贫病交加，屋内只有一把直背椅，临窗一张桌，穷得丁当响，老鼠都搬了家，但他奋斗一生，意志坚强，在科学上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最早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被称为“拉马克主义”。他提出环境对生物进化有直接影响，生物器官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理论。还留下《动物学哲学》、《法国植物学》、《无脊椎动物系统》等著作。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抱定了信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像黄庭坚《戏呈孔毅父》所宣示的：“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
这种廉洁奉公的美德，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周恩来便是一个光辉的代表。他从青年时代起，投身革命，一生戎马倥偬，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作为总理，日理万机，被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总工程师”。但他不谋私利，光明磊落，赢得了人民的普遍尊敬。据报载：1976年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联合国设在纽约的总部下半旗志哀，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于是，许多国家的外交官有些愤愤不平了：昔日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而周恩来只是中国的政府总理，凭什么享受这种殊荣？他们聚集联合国总部，要求给个“说法”。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仅一分钟的演说。演说虽简短，却如重磅炸弹，震得来讨“说法”的外交官哑口无言。瓦尔德海姆的演说词如下：“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的决定。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让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分钱存款！第二，中国有将近10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4，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和首脑，如能做到其中任何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照样为他下半旗，完了！”
与廉洁相反，贪婪是万恶之源。它占有得越多，胃口也就越大。它永远张着大口在寻找金子，直到坠入深渊。宋朝的朱勉就是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人。朱面力是宋苏州（今属江苏）人，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均得官。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朱勉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并逐年增加。政和年间，在苏州设置应奉局，靡费官钱，百计求索，勒取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朱勉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他权势煊赫，谄事之人立即得官，不附己者统统罢去，州郡官吏奔走听命，奴事朱勉，当时号称“东南小朝廷”。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面力为号召。钦宗即位，将他削官放归田里，以后又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关押，复遣使将他斩首处死。
第六节 刚勇是人格的外在魅力
刚勇，是一种正气。虽然刚正不阿，容易得罪人，但是“胸中千古蟠钟阜，一死鸿毛断不移”，人又其奈我何？刚勇的人，绝非看风转向之徒，并不研究“关系学”，在他那里，凡事只要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不以宝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拔，浩然自守。在他那里，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对于他们的行为，奥楚蔑罗夫之类的“变色龙”们，常大惑不解，骂为不通世故。可是他们自己却乐此不疲。正是这些刚勇的人，为社会扬起了一面正义之旗，让人们看到了曙色，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刚勇的人，常常视节操如生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就因为他直书不讳。唐朝的吴兢也是这样一位刚勇的人。吴兢撰写《武后实录》，其中记写有张昌宗劝说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来张说做了丞相，乞求吴兢能予以修改。吴兢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最后也并不修改。我们可以看出，秉笔直书，并不容易，是要有点胆量才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人们对于刚正的良史，总是念念不忘。
要做到刚勇，就要能做到“守法持正，嶷如秋山”，敢和权贵周旋。正所谓“仁者之勇，雷霆不移”。东汉的洛阳令董宣，就是一位敢“碰硬”的主。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地位显赫，谁见都怕三分。她的奴仆白日杀人，逃匿公主家，吏不能捕。董宣便在公主出门的半道上等候，拦住去路，当面斥责公主，并捕杀那奴仆。湖阳公主大怒，回去向刘秀告御状，刘秀强使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两手据地，终不低头，被刘秀称为“强项令”。从此以后，京师豪强震悚，号为“卧虎”。敢于犯颜直谏，也是刚勇之臣的突出特点。唐朝的魏征就是以此闻名于世的。魏征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唐朝规定18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16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做法违反了唐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捕不到鱼了。焚林猎兽一，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几经争论，最后唐太宗才取消了这个命令。当然，碰上像唐太宗这样能够纳谏的人，还算是福气；如果撞上的是一位昏庸的皇帝，或者是刚愎自用、、不容许任何人违抗他的意志的皇帝，那么，要做到刚勇就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明代被鲁迅称为有“台州式硬气”的方孝孺，便为刚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载“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誓死拒绝为夺取帝位的明成祖朱棣草拟登基诏书，终遭磔杀。受株连的所谓“十族”达873人，被监禁流放的数以千计，其惨烈举国震惊。
知识分子更是以守正不阿为荣，特别看重骨气，越是在危难之时，越显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的君子风度。在近代，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表现出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同志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提出要写“朱自清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的诗，是千千万万刚勇之士形象的化身。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华民族的刚勇之气代有传人，这正是她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原因。
