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重要的是要给不习惯的事物以尽可能发展的空间，以使那些适宜于转变成为习惯的事物能及时出现。但是行为的独立性，对习惯的蔑视之所以值得鼓励，不仅是因为它为更加值得大家采用的更好的行为模式和习惯破土而出提供了机会，而且还因为它使具有脑力优势的人能够正当的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人按照某一个或某几个模式来生活。只要一个人具有相当的常识和经验，那么他为自己所设计的生存方式就是最好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人不像羊，而且即使是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不可能随意找到一件合身的上衣或一双合脚的鞋子，除非它们是定制的，或者有一仓库的衣物可供挑选。难道一种生活模式比一件外衣还更容易适合于人些吗？或者说人在整个生理和精神构造上要比他们在脚的形状上彼此相似之处还更多一些？仅仅在口味上就各不相同，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不要用一个模式去铸造他们。不同的人要求不同的精神发展条件。不同的人不可能在同一的道德气氛中健康地生存，如同各种不同的植物不可能在同一自然条件，环境和气候下健康地生长一样。有助于开发某个人更高的天性的一些事物对另外一个人的天性的开发则可能是一种障碍。一种生活模式对某一个人是一种健康的激励，使其全部行为官能和享受官能够完美地运转，而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是令人心烦的负担，会阻碍或碾碎其全部内心生活。在快乐的源泉上，在对痛苦的敏感，以及不同生理和道德感官对人的作用上，人们的差异就是如此之大，除非在他们的生活模式上也有与其相应的多样性，他们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应有的快乐；他们的精神、道德和审美能力也就不可能成长到他们天性可以达到的高度。至于谈到公众的情感，为什么我们的宽容只应该延伸到他们众多的追随者强迫他人默认的生活情趣和模式？因为除了某些寺院以外，情趣的多样化是到处都被承认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受责备地喜爱或不喜爱划船或吸烟，音乐或体育，下棋或玩牌，或者学习；因为喜爱这些事物的人和不喜爱这些事物的人都是为数众多，你不可能对他们进行镇压。但是当一个男人，尤其是当一个女人可能被指控作了“什么没有人作的事”或者没有作 “人人都作的事”，这时他（她）就成为了这句如此具有蔑视意义评语的对象，好像他或者她真的犯了什么严重的道德过失一样。人们要求拥有一个头衔，或某种官阶、或受人重视的地位以便能够沉溺于他们所乐于从事的事情，而无损于对他们的尊重。我再重复一遍，多少沉溺于某种东西，因为无论谁过多的沉溺于某种东西，都有招致某种比毁谤性的言论还更坏的东西的危险。他们有被判为精神错乱，剥夺其财产并分配给其亲属的危险*。
①这是一种极端卑鄙和可怕的证据，只要其财产足够支付对财产本身征收的诉讼费，根据那种证据近年来任何人都可以被法庭宣判为不适于管理其个人事务的人。把其死后处置财产的权利阁置一边。他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被打听，不论发现了什么东西，都要通过低能者中最低能的感觉官能和描述官能来加以观察，如果与最平常的事不尽相同，就可以拿到陪审团前作为精神错乱的证据，而且往往取得成功。总的来说，陪审团很小，相比证人同样庸俗无知；而法官们由于极端缺乏对人性和生活的理解（这一点在英国的律师界是令人惊讶的）更是常常误导陪审员。这些审判官们连篇累牍地讲述着下等人中对于人类自由的看法和情感。他们不重视个性的价值，根本不尊重个人行为的权利。只求对自己的判断和意图有利，法官们和陪审员们甚至想象不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会渴望这种自由。在过去，当有人提议烧死无神论者的时候，慈悲的人往往建议把他们送入疯人院；今天如果我们见到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宗教迫害，而是采取了如此人道和基督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无满足地为他们自己喝彩，也就会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现今舆论的倾向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能容忍个性的显著表现。人类的平均数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而且在意向上也是平庸的。他们没有要作什么非凡事业的强烈的情感或志向，因而他们也不理解那些具有那种志向的人，并且把他们归纳为放荡和不知节制的一类，于是对他们采取鄙视的态度。现在面对这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只能设想开展一个强大的旨在改进道德的运动，而且显然这也正是我们应该期望的。现在这样一个运动已经到来了，而且在增进行为的规范和劝阻过度放纵方面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国外有种博爱精神，为了实践这种精神最具吸引力的战场莫过于提高我们同胞的道德和规范他们的行为了。时代的这些趋势使得公众比以往更加倾向于制定行为的通用准则，使每一个人都符合于公认的标准。而那个标准，不论是明确的，还是心照不宣的都是不要强烈地渴望什么事物。它的理想的性格就是没有任何鲜明的特点；像中国妇人的裹脚那样通过压缩去残害人性中每一突出的部分，并且要使在轮廓上明显不同的人变成一个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人。
