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乳名彬生，原名壮秋，亦名钱潮。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家道小康。1913年，他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在北京挂牌行医。1926年，他还和胡底一起在北京光华电影公司当演员。
钱壮飞的妻弟张暹中，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钱壮飞和妻子张振华都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钱壮飞夫妇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夫妇在北京护国寺附近资助创办了一家光华影业公司，借此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28日杀害于北京，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钱壮飞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初由北京经天津转移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后，钱壮飞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和他的老朋友胡底一起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
1928年年中，钱壮飞看到一则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训练班招考的广告，就跑去应试，结果得了个第一名，被录取，从事画广告和招揽生意等业务。这个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开始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对我党来说，却是一个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因此，租界党支部决议让钱壮飞在这里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待机发挥独特作用。
1928年冬，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培植党羽，千方百计抓揽一些要害部门，很快就看上了上海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他们将原来的处长挤走，任命徐恩曾为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使这个机构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取得徐恩曾的信任，钱壮飞想方设法、借机行事，甚至投徐恩曾之所好，比如将自家所住房子的二楼前楼给徐的姘妇居住，逐步取得了徐的好感和信任。徐恩曾将钱壮飞视为得力心腹。1929年春，徐恩曾委任钱壮飞为私人秘书，倚为左右手。
1929年11月，钱壮飞建议党组织利用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之机派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便互相紧密配合，获取敌人的更多情报。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的重视，并立即批准。12月，李克农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下旬，徐恩曾被陈立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做党务调查科主任，着手实施进一步发展特务组织的计划，以配合对苏区和红军的军事“围剿”，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特别是准备对中共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的“自首政策”，利用他们做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徐恩曾把这一计划的内容告诉了钱壮飞，并要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当钱壮飞把这一重要情况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克农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明确而果断地指示李克农，“你们把它拿过来”，为我们所用。于是，中央特务委员会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这个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尚未建立）中去，实施周恩来的将其“拿过来”为我所用的大胆计划。“地下三杰”毅然担负起了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
钱壮飞被徐恩曾任命为机要秘书后，“利用职权”，在配备选用管理电台的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安排了一些自己人，作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
徐恩曾的特务秘密指挥机关建立后，凡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他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给他的情报，都要送到这里来。徐恩曾身负反共“重任”，却不改他那花天酒地、迷恋女色的纨绔子弟的本性。他每天只是拎着皮包到办公室来一下，处理那些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的急事和重要问题，然后就借口有“要事”，溜到舞场、妓院或情妇姘头那里鬼混去了，把处理“大本营”的日常工作都推给了钱壮飞。这就给了钱壮飞窃取机密情报以极大的方便。凡呈报徐恩曾阅处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个字了事。因此，这个“大本营”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手里了。基本上实现了周恩来的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的计划。
徐恩曾虽把钱壮飞当做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事他不放手，即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相互通报用的密电码本，根据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只许他自己亲自保管和使用。因此，他把这个像“通灵宝玉”似的密码本，藏在贴身衣袋里，不让钱壮飞知道。为了搞到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有意“规劝”徐恩曾在上妓院时不要随身携带机要文件，以免出事。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徐恩曾“忠心耿耿”，实际上当然是“别有用心”。徐恩曾果然中计，外出时就把密码本留下，锁藏在机要柜里，以为是万无一失了。这却难不倒能干的钱壮飞。他很快就设法把这个密码本拿到手，全部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后，仍放回原处，丝毫未引起徐恩曾的怀疑和觉察。
从1929年底开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钱壮飞和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战斗，大智大勇，沉着镇定，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把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 “拿过来”的这个无比艰险、复杂而光荣的任务，从而赢得了我党情报战线“三杰”的称誉。而钱壮飞虎穴卧底，屡建奇功，更加值得赞扬。例如：1930年8月，中共中央准备在上海举行六届三中全会，但这一秘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获悉，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欲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钱壮飞获知这一情报后，及时经李克农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作了改变，避免了一次极大危险。又如：1930年12月开始至1931年5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两次“围剿”，事前，钱壮飞从徐恩曾那里获取了敌人的“围剿”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转告中央苏区。由于情报及时准确，使中央红军对敌人的部署、兵力调动了如指掌，在战场上争取了战略主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遣顾顺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负责人）护送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他在完成护送任务回到武汉后，竟然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重以“化广奇”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登台表演魔术赚钱，并同一些舞女、交际花鬼混，结果于4月25日晚上被武汉国民党特务机构逮捕。
