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批人（幸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们认为只要有人毫不怀疑地赞同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哪怕那个人并不了解那个意见是 什么，而且在它遭到最肤浅的攻击时也不能为它作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辩护。这种人，他们一旦能够得到权威传授的教义，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它的质疑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只会有害处。在他们的影响盛行的地方，他们几乎总是不允许公认的意见遭到明智而深思熟虑的反驳，尽管那个意见仍然可能会受到轻率和无知的反驳；因为要完全封死讨论是不大可能的。而一旦出现了讨论，不是植根于坚定信仰之上的信条就会在稍微像样的论据面前退却。不过，即使放弃这种可能性——自诩坚持在头脑里的意见正确，但是作为一种偏见，一个没有论据的信念和没有证据的信念，——这不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坚持真理所应有的方式。这样并不能认识真理。这样持有的真理仅是一种迷信，如果只是偶尔地抓住几个阐述真理的字句，那就更是迷信了。
如果人类的智力和判断力应当磨炼，至少新教徒并不否认这一点，那么一个人能在什么事情上更好地来锻炼这些才能呢？而且比在与他密切相关，以致被认为是他必须对其持有看法所必需的事物上锻炼还更适当呢？如果说理解力的磨炼在某一件事情上多些，而在另一件事情上要少些的话，那一定是在研究一个人自己的看法所依赖的根据上多些。不管人们相信什么，对于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应有正确的信念，他们至少对一般的反对意见应有能力反驳。但是有人可能会说，那就把他们的意见的根据教给他们吧。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反驳的意见，就必需是鹦鹉学舌。学习几何学的人并不能只是简单地记住定理，也要理解和学习演示；如果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否定和企图否定它们，就说他们对于几何学的原理的根据一无所知，那也是荒谬的。毫无疑问，这种教法也适用于像数学这样的学科，因为在数学里也是完全不谈问题的错误一面的。数学真理的论证的独特性在于所有论据都是一边倒的，没有反驳，也没有对反驳意见的答复。但是对每一个可能有意见分岐的问题，真理则取决于争论的双方之间能达成的平衡。甚至在自然哲学里，对同样的一些现象经常都可能有某种不同的解释；地球中心说替代了地动说，热素论替代了氧气论；而且必须证明为什么另外那种学说不可能是正确的；直到这一点已经证明，并且我们知道它是怎样证明的，我们才可能理解我们意见的根据。但是当我们转到要复杂得多的课题，例如道德、宗教、政治学、社会关系和生活等时，每一种争论的意见的论据有四分之三的论证都在于排除有利于不同于自己的对方的现象。根据古代最伟大的演说家留下的记载，他经常研究对手的辩论，而且其用心的程度，如果说不超过的话，至少不弱于的对自身研究辩论。西塞罗作为辩论的手段来练习的东西值得每一个研究科学为达到真理的人们仿效。那些只知道自己一方的论证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论证。他的论据可能很好，而且没有人曾经有能力推翻过它们。但是如果他也是同样没有能力推翻对方的论据；如果他不十分清楚它们是什么，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去喜爱它们中的任何一方。这时对于他来说理性的态度将是暂缓作出判断。如果他不满足于这样，那他就不是受权威所引领，或者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采取了他感情上最喜好的一方。单纯听老师所陈述的对方的论据以及他们所附带的反驳是不够的。那不是对待论据的公平态度，也不是自己亲自接触论据的方法。他必须能够亲自从那些确实深信那些论据的人的口中听到它们，从那些极力捍卫它们的人，并且尽最大努力维护它们的人的口中听到它们。他必须从它们最动听和最有说服力的形式中认识它们；此外，他必须感受到正确观点必然要遇到的整个困难的压力和必须处理的压力。否则他就永远掌握不了能针锋相对和化解困难的那部分真理。100之99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处于这种境地。即甚是那些能为他们的意见口若悬河地辩护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却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们思想的位置上，他们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因此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自己所信奉的那个学说。他们不了解学说中能够阐明并为其余部分辩护的那些部分，不了解那些表面看似与另一个相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可以相互调和的；或者在两个明显的强有力的理由之中只有一个是应当受到重视的。他们全然不了解真理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决定一个见多识广的头脑作出判断的那些部分。他们从来就不曾真正知道过，只有那些同等地而且公平地对待双方，并且力图在最强的光亮下来审视双方的理由的人才能了解那部分真理。这一条对于真正理解道德和人文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在所有重要的真理问题上不存在对手，就必需把他们去想像出来，并为那些反对者提供最老练的吹毛求疵的人所能构想出的最强有力的论据。