由于通常的情况是理想的性格中值得想望的一半被排除了，因而现在被赞许的标准所造成的只是对另一半的低劣的模仿。于是没有了由充满朝气的理性指导的巨大能量，和由有意识的意志控制的强烈的情感，其结果是只有软弱的情感和软弱的能量，它们没有意志或理性的力量，也就只可能与准则保持外表的一致了。许多强烈的个性也都普遍地变成了因袭守旧的了。在这个国家里现在除了从事商业以外，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释放精力的任何出口了。花费在这方面的精力还可视作是有价值的。而工作之外剩下来的小小一点精力就只能花费在某种癖好上；它也可以是一个有用的，甚至是慈善性的癖好，不过通常是某一种事情，而且一般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事情。现在的英国，所有伟大的都是属于集体的，个人的都是渺小的。仿佛我们只有通过我们联合的习惯才能做出任何伟大的事情；而我们的道德和宗教的慈善家们对这一点也感到十分满足。但是却正是不同于这种类型的人创造了今天的英国，而且将来还需要这另一类型的人去防止英国的衰落。
习俗的专制在各地都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长期障碍，它不停地反对意向追求比习惯更加美好的事物。根据各种情况，那种意向可以称作自由的精神，或进步和改良的精神。不过改良的精神并不总是自由的精神，因为它可能强迫不愿改良的人们改良。于是自由的精神在它抵制这种尝试时很可能本身局部地和暂时地与反对改良的人结成同盟。但是只有自由是改良唯一而且长久的源泉。因为所有的个人都可能是支持它的独立的改良中心。然而，进步的原则，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作为对自由的热爱或对改良的热爱，都是反对习俗的统治，至少是要求从那个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因而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关注之处。恰当地说，世界上的较大部分地区是根本没有历史的，因为习俗的专制是全面而彻底的。整个东方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习俗是所有事物最终的裁决。正义和公正意味着符合习俗，除非某个暴君陶醉于自己的权力，没有人想到要抵制习俗，我们见到过其结果。那些民族从前必然曾经是有过独创性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土地上，有文化，有多种生活艺术；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于是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国家。可是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成了一些部落的臣民或依附者，而这些部落的祖先在他们的祖先已经拥有雄伟的宫殿和华丽的庙宇时还在森林中游荡，只不过习俗用自由和进步对他们实行了分离的统治。看来，一个民族可以在一定的时期里是进步的，然后却停止不前了。它在什么时候停止不前了呢？当它在不再拥有了个性的时候。如果同样一种变化降临在欧洲的民族的头上，这个变化不会是以同一的形式出现。因为遭受习俗专制威胁的民族，他们的习俗专制不会是绝对静止的。它虽然排斥独特性，但它并不排除变化，只是要所有的一起变化。我们已经抛弃了我们祖先固有的服饰；虽然每个人仍然必须穿得跟别人一样，但是式样可一年换一两次。
于是我们注意到这种变化只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而不是出于什么美观或方便的观念。因为同样一个美观或方便的观念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冲击全世界，并且在另一时间又同时被全世界所抛弃。但是我们像不断变化一样，我们在不断进步；在机械制品方面，我们不断地有新的发明；同时我们把它们保存下来，直至它们又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我们渴望政治的改良，教育的改良，甚至道德的改良，尽管在最后一个改良中我们改良的观念主要是在于说服或强使别人要像我们自己一样地好。我们反对的不是进步；相反，我们为我们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进步的民族而高兴。我们反对的是个性，我们竟然以为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都变成一样的，相同的；那我们就创造了奇迹；我们忘掉了通常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才首先使人注意到了自己这一类型的不完善以及另一类型的优越之处，或者使人类注意到通过把两者的长处相结合产生某种比原先的两个都更好的事物的可能性。我们在中国的身上就有一个警示性的例子，中国——一个十分具有才能的民族，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具有极大的智慧的民族。同时由于少有的幸运，他们在早期就形成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某些人的功德，甚至连最开明的欧洲人都应把他们尊为圣人和哲人。