第七节 良心是人格的立足之本
“上帝在每个人心中安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就是良心。”良心是灵魂的声音，是一个人最后的道德防线。它所保障的是作为一个人而不至于沦为禽兽的最低标准。当人类进化到身上没有茸毛、臀部没有尾巴的时候，良心就产生了。良心是人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是一个人的道德自我意识的表现，它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精神力量。在人的道德选择中，良心作为个体行为隐蔽的调节器，始终参与并支配人们的行为选择，它规定着行为选择的方向，检查行为的动机，纠正不道德行为的结果，从而避免不道德行为的选择。良心感是一种综合感情，它包括同情感、羞耻感和责任感等。道德良心是道德规范自律性的最集中的表现。
夏伟东在《道德本质论》中曾考察过历史上各个时期关于良心的论述。在中国，最早提出良心范畴的孟子，把良心看成一种“仁义之心”，即“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仁义之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侧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是“天之所予我者”。孟子论述人皆有这种“不忍之心”的最有名的文字，是“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在孟子看来，无此恻隐之心，将不复为人，此恻隐之心就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的发祥地。宋代以后，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从“天理良心”方面发挥了良心的本质。陆九渊更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良知良能思想，强调人的“本心”的重要性。他从“心即理”的原则出发，认为良心就是“天理”，认为“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者也”。
在西方，奥古斯丁把人的良心说成是神谕，人的良心发现、良心忏悔，都是人对上帝的诚服。因此，奥古斯丁的一部《忏悔录》，全是他这种良心本质的真诚的袒露。亚当·斯密、沙甫慈伯里等人，把人的良心视为某种先天的道德情感，这颇像孟子的“不忍之心”的理论。萨特则把人的良心说成是个人心灵中抗拒社会性道德规范的唯一一块“绿洲”。从伦理史上各家对良心所做的规定来看，黑格尔对良心所做的规定，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良心的本质。他在谈到良心的崇高地位时指出：“人们可以用高尚的论调谈论义务，而且这种谈话是激励人心、开拓胸襟的，但是如果谈不出什么规定来，结果必致令人生厌。”“与此相反，良心是自己同自己相处的这种最深奥的内部孤独，在其中一切外在的东西和限制都消失了，它彻头彻尾地隐遁在自身之中。人作为良心，已不再受特殊性的目的的束缚，所以这是更高的观点，是首次达到这种意识、这种在自身中深入的近代世界的观点。”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青少年心灵美的培养》中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从幼年起就要学会这样生活：当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你就感到舒畅、愉快；当你做了什么应当受到谴责的坏事，你就感到难受。只有在有良心和羞耻心的良好基础上，人的心灵中才会产生良知。良心，这就是无数次发展为体验、感受的知识，正是在它的影响下，必然会派生出羞耻心、责任心和事业心。你独自一人时，应当使个人的活动受到最忠诚、要求最严格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制约。这种内部活动越细致、越积极，你的羞耻感和良心便会发展到越高级的阶段。你要为心灵的空虚而感到羞愧。如果你心目中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自己不可变更、不容争议的真理、法则和原则，那你就更要感到羞愧，也要为意志薄弱、无原则性、“没有骨气”而感到羞耻。假如你感到在你身上有一种卑鄙龌龊的、咬噬心灵的东西蠢蠢而动，而你却认为“这不干我的事”，那你就要为此而羞得面红耳赤。不仅要为赤裸裸的卑劣，而且要为人们可能认为你是卑鄙的人而感到羞愧。还要为不负责任和轻率态度而感到羞愧，为自己轻佻的感情和眷恋心而感到无地自容。在自己的感情方面，一定要善于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人。
那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大都关心人民的疾苦。春秋时齐相晏婴便是这样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人。据《晏子春秋》载：晏子从鲁国出使回来，眼见哀鸿遍野，耳闻百姓啼饥号寒，了解到这是因齐景公征调了大量劳力去建筑高台，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为此，晏子愁容满面。景公传令摆酒设宴，为晏子接风，当觥筹交错之时，晏子站起身来，对景公行了礼，说：“您若允许的话，我来唱支歌。”“好啊，唱吧。”景公点点头。“我唱的是一首民歌，”晏子说着，就唱了起来：“风凄怆，水冰凉，严寒彻骨怎可当！役夫苦，公事忙，人人心酸哭断肠。”晏子唱罢，黯然神伤，长叹一声，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景公见状，心中已有几分愧疚，忙劝说道：“先生怎么如此动情呢？大概是为了建筑高台的民夫吧？好吧，我这就下令停工。”
那些杰出的人物往往都具有一颗善良的心。雨果在《悼念乔治·桑》中说：“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
那些具有道德的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即使可以搪塞别人，也常常受到自己良心的拷问。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曾描述过被迫为袁世凯称帝闹剧写文章张过势的黄远生，为此受良心谴责的情形。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是这样描述的：“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禽，腾跳奔兀，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翼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苛责而已。”“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尽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中国的士大夫是重生、爱国的，然而良心的被压抑竟被视作比“身死或族灭”更为残酷，足见那是何等深沉哀痛。
良心的法庭永远不会休庭。问心无愧是一张最舒适的床铺，在上面可一觉睡到天亮。青年人要努力让你心中的那朵被称为“良心”的火花永不熄灭。
第八节 修身是人格的内在魅力
富润屋，德润身。穷巷陋室，有德之士居之，可以使蓬荜增辉。修身养性，是一个人实现自身价值，达于人生高境界，树立良好形象的手段。古代饱学之士，大都讲究韬光养晦，先练内功。仔细想来，确实很有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只有在自身有相当的修养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去做，也才可能做好。打铁先得本身硬嘛。要人家承认你是块金子，你必须首先是块金子才行。而自己要成为一块金子，必须得先经过一番沙里淘金的冶炼，必须先行修养，达到红心萝卜——内秀。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里讲的一是社会造就人才时其条件的苛刻，一是应对社会挑选时其自身修养的磨炼的艰难。
修身，包含的范围很广。有知识方面的学习，有品德方面的养成，有自我性格的磨炼，有处世艺术的积累，有日常生活良好习惯的形成，有紧急关头决策的能力等，换句话说，整个的生活无不包括在修身的范畴之内。
