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亚东这部史诗长度，寻觅沧桑岁月沉积历史；藏族军民血写抗英史诗，曲美雄谷纪念碑树英魂；红太阳光芒万丈照边疆，解放军拯救农奴把歌唱……
01 亚东历史钩沉
在下司马镇的老街慢慢行步，寻觅沧桑岁月沉积遗忘的历史，翻阅亚东这部史诗的长度；站在终年不息流淌的亚东河边，聆听哗啦啦奔腾向前的河水，讲述亚东过往的风云故事……
亚东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古时期就有藏族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很早以前，亚东山谷就是西藏通向印度平原的唯一大道，据说玄奘到西域去取经时，就是通过这条路去的印度。因此，它是沟通西藏与南亚的重要通道。
7世纪前，今亚东县境内北部帕里一带隶属于吐蕃时期12邦国之一的洛昂统治的一个小邦国，其统治中心在江孜。
7世纪初，吐蕃王朝立国之君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政权。他在位期间平定吐蕃内乱，确立了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法律等制度，并且从唐朝和天竺引入佛教，至今备受藏族尊崇。在全境设有“五茹”，为军政一体的行政区划，亚东隶属于“五茹”之一的“茹拉”管理。他曾带兵从这里到了南方平原。
8世纪后半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把帕里一带赐给吐蕃豪族“桂氏”家族作为其封地之一，称为上部“桂域”，意即桂氏封地上部地区。此状况维持了大约400年时间。
13世纪中期，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萨迦政权。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亚东隶属于萨迦政权。
14世纪上半叶，萨迦地方政权之下的江孜地方首领，帕巴贝桑布在帕里仁青岗建立了宗一级政权机构——帕里南杰城堡，委任其弟帕巴仁钦为第一任宗本。
15世纪，江孜地方首领帕巴贝桑布家族后裔，被称为江孜法王家族。亚东县辖境基本在江孜法王家族的统治下。
明代中央政府建立后，在西藏实行了“多封众建”策略，对固有的世袭贵族和权贵予以扶持。亚东地方包括今锡金、不丹等地依旧是江孜法王辖地。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支持下，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正式设立帕里宗，在亚东设立日纳宗（今锡金境内），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边境14个宗之一。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亚东边界一直到锡金的甘托克以南地区。八世达赖时期将亚东管辖的日纳宗所辖部分牧场赏给锡金王室。但当时的锡金王室仍然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清中央政府在交易边界设立“鄂博”（界碑）。
亚东历史上只是卓木山谷里的一个小山村。
每一个地方的形成，都有着她蕴藏的历史文化，渊源的人文风情。为了对“亚东”来历的探究好奇，笔者专门向当地藏族老人打听她的来历——
在亚东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藏传佛教噶当派始祖——仲敦·杰威琼乃，大约在距今近1000年的时期，仲敦·杰威琼乃在拉萨北面200多公里，西藏中部的澎波河流域的林周县唐古乡境内，主持修建起西藏“噶当派”的第一座寺庙——热振寺。
藏语“热振”一词，翻译成汉语，意思是“根除一切烦恼，持续到超脱轮回三界为止”之意。
据说，从前热振寺附近周围的山，没有一棵树木，长不出青草，更看不见格桑花，四周全是光秃秃的荒山。
据说仲敦·杰威琼乃的弟子——蕊巴嘎布活佛，为了让热振寺周围的秃山种树长草，创建出一个适合人居的环境，为当地人造福，带上弟子出行南下，开始寻找树种。
当仲敦·杰威琼乃一行来到位于亚东境内的朗加山时，看见这里满目青山绿水，森林苍翠。于是，他就指派弟子采集树种。
当树种采集好后，蕊巴嘎布活佛站在朗加山顶上，久久不愿意离开。他想在这个美好的地界，创造一座人居的村子。于是，他脱下佛帽，念经祈祷：“愿你落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变成一座造福世人的村庄。”随后，他把佛帽抛向空中。佛帽随风飘飞，快乐地飘向山下的峡谷。
当蕊巴嘎布活佛的佛帽，即将落入峡谷中飘移的云雾里时，突然从满天的云雾中，腾空而起一条彩虹。
蕊巴嘎布活佛的随从，看见这一惊喜的天象，大呼叫好，赞叹活佛帽显灵。由此，活佛就给佛帽落地的地方赐名“卓木”。“卓木”是藏语，翻译成汉语叫“亚东”。从此，这里便渐渐地出现了人烟……
蕊巴嘎布活佛一行从“卓木”采回的树种，种在热振寺附近的荒山上，慢慢地生长成林，造福子孙后代。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无从考证。我从史料中，查阅到“亚东”一词的产生，这也许这才是“亚东”来历。
在100年前，英国侵略西藏时，英军曾经驻在亚东谷地的一个名叫“那东”的地方。
一个英军文官，一不小心就把“那东”（NA DONG）的第一个字母“N”，错写成“Y”。从此，英军就开始使用“YA DONG”一词，标注在军事地图上，写在文件里。于是，汉语中的“亚东”一词就这样问世了。
其实“那东”，仅仅是亚东谷地一个小小的地方名字，怎么能代替亚东谷地整个地方的名称？但在当时就这样慢慢流传开来，后来约定俗成，只好这样将错就错，沿袭地把“亚东”称呼至今日。
