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期间，另一位对丰子恺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夏丏尊。《子恺漫画》是丰子恺一部潜心之作，在卷首语中他回忆起夏丏尊先生对他的鼓励：“有一次，住在我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偶然吃饱了老酒，叫着‘子恺！子恺！’踱进我家来，看了墙上的画，嘘地一笑，‘好！再画！再画！’我心中私下欢喜，以后描的时候就觉得更胆大了。”夏丏尊是教授国文的，丰子恺坦言：“以往我每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在丰子恺读师范时，校长还是经亨颐。之后夏丏尊离开师范回到他的老家上虞，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在多位人士的热忱帮助下，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顺利筹建了起来。经亨颐任校长，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等文化界的名人也都被聘请过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丰子恺。这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常在一块聚会，朱光潜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以及丰子恺都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这里我们看到文人聚会交往对其文学活动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对于文人来说，这也制约着他们在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或学术道路上前进。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文人因其特殊的敏感，可以因一些日常琐事获得创作的灵感，而这些琐事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普通也太常见，以至于人们早已对它们熟视无睹。其实，相对于成人，儿童反倒容易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丽和诗意。朱自清与丰子恺各自写过一篇名为《儿女》的散文，虽然作为父亲他们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然而有一点他们都认同：保留孩子的童心。丰子恺在《儿女》中顿悟：儿童“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们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丰子恺意识到，孩子有着独具一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正是成人日后被逐渐消磨去的纯真与趣味。朱自清也感慨道，孩子的将来怎样，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所能够做的只是培养孩子的基本力量——胸襟与眼光。未来的事，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孩子们各尽各的力去。两位父亲的肺腑之言，都是他们自己所未能完全做到而寄望于子女的吧。
当朱自清1920年5月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对人生的彷徨之感是他的主基调。然而一年后的5月，西湖里荷花争艳时，朱自清的长女采芷降临在杭州，自此，他的新诗与散文中增添了许多温暖色彩。新诗《人间》表达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感受，《湖上》则描写了西湖上少女给诗人带来的喜悦和满足：白衣的平和女神们随意地厮并着——
柔绿的水波只兢兢兢兢地将她们载了。
舷边颤也颤的红花，是的，白汪汪映着的一枝小红花呵。
白云依依地停着；云雀痴痴地转着；水波轻轻地汩着；歌声只是袅袅娜娜着；人们呢，早被融化了在她们歌喉里。
如此欢愉与平和的心态，只有尽享天伦之乐者才会自然流露。
朱自清在杭州的几年，时常与友人泛舟湖上，畅谈人生。1921年夏，曾任杭州《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因事转到杭州，正是朱自清帮助其日常生活：“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夏天，那时他已经毕业离校，在杭州师范教书，我因事从北平到杭州去。我虽是一个浙江人，却是头一回到杭州，连住客栈也不晓得住在那里，我住在钱塘江边南星的一个类似过塘行的小客栈里。他劝我搬，同我去搬到旗下就是西湖边的一所旅馆里来。他照料我，指导我，既细致，又体贴。他领我逛西湖，他帮我解决问题，他和我上天下地的谈；我离开杭州到别处去了，他还替我转信。”
同年10月，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杭州的一批学生发起组织了晨光文学社，并邀请朱自清和叶圣陶担任顾问。冯雪峰回忆说，“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同上，第29页。其中，发起人汪静之是文学社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部诗歌集《蕙的风》就请朱自清为其作序，朱自清也确实在很多方面给予其赞美和指导，显示出朱自清不拘一格培养学生的教育方法。
在朱自清笔下，西湖永远都是意蕴丰富的。它若完美，只因看湖人的心境完美；若不完美，则是源自看湖人的心思颓废。一个冬日，他与叶圣陶等人夜游西湖，对此他在《冬天》里回忆说：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
十多年了，当年那月色的美依旧令他怦然心动，多少与他那时愉悦的心境有关。1922年6月间，朱自清与俞平伯等人畅游西湖三日，此次畅游却不同于往日里心情的宁静，之后他写出了长诗《毁灭》。在前言中，朱自清这样叙说《毁灭》写作的缘由：“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究竟是什么令他在黑夜里踟蹰不前，做一番痛苦不堪的思想斗争呢？在11月7日朱自清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实际上做了自我剖白：我自今夏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极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我从前不曾深切地感着过这些，这回却碰着机会了。我一面感到这些，一面却也感到同程度的怅惘。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只有“转向”才能使自己安心，朱自清终于找到了心里郁结的原因。他的“怅惘”以及怅惘之后引起的“空虚”，全然都是因为没有注重眼前，而只追求茫然远大的事业（或者说面对“五四”的落潮，如何将新文学发展下去），“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因此，只有将这种念头泯灭，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踏实的落脚点——