修养的本质如同人的性格，首先是个道德情操问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冰壶玉尺，纤尘不污。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做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首先要做个有节操之人。我国著名画家潘天寿就是这样。“做一个艺术家，须要先做一堂堂之人。”这是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罗丹所说的话。它常被潘天寿引用而且毕生身体力行。潘天寿也常引用柳公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话，并阐述说：“心正者，人之思想道德品质也……艺术家思想正，志向大，胸襟宽，眼光远，则画品必高，成就必大。余谓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笔正，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必低劣。”认为凡是真心想搞艺术的，都离不开做人这个根本。又说：“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因为名利亦就是私欲，丢弃名利之心，人的本性才能不受羁缚，才能在艺术中表现真情至性的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文人云集，国事动荡，空袭频繁，人心涣散。不少美术界人士追名逐利，举办个人画展，风靡一时。有人好心地劝潘天寿，认为以他这样举国闻名的大家，更应开开画展，卖些画，积点钱。可是潘天寿却说：“国难临头，钱有什么用啊！”甘愿节衣缩食，淡泊自守，吟咏他的“烽火连年涕泪多，十分残缺旧山河”，把感情沉浸在伤时忧国之中。直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才使他阴沉的心情为之一扫。为庆祝抗战胜利，于这年冬天，潘天寿特地在昆明举办了个人画展，颇得社会各界的好评。成大事者，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不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我完善，严于律己，是修养的重要方面。彭德怀元帅，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注意自身修养的人。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以身作则，一身正气。李锐在《学习彭德怀，做真正的人》一文中说：“师哲同彭德怀接触多了之后，才深深感到：‘彭总为人耿直，心直口快，坚持真理，一心为革命。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才智过人，爱钻研问题，又爱学习，他常讲只要持之以恒，也可以水滴石穿。’在转战陕北时，师哲亲眼目睹彭老总同士兵共艰苦，彭有胃病，想为他改善生活。反而碰了大钉子。‘司令员生活简朴，旅长、师长们自然也不敢特殊化。彭总吃大灶，和战士们吃的完全一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命令’。”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不怕犯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论语·子张》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陈毅元帅，一生光明磊落，坦荡大度，是个勇于改过的人。1958年，陈毅到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乔冠华是重点批判对象。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乔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后期，乔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乔冠华对章含之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乔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乔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乔冠华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骜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乔冠华不要计较。乔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事实正是这样，同人相处，讲究的是以诚相待，以心换心。正如明代学者徐桢稷所言：“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度。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也是判断一个人修养的试金石。有的人是对人严，对己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人家，不照自己。说起别人的错，头头是道；轮到自己时，则文过饰非。或者是气量狭小，一贯正确，只听恭维话，所谓“闻誉我而喜，闻毁我而怒”，便是这类人的画像。能做到像陈毅那样知错就改，确实是修养的高境界。
1998年夏，南自珠江，北至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大半个中国忽然间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城陵矶莲花塘螺山卡口的知名度在中国已与艾菲尔铁塔相同，虽然多数人还不懂水位以什么为基准，但那不时变动的数字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迷彩服和橘红的救生衣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时装。中国人深层的群体性被水激发了出来，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了空前的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伟大的抗洪精神熔铸成的冲不垮的血肉长堤，硬是使千里大坝坚如磐石，让咆哮奔腾不可一世的洪魔颓然东去。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史无前例的大洪水，让中国人毫无准备地渲染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伟大；同洪魔进行的一场场殊死的较量，造就了一颗颗耀眼的新星：高建成、吴良珠、胡继成、王占成、李长志、杨晓飞、陈申桃、包石头、宋波、董光琳、罗典苏、马殿圣……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这种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天地为之动容，世人为之赞叹。这场洪水，史所罕见；抗洪军民在战胜这场特大洪涝灾害中所焕发的精神和力量，史所罕见；在这次斗争中，涌现如此众多、灿若群星的英雄模范人物，史所罕见。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是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崇尚英雄的民族，是前途灿烂、不可战胜的民族。世纪末演出的这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勃发的光芒万丈的抗洪精神，展示的无坚不摧的人格凝聚力，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感到自豪，也为21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大展宏图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为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彪炳史册的业绩拉开了序幕。
鲁迅先生曾讲过这样的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弥尔顿也曾说过，要想写出不朽的诗篇，首先要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一首不朽的诗篇。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度过的极为短暂的一天，都是两条巨川的汇合处，它源于太古，奔向遥远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就此起步，走出一条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人生之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