未经用刑，顾顺章就自首叛变了。他先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出卖了直属中央特务委员会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他声言：自己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但必须面禀蒋介石。他有恃无恐、态度十分傲慢地对蔡孟坚、何成浚提出：“请迅速安排本人赴南京晋见蒋公（指蒋介石），我将当面陈情。”顾顺章还提出：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可将他的被捕叛变的事向南京发电报。
审讯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何成浚对顾的这种傲慢态度早已心存不满，但急于邀功请赏，于25日当夜即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和徐恩曾一连发去六封特急密电，报告顾顺章已被捕叛变，有“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大计划要直接向蒋总司令面陈云云的“反共捷报”；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早上乘飞机先行去南京面陈详情，抢报头功。
1931年4月25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按惯例已到上海去会他的情人或姘头，或到夜总会、妓院里去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去了。南京“大本营”里只有他的“心腹秘书”钱壮飞“忠心耿耿”地在值夜班。已至深夜，忽然接连收到武汉绥靖公署和侦缉处发来的六封“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均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签收电报，一边心中不断地思考：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当他看到有“亲译”的字样，就已意识到这是个核心机密，一定有重大案件。因为这样的绝密电报除了徐恩曾，别人译不出来。这引起了钱壮飞的高度警惕。他知道事关重大。他在空无旁人的静悄悄的办公室里，细心地拆开电报，用拍摄到的徐恩曾那个密码本，将电报的内容译了出来，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何成浚的第一封电报上写着：“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早已知道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
何成浚的第二个电报上写着：要用军舰解送顾顺章来南京。
第三个电报说：要用飞机解送。并说不要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
钱壮飞不动声色，极力沉着，仔细地记下了电文的内容，再按原样把电报封好。他当机立断，一方面立即派他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当时只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被钱壮飞安插在“大本营”里做行政事务工作，暗中充当同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连夜乘火车去上海，把这个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速告中共中央。
另一方面，钱壮飞还暂时留守“大本营”。他一边继续观察动静和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边着手急速处理手头的重要文电和账目，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他从陆续送来的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出专轮把顾顺章押送来南京，将在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时，便立即连夜赶到丹凤街民智通讯社，告知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同志以及其他人员赶快撤离。但没有见到，便拿起桌上一张地图，用刀子在中间划了一条缝。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已经“破裂”。同时向天津的长城通讯社发去“潮病重速返”（钱壮飞别名钱潮）的急电，通知胡底等人迅速撤离隐蔽。
处理完这些急事，钱壮飞思潮起伏，内心极不平静，想不到自己经过千难万险才开辟出来的特殊战斗岗位，竟一朝全部毁灭在这个万恶的叛徒手里，心里十分难过。
第二天（26日）清晨，当徐恩曾挟着皮包来上班时，钱壮飞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这批特急电报当面交给了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大本营”，立即乘沪宁车赶往上海。为了防范徐恩曾派特务在上海北火车站守候缉捕他，他机敏地从上海郊区的真如小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喧闹不息的滚滚人流之中。
从此，钱壮飞结束了他虎穴卧底的特殊革命生涯。
当李克农接到钱壮飞十万火急的情报后，立即设法与党中央联系。不巧的是，这一天不是和党中央交通接头的时间。这可急坏了李克农。事关紧急，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千方百计找到中共江苏省委，通过省委终于找到了中央特务委员会情报科科长陈赓，并很快报告了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这时已是4月27日（星期一）清晨了。
形势异常紧急，一场灭顶狂澜即将迎头压至！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状况下，周恩来发挥了他特具的临事好谋、遇变不惊的镇静心态和卓越才能，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变的重担。他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机关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将顾顺章所能知道的一切线索立即切断，将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处在当晚全部搬了家，隐蔽了起来。
钱壮飞撤退到上海后，党中央对他的安全非常关心，派陈赓把他安排在一位同志家里，从安全到生活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排。1931年8月，党组织将他先行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也先后到达苏区。“一苏大会”后，钱壮飞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局长。
1934年10月，钱壮飞随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被编在军委纵队。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1935年4月，红军二渡乌江后途经贵州省息烽县的流长村一带时，因躲避敌机轰炸，钱壮飞掉队失踪。后来在流长一带被当地地主土顽武装杀害了。钱壮飞喋血长征路，忠魂永不泯。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前夕，他的姓名列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之中。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怀着深切追念的真挚感情说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
1962年2月，李克农上将因病逝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因为过去没有机会为钱壮飞烈士和被张国焘杀害的胡底烈士举行过追悼仪式和给予应有的评价，所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中共中央所宣读的李克农的悼词中，特意加写进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就是党和人民对钱壮飞烈士和他的战友们一生的英雄业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历史定论。
（撰稿黄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