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告诉过我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20岁以前——那时候我还住在乡下，每到临近春节的时候我总要严重感冒一次。母亲说，那是因为你属猪，年关近了，家家户户都杀年猪，属猪的人因此会受惊吓。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儿迷信的色彩，但是它一直伴随了我在家乡所度过的20年。20岁那一年，我去外地读大学，毕业前一年就出来工作，然后从广州到桂林，到上海，到北京，再到武汉，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这南来北往的十几年之中，奇怪的是，虽然平时会有感冒发烧，但是在春节前却基本上再也没有感冒过。至于这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究竟是离开家乡太久的缘故，还是城市里到了过年之际不再杀猪的缘故？
以前在农村过年时，年的气氛总是从杀年猪开始的。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年猪，一头膘肥体壮的年猪，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围住，然后五花大绑，再用架车拉到村里杀猪的地方（这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两个大灶台，支了两口大锅，除了过年杀猪时用，平日里并不做其他之用）。一路上，猪在前面声嘶力竭地叫，我们小孩子也跟在后面叫。吃得再肥、叫得再凶的年猪，一大闷棍吃下去也会晕厥，趁着还没叫出声，一把尖刀就从脖子下插进去，黑红色的血就喷了出来。放完血的猪抬到煮沸的大铁锅中，褪完毛后开膛破肚，扯出心、肝、肺和肠子，砍下头，两片白白的身子挂在铁钩上悬吊起来。一头猪被大卸八块，最后我们分到的是一只猪尿泡。几个人轮流着往里面吹气，腮帮子都憋红了，才把猪尿泡吹起来，吹得大大圆圆的，上面还挂着血丝和几小块油腻的脂肪。这也就是我小时候踢的足球，一直到初三毕业都没有踢过足球的我们，每年唯一一次踢的球就是一只这样的球，直到把它踢得漏完最后一丝气，我们才算是过足了瘾。
在农村，猪肉是最大的年货。那时候，我那经常在乡间操持红白喜事流水席的父亲，过年时家里待客的大菜也都由他置办。猪肉，一开始是自己家的猪杀出来的，到后来自己家不养猪了，就买其他人家的年猪肉。置办好猪肉之后，大年三十前一天，他会先煮好一锅肉方，然后就开始做一种香肠——那是迄今为止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肠。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小块，然后放进清洗干净的猪大肠里，两头扎紧，然后放进锅里文火慢煮，同时要放辣椒、花椒、茴香、香叶等很多种佐料。等出锅之后，就把几大串香肠盘在一起放在一只陶瓷盆里——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陶瓷盆内侧那一层暗红色的明亮釉水，这种香肠是做冷盘吃的，切成薄片，然后装盘，放蒜黄、酱油和醋。我小时候嘴馋，那几大串香肠煮好之后，我每天就会紧盯着那只陶瓷盆，当然紧盯着那只陶瓷盆的还有我的哥哥——他比我大8岁。我们兄弟俩时不时会掀开锅盖偷吃一截——只要看见我哥偷吃我就去跟父亲打小报告，而他不在时我就偷吃，最后的结果是，还没过年这些香肠就被我们偷去一半。父亲发现后会责骂几声，不过也只能是责骂几声。
除了猪肉，父亲还要和母亲料理更多的年货。杀鸡，宰鱼，包包子，蒸馒头，炸丸子，包饺子。它们的做法与别处可能不大一样，譬如做鱼。鱼是鲤鱼或者花鲢，去鳞去内脏之后，用一层面粉裹了放在油锅里炸（炸是为了储藏得更久），等炸到焦黄时出锅，冷却了之后用报纸包好放起来，吃时再和白菜一起烩；做包子和馒头还有特别的花样，走亲戚时带的那些，揉好之后要用筷子在上面压出花来，馒头上还要放一颗大枣——这就是“大馍”（去至亲长辈家拜年时是一定要带的）。饺子要到除夕下午才开始包，父亲剁馅，母亲擀皮，然后两个人一起包，屋檐之下有一种闾巷人家都拥有的淡到寻常的富足。第二天一早就是过年了，不过真正过年远远没有准备过年那么诱人。过年前每一天都离年更近一天，而过了年就离年一天比一天遥远了，即使是春节那一天的下午，早上走街串巷地拜完年，年也就结束了。此后是一天接一天地走亲戚，一天接一天地喝酒吃肉，再然后就是盘算着离家的日子。丰盛之后，有一种没有着落的荒芜。
回首一下这30多年来的春节，我只有一年没在老家过春节。那是2006年，也就是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那年的11月底，我南下广州，在一家图书公司做实习编辑。后来，也许是动了在外过一次年的念头，再加上当时正在做一个小手术，就跟父母说春节不回去了。父亲当时也同意了，但是随着越来越临近年关，他又开始催促我回去过年。我是这么说的：“我就不回去了，寄些钱回去吧，就当我回去过年了！”父亲回了一句我至今都不能忘的话，他说：“那不可能一样，钱又不会叫爹！”那一年的春节父亲没过好。后来母亲跟我说，那些天父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大年初一很多人来家里拜年，他也没有多少笑脸，就像丢了魂似的，过一会儿就偷偷往外面看一眼。从此之后，我决定每年都要回去过春节，至少是给父亲一个安慰。不过这安慰，后来也只是给了他3年而已，因为他在2009年的春节刚过完没几天就去世了。
他去世了，但是我们的年还要照样过。不过，也可以这么说，在他去世之后，每年他也还在和我们一起过年。因为按照我们那儿的风俗，家里长辈去世之后，每年除夕的下午，家人会去他们坟头前烧几沓纸和几摞纸钱，同时放一挂鞭炮，意思是请他们一道回家去过年——这也就像父亲还在世时也会在那一天去坟头前请他去世的父母回家过年一样（正月初三那天再去坟头前烧纸烧钱放鞭，意思是请回去）。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是否也有这样的风俗传统，但在我的老家多年以来就始终如此。事实上，我可能从来还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过这一点，也即这么多年的年我们都是和去世多年的亲人的亡灵一起度过的。这种清晰的意识，来自于前几年的某个春节，正午时分，熙攘的人群已从院子里散去，我在明亮的阳光下一转身，就看见了堂屋正中案几上父亲的相框（只有过年期间才摆出来，以供后辈和村人磕头凭吊），我们就像多年以前那样互相对视着，一种静止如光线的、被阴阳分割的时间闪烁在我们之间，转瞬之间又消失不见。
都说现在的年没有以前的年有年味了，这是自然的。就本质来说，过年，也不过是在重复一种节日的形式，或者说是在重复一种相似性的时间节点——生活的主要方式恰恰也就是在重复以及换着花样重复，过年（所有的节日和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都一样）只不过是这种重复之上的一个刻度标识。但是重复并不是永远的，因为置身于重复之中的我们并不是没有情感色彩的物理事物，而是人，是具有情感关系和时间意识的人，所以人的离散和这种离散带来的感受也在冲淡着这种重复。年，一年一年地过年，同时年也在一年一年地过人，这种离散也在一年一年地离我们越来越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盼望过年，而现在却没有一点向往了——或许是年龄大了？又或许是日子好到天天都像过年了？而以前并没有那么盼着过年的父母们，现在倒是越来越盼望着过年了——或许因为我们长年飘零在外，只有过年时候才能让他们见一面？又或许我们一直想做风筝，一直想挣脱父母和家牵着的那条线，而在还没等到挣脱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自己就断了！于是我们悲伤，接着平复，最后又把这根线继续传递下去，交给下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