为了削弱上述因素的力量，自由讨论的敌人可能会说，总的来说人类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和了解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于他们的意见说了些什么支持或反对的话。对于普通的人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具备揭露一个足智多谋的对方的谎言或谬论的能力。只要经常有人能够对付它们，以致没有什么可能误导无知的人的东西而没有遭到批驳就足够了。头脑简单的人只要学会谆谆教诲的真理的根据，就可以把其余的全都托付给权威们，而且当他们知道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才能去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难题时，他们就可以完全信赖那些专门为这些事务受过训练的人们了，他们都会或者都能为他们一一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的这种观点我们不妨作出最大的让步，即满足人们对相信某一真理所要求的对该真理的理解量。即使是如此，赞成自由讨论的论据也决不会受到削弱。因为即使是这个学说也承认人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自信，那就是对所有的反对的意见都已作出了满意的答复。但是如果要求回答的东西并没有说出来，那又怎么能回答它们呢？如果反对者没有机会表示不满意，又怎么能知道答案是否满意了呢？如果不是公众，至少是应当解决困难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熟悉那些最使人眼花潦乱的困难；而要作到这一点，它们就必须都被自由地陈述出来，而且被放置在对它们最有利的位置上。天主教有它自己对付这个麻烦问题的办法。它把人区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说服接受其学说的人，一类则是要加以深究才接受其学说的人。诚然，对于他们将接受什么，两者均不允许有任何选择；不过多少有一点可以信任的教士们为了能够回应反对者的论据，被许可熟悉对手们的论据，因而他们可以阅读异端的书籍；而俗人则除非通过特殊的许可，否则很难得到那些书籍。这一条纪律承认了解敌方的情况对宣教者是有益的；而且找到了与其相符的方法使世界上其余的人无法获得那种知识。这样就给予了精英人士比群众更多的精神文化，尽管不是更多的精神自由。通过这种手段天主教成功地获得了其所需要的某种精神优势；尽管没有文化自由不可能造就出伟大而开放的思想，但它可造就一个聪明的民事诉讼的律师。不过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这个办法被否决了；因为新教认为在理论上，每一个人天生就具有为自己选择宗教的责任，而不能把这个责任扔给宣教者。此外，在世界的现在状况下，实际上也不可能让未受教育的人得不到受教育的人所读的著作。如果宣教者们都应该认识他们应当知道的一切，那么一切就应是不受限制的可以自由地写和自由地出版。
当公认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如果缺乏自由讨论的危害还只限于不让公众了解那些意见的根据的话，那么人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知识上的邪恶；还不是道德上的邪恶，而且考虑到它们对性格的影响，也不会影响意见的价值；然而事实上却是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而且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被忘掉了，表示它的字眼也停止了表示概念，或者只表示它们原先表达的概念中的一小部分。它不再是一个生动的观念和一个活生生的信念，而只是死记硬背的一些词句。或者即使某一部分意义保留下来了，但也只是剩下了意义的皮壳。表达不了其比较好的实质。在人类历史中这种事实所占据的那一大章深深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思。
几乎所有道德学说和宗教教义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它们对于创始它们的人和创始人的嫡传弟子来说充满了意义和生命力，只要这个斗争持续下去，并使那个学说或教义占优势，高于其它教义，它们的意义就会继续使人感到其力量，甚至意识得更加充分。最终它不是流行开来成为普遍的意见，就是终止前进，只保住了它所占有的阵地，但是停止了进一步的扩散。当这两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变得明显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失去了吸引力，并渐渐地走向消失。于是这个学说不是作为一种公认的意见，就是作为各种意见中部分或派系而取得了自己的地位。的一个公认的。那些主张它的人通常都是承袭，而不是采纳；而在这些学说中从一个转换到即皈依另一个，现在已成为罕见的例外。在公开表示宗教信仰的人的思想中他们已没有什么地盘。不再像开初那样总是警惕着去捍卫他们自己对抗世界，或者要把世界争夺到他们这一边来。他们降到了默认。当他们能够过得去时，他们就既不倾听反对他们的教义的论据，也不用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去打扰持异议者（如果有的话）。通常从这个时候起就可认为这个学说的生命力在走下坡路了。我们时常听到各种教义的宣教者抱怨，难于在信徒的脑海中保持对他们名义上承认的真理的生动领悟；并使它能渗透到感情中，从而达到对行为的真正支配。当一种教义还在为其生存而继续战斗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人抱怨过这种困难。甚至连较弱的斗士都知道和感觉得到他们是在为什么而战；以及他们的教义与其他教义的区别；而且在每种教义存在的时期都可以找到不少的人，他们在一切思想方式中都实践了那个教义的基本原则，从各个重要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权衡，同时感受得到了那种教义对品性的全面影响。即对那个教义的信仰在一个为其所浸透的心灵中应当造成的效果。但是当那种信仰成为了一种世袭的教义，而且是被动地，不是主动地被接受的时候——当思想不再是像开初那样被迫地对信仰所提出的问题实施其影响时，这时就会有一种逐渐谈忘信仰的趋势，即忘掉了除公式汇编以外的全部内容，或者只是冷漠而麻木地接受那种信仰，省却了在意识中必要的体验，或者通过个人体验去测试的必要；直至它几乎完全停止与人类内心生活的全部联系。于是就出现了在当今时代经常形成的多数情况；那就是教义仿佛是存在于心灵之外，把它包裹上一层外壳，使它僵化，以抵挡外界对我们心灵的一切影响。它的作用就是阻挡一切新的，生动活泼的信仰的进入；而它本身除了为头脑和心灵站岗放哨，除了不许外面入侵，保持内部空虚无物以外，对头脑和心灵无任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