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胡适曾三次到杭州，除却公开的事由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与其妻妹曹诚英见面。对胡适而言，与曹诚英的情感纠葛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杭州西湖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曹诚英字珮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小胡适11岁。当年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当伴娘的曹诚英才15岁。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极为崇拜，两人很早就有书信往来，虽然一开始仅限于亲戚层面的交流。曹诚英后来与胡冠英结婚，婚后丈夫到杭州念书，她也到杭州学习。因此，当胡适有机会到杭州休养时，与时在杭州读书且刚刚离婚的曹诚英见面就是极为自然之事了。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一个研究新学制课程的会议，顺便到杭州一游，其实就是为了见曹诚英。胡适在杭五天，刚离婚不久的曹诚英一直陪伴身边，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质变。从其日记可知，胡适在杭期间，除了曹诚英还有好友任叔永、汪静之等人陪伴。尽管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可能不多，但胡适还是十分快乐。他回到上海后写了《西湖》一诗，借赞美西湖表达对曹诚英的爱慕和思念，其中有些诗句，知情者当一看便知其另有所指：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烟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据《胡适日记》，当年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主要目的就是决定秋天到杭州养病休养一事。此次胡适住进了西湖边的新新饭店，同游者为高梦旦。胡适先后与蔡元培等人见面商谈，他们都力劝胡适在西湖之滨的烟霞洞休养，并陪伴胡适到烟霞洞实地考察。胡适对此地十分满意，最终决定到此休养。
于是6月24日，胡适住进了烟霞洞，开始了被他称为“神仙般”的生活。这段生活之所以能与“神仙”相比，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收获了爱情。以下是胡适当日日记对此事的记录：廿四日，陈廉斋（名惟俭，军警督察长）在山上请我吃饭；饭后与同来诸客同游南高峰。南高峰高三零二密达（米），可望见西湖全景，可望见钱塘江；天晴明时，可望见海。湖上风景，以此为最壮美。
胡适果然不愧为名人，连军警督察也要请他吃饭。而胡适对西湖风景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似乎他对壮美之风景更加欣赏。接下来的日子，胡适的日常交往颇为繁忙，不是应邀演说，就是出席宴会和会见友人等等。但毫无疑问，他最在意的还是与曹诚英的交往。当时曹诚英已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年龄刚刚二十出头，刚刚离婚。汪静之形容说她“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既然胡适在烟霞洞养病，曹诚英放暑假刚好前来照顾。在此期间，他们感情日深，烟霞洞遂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地，且看胡适对此的记录：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1923年9月13日）
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1923年9月14日）
傍晚与娟（即曹诚英，引者注）同下山，住湖滨旅馆。（1923年9月27日）
至于曹诚英是何时开始留宿烟霞洞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日他们同在南高峰看日出之后。此处说法参考了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有关评述。
不过，再美好的生活也会有尽头，转眼三个月过去，且看胡适的留恋之情：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在月光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923年10月3日）
笔者以为，胡适这一段虽是日记，却写得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实在是要比他那些白话诗好上很多呢。10月初胡适向友人一一辞行，而曹诚英因为开学已经返校。10月5日傍晚，胡适乘火车离开杭州。不过胡适与曹诚英因为无法忍受相思之苦，不久竟然又在杭州相见。请看胡适日记：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1923年10月21日）
晚上与志摩、经农游湖。到壶春楼吃饭。我戒酒已近十日，今夜心中不快，遂复喝酒。三个人共喝了二斤半。
到湖心亭，看月。我在石板上仰卧看月，和志摩、经农闲谈。后来又到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1923年10月22日）
志摩昨天做了一首《天宁寺闻礼忏声》的长诗，气魄伟大，我读了很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雄伟、庄严）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了自己了！”。（1923年10月25日）
徐志摩对胡适与曹诚英的关系，心知肚明，有时不免故意“审问”胡适，且看徐志摩此间日记：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顾忌。（1923年10月11日）
昨写此后即去适之处长谈，自六时至十二时不少休。……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1923年10月13日）
昨下午自硖石到此，与适之经农同寓新新（指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此来为“做工”，此来为“寻快活”。……我形容北京冬令的西山，寻出一个“钝”字；我形容中秋的西湖，舍不了一个“嫩”字。……昨夜二更时分与适之远眺着静偃的湖与堤与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妙，也比拟不得的绝色。（1923年10月21日）
昨天（二十二日）是一个纪念日，我们下午三人出去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适之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
饭后我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浆破小波声，方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1923年10月23日）
从上述两人日记中不仅可见他们的友谊之深厚、关系之亲密，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们对西湖那特殊的热爱与眷恋。这种情感由于他们各自陷入情网之中而得到放大，进一步加深了其对西湖之美丽的赞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记录同一天同样事件的日记，就是10月22日他们去湖心亭看月事，虽然胡适是当日即记（其实也可能是事后补记），而徐志摩是次日写下。比较一下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微妙的差异。此间当为胡适一生中情感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但相比徐志摩他还是节制很多。在写景方面，徐志摩无疑更胜一筹，对西湖美景的描述更富有诗意。此外，在袒露内心情感方面，胡适一直比较隐晦曲折，而徐志摩就更加坦诚直白，有时甚至达到“疯狂发泄”的程度：“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胡适的冷静含蓄和徐志摩的热情奔放，恰成鲜明的对照。
有意思的是，当胡适在烟霞洞与曹诚英过着神仙一样生活的时候，在写给大洋彼岸的韦莲司的信中，他却对此事只字不提，原因很简单，韦莲司也是胡适的心爱之人。且看胡适信中对这一段生活的描述：我在南方呆了7个多月：有1个月是在病床上，1个月在杭州，4个月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烟霞洞中，还有1个月在上海。这段长时期的休息对我非常好。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的健康是这两年最佳的。我除了游山玩水，跟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事都没做。我的表妹因为健康不佳，跟我和我的侄子住在一块儿。
其中那句“什么事都没做”，是否有些弄巧成拙的嫌疑呢？当然，对于韦莲司这个美国女子而言，她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复杂亲属关系，所以胡适如此说她大概也不会想到什么的吧。
在新月派诸人中，胡适当然是领袖，而徐志摩则被称为新月派的灵魂。新月派也是因为有了他们两人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是相互支撑和相互渗透，这样密切而不可分——至少在新月派同人看来是如此。不过，从深层次上讲，胡适给予徐志摩的支持应该更多，因为他的地位和声望在当时远远超过徐志摩。对于胡适给予徐志摩创作和事业的支持以及影响，今人段怀清有这样中肯的评价：“（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以及二四年泰戈尔的访华，再加上受聘北大、参加文学研究会等，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活动家登上北方文学知识分子舞台并精彩亮相表演的时期，也是徐志摩作为诗人正式走进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期。而在上述活动的背后，都依稀可见胡适的影子在。作为一个诗人，徐志摩所需要的艺术灵感可能来自于他身边或者梦境中的异性，但作为一个需要成就现实人生事业的徐志摩，胡适的存在，无疑让幻想中的徐志摩，还能够不时惦记着现实世界里的果实，让他的每一片思想与情感的落叶，还能够坚持飘落到树根上，或者在空中画出一道飘落的轨迹，或者慢慢地腐烂在树根上，成为肥沃大树的养料。”
可以说，徐志摩有胡适这样的挚友，是他的幸运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为其日记，应林徽因之请所做一切，足以证明。而胡适结交徐志摩与否，则对其一生影响不是很大。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原载1931年3月1日《宇宙风》第12期。
周至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参见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