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只顾“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同上，第125页。
《毁灭》引发了诗人的一连串思维，从怅惘转向空虚再转向务实，以致最后悟出了“刹那主义”的生活态度。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实行，是对过去与未来的否定，注重眼前，并尽可能地使这一时刻的作用力发挥至最大。因此，他主张在行为上实行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此外，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俄国作家蒲宁的“永恒的刹那”。在某种意义上，刹那也是永恒，只是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立足于两个层面。蒲宁的“刹那”是指短暂的瞬间所展现的永恒的生命感觉，而朱自清的“刹那”则是一种务实的行为，一种做人的处事方式，更多是针对“五四”落潮后智识分子怅惘心态的一种反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答复。
或许，生活在杭州西湖，本身就是消磨人的意志力与上进心的。郁达夫迁居杭州后，曾致信上海的杜衡述说在杭州的心境：“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少了刺激。”郁达夫的自省不是没有道理，与上海的车水马龙相比，西湖的山水人文似乎都停留在宁静的时空中，和谐安谧。当年徐志摩陪伴访华的泰戈尔一路来到杭州，畅游西湖时，竟然在一处海棠花底下通宵达旦地作起诗来，以至于梁启超作了一首联句：“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徐志摩对西湖很是熟悉，“与曼（指陆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陆小曼喜爱交游，一到了山间便欣悦至极，“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迈步上坡，踬亦弗顾，卒集得一大束，插戴满头，抵理安天已阴黑，楠林深郁，高插云天，到此吐纳自清，胸襟解豁”。
另一位浙籍大才子陈布雷夫妇于1932年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住在西湖边宝石山东南的小莲庄，雅号“坚匏别墅”。此地依山傍水，尽得湖山之美景。陈布雷对此居所十分满意，与家人游山赏水之余，还去北山街上的西湖电影院看电影。之后几年里，他偶尔回到杭州休养身体，也不忘走入这青山秀水中去，《畏垒室日记》里这样记载：陈布雷：《陈布雷日记选》，原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8年第一期。
以天时晴美，允默（指陈布雷之妻）提议往游玉皇山，视时计已将十时，恐来往路远归来在午餐后，乃改计率幼侄思佛登宝石山。出门遇任天来访，遂与同游，在塔下休憩多时，购果物分食之。任天以出处询予意见，劝其安心任事，不汲汲求功，旋即别去。予等乃向西行，拟往初阳台，以初晴积雪未融，道阻不可行，乃改从东道经疗养院下山。复循山下小径出石塔儿头，遣思佛随训清先归，予等再经白堤绕道孤山而归。望兄适下值，相遇于断桥之侧，遂同游焉。一时回寓午餐。（1936年1月4日）
傍晚寒甚，无聊，约黎叔、贞柯等，往清和坊顺兴饭店小饮，吃鱼头豆腐。允默近来不多饮酒，今晚亦勉尽三爵焉。（1936年1月7日）
阴雨七日，今日天竟放晴，晨起依楼眺望，南山犹在烟雾笼罩下，日光耀激，景色甚丽。十时后。云渐散，红日满湖，晴窗独坐，畅然恰适。……午后，子翰来寓，旋黎叔、酉生亦来，以天时晴朗，约游灵峰看梅花，本约贞柯、四弟同往，以史地学会开成立会无暇。余等二时三十分以汽车抵玉泉，望兄同游，舍车而步行，四十五分钟抵灵峰寺，坐补梅庵甚久。寺内外梅花均未放，萼亦未绽也，而游人独多。（1936年1月12日）
午后二时三十分，偕允默，挈细、怜两儿出游湖滨，眺望雪景，登孤山，循西泠桥回。在西泠桥侧远眺南山残雪，其景状最幽美，惜孤山梅花尚未放也。五时，赴市理发。旋应祖望诸君约，晚饭于三义楼，左湖先生来会饮，九时归。（1936年1月16日）
偕允默，携怜儿、积皑出外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花港观鱼处，有电影演员一队，拍摄外景，雇一舟作敲冰之戏，间有一二人携碎冰向凝冰之湖面抛掷之，冰随碎随溜，至五、六丈以外者戛然作金声，极可听。至净慈寺附近，觉腿倦，即雇车归寓，已十二时三十分矣。（1936年1月18日）
上述日记是陈布雷1936年1月的其中几则，此时他患有脑病，每日由西湖医院医师注射药物一针以维持精神，其妻允默身体也不见佳。二人选择在杭州休养，除去政治因素外，闲适安宁的生活环境和西湖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是一大因素。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境无不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天容阴沉则使其病体难痊，晴空万里则令他心神舒宁，这也反映出文人偏向感性的情状。这休假的十多天里，谈政之余的陈布雷偕同家人或是朋友出游西湖数次，兴致袭来则是饮酒谈梅，无不乐乎，无聊时则约同几位友人去往饭馆，闲适的日常生活实在给予了这位国民党“文胆”无尽的灵感。
最后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如果陈布雷晚年退出政坛定居杭州的话，那么他还会自杀么？
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1881—193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里西湖的一角落》）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5—66页。
（《半日的游程》）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湖楼小撷》）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8—143页。
（《杭州写生》）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94页。
（《杨柳》）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陈星：《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28页。
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集》，西苑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朱自清：《桨声灯影》，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姜建：《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集》，西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姜建：《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第138页。
郁林选编：《徐志摩爱眉书简》，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9—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