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处宝藏在敦煌莫高窟的佛窟之中隐藏了八百年。直到一名道士的到来，它才重见光明。人们从中发掘出了成堆的经卷和宝器，于是把它叫做藏经洞。打开藏经洞，就好像打开了一座知识的宝库，敦煌学从此诞生。然而，随着宝库之锁被打开，一个个谜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历史上的敦煌是辉煌的，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唐代的时候，这里商旅往来如织，经济、文化非常繁荣，出现了朝市、昼市、夜市等繁华的商业场景。从五代到明清，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已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来敦煌的商旅日渐稀少。莫高窟没落了，孤独地躺在苍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地。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烟火断绝，再不见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
发现藏经洞
1897年，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他看到圣窟一片残破，无人护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愿承担起守护莫高窟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很快，他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并在这个佛教圣地建了一座气派的道观——“三清宫”。王道士雇了一位叫杨果的书生，在这里抄写道经，接待香客，兼收布施。1900年初夏，杨果坐在第十七号佛窟的甬道里，返身向北面的墙壁磕烟锅头，突然听见有空洞回音。他怀疑这里面有密室，就去告诉王道士。5月25日深夜，他们凿开了这个墙壁，走进密室，看见里面堆满了经卷、印本、画幡和铜佛。就这样，藏经洞被发现了。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向当地官员报告了这件事，也给官员们送去了一些宝物，希望得到重视。可是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这些老爷们尽管得到了实惠，却没有一个人重视此事。王道士陪伴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1907年，一个叫斯坦因的西方探险家来到了莫高窟。
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斯坦因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却避而不见。后来斯坦因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宗教信仰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也达到了骗取藏经的目的。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经卷更有价值。伯希和先在北京将部分经卷装裱，在六国饭店进行了展览，然后把它们运往法国。6年之后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买走经卷 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也先后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的外国学者，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前来。直到听说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后，清朝廷这才意识到这些藏经的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它们，而是千方百计想把它们窃为己有。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藏经洞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失窃一部分，这是藏经洞经卷 最大的劫难。藏经洞的发现，让敦煌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它和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而藏经洞的文 献，无论是从时间、内容方面来说，还是从数量和价值等方面来说，都堪称举世无双。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这些东西封存于一所小窟之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呢？
归义军晚期避乱说
归义军是851年～1036年的沙州地方政权。沙州即汉至隋的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煌寿昌二县，州治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
初期，归义军的节度使是张氏，914年，沙州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取代了张承奉。之后，曹氏子孙相继，延续了七代，统治沙州将近90年。其间，敦煌地区经历了从动荡不安到繁荣稳定的历史过程。曹氏归义军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奉中原正朔，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随后政权迅速衰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力量却迅速发展，不断和沙州政权发生战争，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1020年和1023年，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献贡品，随后曹氏归义军政权就从史籍中消失了。那么，归义军是被哪个少数民族政权取代的呢？藏经洞是否与这时期的变乱有关呢？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提出，在归义军晚期，西夏军队侵袭沙州。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准备逃走。而这里的经籍文书、铜佛法器不便携带而又不忍丢失，于是僧人们将其封藏于密室，并在封墙上画上供养菩萨像，以遮人耳目。有学者认为，如果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后，在敦煌一定有写着西夏文字的文献。
可是，藏经洞中没有出现西夏文本，最晚的一份文献时间是在1002年。人们猜测当时的情形是，在1035年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敦煌的僧人们不知道西夏人的信仰，害怕他们来了之后对佛教进行破坏，就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整整齐齐地放在洞窟之中，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尽管进入瓜洲的西夏人也信奉佛教，但他们的信仰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佛教重地也从莫高窟转向了安西榆林窟。因此时间一长，藏经洞也就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一直封存至今。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归义军发动战争的不是信奉佛教的西夏党项人，而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黑韩王朝）。这个王朝是由突厥和回鹘民族建立的，统治着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对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所到之处毁寺逐僧，敦煌僧侣们感到了威胁。
更为直接也是最大刺激和促使敦煌僧人们进行佛经等佛教宝物封存的原因是1006年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被黑韩王朝灭亡。于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是友好的外交盟国，关系极其密切，两家互相联姻，常年使节往来不断。既然如此，黑韩王朝灭掉于阗，对信仰佛教的沙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敦煌的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于1006年对各寺院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藏经洞洞口的甬道墙壁上绘着西夏风格的壁画。有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封闭之时，敦煌已经被西夏占领。公元11世纪末，为了防备黑韩王朝进攻，摧毁瓜洲、沙州的佛教文物，西夏派驻当地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了藏经洞。1097年初，黑韩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克沙州等地，将西夏的军、政、僧界官员及家属俘虏而去，因此，藏经洞封闭之事不再被人所知。后来，西夏收复沙州，在封闭的石窟上绘上壁画，从而使遗书遗物沉睡了八百多年。
排斥吐蕃说
这一说法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为归义军统治前期。786年至848年，包括沙州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处在信仰印度佛教的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藏经洞保存有大量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两种文 字。尽管如此，在佛教界，敦煌地区僧官体系的重要职位大多由汉人把持，所以基本保持了汉族禅宗在敦煌的主体地位。直到归义军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决定把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
供奉还是废弃
对于当初人们设立藏经洞的目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通常，佛教寺院都有藏经的地方，一部分典藏于寺院的藏经楼，一部分供养或密藏在特殊的地方，如石龛、石窟等处。二者虽都是寺院藏书，但是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敦煌藏经洞的经书，最早可到西晋十六国时代，时间跨度很大，而且，这些经书没有系统，构不成一部完整大藏经的经目。这样的经文，通常作为供养经处理。寺院的供养经或供养法物，都要放在不易碰到的地方，这种处理方式称为“装藏”，一般是装经入佛像或佛塔，但是由于此次规模太大，于是就装进一所洞窟。但为什么要选择第十七窟呢？莫高窟是佛教圣地，第十七窟是高僧洪生前的禅堂，又是他死后的影堂所在地，完全符合寺院供养法物的要求。这种装藏是与佛的法身舍利等同看待的。
另一方面，敦煌藏经洞内经藏的包裹方式，以及堆放的层次关系，都完全符合佛教装藏或供养法物入藏的仪规。也有人说藏经洞的宝物并非供养物，而是当时的佛教废弃物。此说以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为代表，当他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时，曾看见过当地僧人把破旧的所谓“神圣废弃物”装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来。在克什米尔等地，人们也发现过装着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的坛子。在藏经洞发现的佛经、文书等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残片。有些书卷似乎是被人们随意地当纸使用的，一面是原有的佛经，而另一面却是有关社会经济等事务的文书。有些纸张是草稿、手稿、练习本、杂写杂画等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东西。到了宋代，国内纸张的产量大增，敦煌一带的纸张不再紧缺。
同时，朝廷颁赐了金银字大藏经，四川一带的刻本佛典也传到敦煌地区，使敦煌的佛经典藏大为丰富。于是敦煌人不想再继续使用以前的破旧写本，而是以新代旧。大约在曹氏第七位节度使曹宗寿时（1002～1014），敦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寺院图书清点活动。佛教不准毁灭经典，所以人们将一大批无用的残卷和各种文书与破纸，放进洪的影堂（17窟），然后砌墙封存起来，并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废弃物，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也没有人再提起，就这样，一直封存了下来。根据以上几种说法，藏经洞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前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和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三个阶段。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时间记载，也无法充分证明其封闭的原因，因此藏经洞之谜很有可能成为永远解不开的历史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