同时他们通过一套卓越的机制尽可能地把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刻印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头脑里。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了不起的。从而保证了那些具有极大智慧的人能占住荣誉和权力的位置。完成这一事业的人民肯定是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诀，而且必然能使自己稳稳地走在世界运动的前面。然而相反，他们变得停滞不前了。他们停留在原地几千年了，而且如果他们要进一步改进的话，那就必然要靠外国人来改进了。他们已经成功地达到了英国慈善家们奋力以求的一个民族全都相同，以及由同一箴言和准则统治的思想和行为——而结果就是这样。无组织形式的现代公共舆论体制正相当于有组织形式的中国教育和政治制度；除非个性有能力成功地表明自己反对这种桎梏，那么欧洲尽管有崇高的先人和其已立誓信奉的基督教，也将趋向于变成另一个中国。
是什么使欧洲人至今逃脱了这个命运？是什么使多民族的欧洲大家庭能够不断进步，而没有成为人类停滞的一部分？不是欧洲各民族的任何卓越，尽管也有其卓越之处，而那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是他们性格和文化的非凡的多样性。个人、阶级，民族彼此一直极不相同。他们开辟出了多种的道路，每一种都导向一种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在每一个时期在他们行进在不同的道路上的时候也曾有过彼此不能相容，每一个也曾想到过，如果所有的人能够都走他的那条道路将会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企图阻挠相互发展的努力都没有获得长久的成功，而且每一个民族及时地持续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优点。欧洲，据我的判断完全应感谢这种道路的多样性，才获得了其自身的进步和多方面的发展。但是欧洲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好处已开始大大地减少。它正在坚定地走向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样子的中国式理想。M·托克维尔在其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中指出，今天的法国人比上一代的法国人彼此之间相似的地方是太多了。这同一评语完全可以适用于英国人。在前面引用过的威廉·洪堡的一段文字中，他曾指出人类发展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使人们彼此不想像，必需有自由和多样化的环境。这两个条件中的后一个现在是日渐减少。不同阶级和个人周围的环境以及形成他们性格的环境一天天变得更加相似。从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邻人，不同的行业可以说是居住在不同的世界里；现在在很大的程度上则可说是住在同一世界里了。比较而言，他们现在读的是同样的东西，听的是同样的东西，去的是同样的地方。他们希望的和恐惧的都是同样的事物，他们具有同样的权力和自由；维护它们的手段和方式也相同。虽然现在存留的地位的差别还是很大，但是与那些已经消失的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而且同化还在继续。当今时代的一切政治变化都在促进同化，因为它们都倾向于提高低的、降低高的。教育的每一扩大都在促进它，因为教育使人们接受共同的影响，使人们能进入事实和情感的总库。交通工具的改进也在促进同化，它使相距很远的人们都能进行交往，使人们能从一个地方迅速地移居到另一地方。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也在促进同化；它把舒适环境的优点扩散得更加广泛，开放了所有野心勃勃的目标，甚至最高的目标供人们去竞争，因而向上攀升的欲望不再是某一特殊阶级所独有的性格，而是所有階级所共有的性格。在人类建造共同的相似中，比所有这些更为强大的力量是在这个以及其他自由国家中公共舆论所建立起来的优势。随着过去使某些人能依靠它们而无视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各种社会特权的逐渐被铲除，随着抵制公众意愿的观念从实际的政治家的头脑中日益消失，于是非整合就丧失了任何的社会支撑——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力量，于是都想把与公众的意见和倾向不同的意见和倾向置于其保护之下。
所有这些原因的联合形成了一股极大的对个性的敌视力量，以致很难看出，它将如何能够顶得住。而且要想顶住还会越来越困难，除非公众中的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其价值——认识到有分歧是好的，即使不是更好，甚至像他们所认为的还更糟。如果要永远确定个性的权力，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因为此时强制的同化还有许多有待完善，只有在较早的阶段任何有利的地位才可以成功地抵制侵犯。那种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变得像我们自己一样的要求是随着它所吸收的食物而成长的。如果要等到生活已退化到近于一个统一模式的时候，再进行抵制，那么所有偏离不同于那个模式的生活就将都被视为不虔诚，不道德，甚至畸形和反自然的了。当人类已经有段时间不大看见多样性的时候。人类很快就会变得想像不出多样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