在典籍上，仁青岗一带被称为老亚东或亚东，乃堆拉山和则里拉山下面的谷地被称为亚东山谷。
据史料记载，很早以前，亚东就是中国、锡金、不丹王国之间的“国际集市”，各国商人通过骡马运输，交易对方所需要的货物。正是因为有了繁荣的商贸，下司马镇成为商人们的休息地。后来随着商贸的发展，这里成为马帮、驼帮的休息地，下司马镇才开始有人居住。
1888年英国侵略军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藏军在隆吐山设防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昏庸懦弱的清政府先后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帝国主义获得了对锡金的统治权和在西藏通商的权力。
1894年5月1日，亚东关被迫开为商埠，紧闭的西藏大门从此被打开。英国在距亚东县城12公里，位于下亚东乡春丕塘东部，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之间的一条峡谷之中，修建了商务代理处，这是英国入侵后在亚东修的第一座建筑。
亚东被迫打开商埠后，清政府就在西藏亚东设立了第一海关。1903年英军突袭侵占了帕里，随即此海关被取缔。现存海关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包括6栋石砌建筑。中锡通道从遗址中间穿过，将整个建筑群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面有公署衙门、关帝庙和两栋住房，南面为海关办公室，遗址现残留着部分炮台的残壁。
英国强迫清政府将亚东辟为通商口岸后，商务代办、邮局、驿站迁至下司马镇。加之各国商人在这里互通有无，各种文化在这里激荡沉淀。于是，在下司马一带的民众纷纷效仿英国人修建“铁皮房”，并融入了西藏元素，形成了既富有“大吉岭”特色，又有西藏特点的建筑，这就是下司马镇的雏形。
英帝国主义在1904年，通过侵略战争摄取了在西藏的多项权利，当时的下司马镇以南地域正式沦为半殖民地。现存于亚东县城中学后山坡上的“英国驿站遗址”，始建于1936年。该驿站是当时英帝国主义在亚东境内，共建的七个驿站中唯一保存完整的一个。
这个驿站建筑风格，是英国庭院式风格，平方坡顶，石木结构。门前有宽阔的走廊，屋内地板由实木铺成。中间客厅和三间卧室，都有一座考究的壁炉。四周是高一米的栅栏，院内是碧绿的草坪。在房屋左侧约30米处，是用木材搭建的厕所，屋后的山坡上种有各种果树。
驿站成为英国侵略者，在西藏土地上留下的唯一的保存完整的建筑物，也是近代史上我国西藏被侵略的最好历史见证。
英驻亚东商务代理处遗址、清代海关遗址、亚东驿站等边关古迹，见证了边关小城的荣辱兴衰。
亚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她像一把伸向南亚大陆的钥匙，打开了贸易交流的大门，曾经繁极一时的进出口贸易给这块弹丸之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耀与繁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川、贵州和云南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当日本人封锁了滇缅通道后，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都需要从印度运往四川，除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外，最活跃的民间运输线，就是云南到西藏的茶马古道了。
亚东的发展繁荣，与帕里镇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00多年前，一批批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帕里，这些移民中有逃来的农奴、有传播宗教的教徒、也有一些寻找机会的商贩。随着人员的增多，加上帕里地处不丹、锡金、印度几国的交接点上，中外贸易自然产生。
历史上亚东通往帕里、帕里通往乃堆拉山口没有道路，亚东人民为了生存，人背马驮货物，换取钱粮，人和牲畜踩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道称为交易茶马的古道。
从亚东到拉萨，骡马走11天，物资运输相当困难。这条道上马帮驮队长期络绎不绝，来来往往运载货物。人背货物主要是从锡金的甘托克到下司马镇，往返200多公里，每人每次负重100斤左右。
他们背出的是羊毛、羊皮、牛尾巴等，背进的是香烟、白糖、米面和百货。羊肠小道，路险难行，冬季大雪封山，更加艰难，雪深路滑的地方，有时还要爬行才能通过。
到了20世纪初，帕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商贸重镇。西藏政府就在帕里设立了“帕里宗”，西藏大宗的对外贸易基本都在此进行。
各国商家云集于此，藏区有实力的大家族也纷纷在此设立商号、分号，做进出口贸易。来自不丹、锡金、印度、尼泊尔的商人，还有很多从康区来的康巴人，都到帕里来做生意。据记载，最热闹的时候帕里镇内，有来自全国各地马帮的骡马千余匹，来自不丹等境外商人数百人。
亚东，历史上曾隶属于帕里宗。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下司马镇是在帕里的管辖之下。帕里宗本派一名官员到下司马镇，这个官员叫作“扎旭”。
扎旭手下有几名当地民众推选的头人“贡推”，他们共同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谁当选“贡推”，他就要在群众集会上宣誓就职。宣誓就职要举行专门的仪式，在仪式上，周围的百姓都召集起来，杀一头牛取出鲜红的牛心，摆在供桌上。当选“贡推”的人，对着供桌郑重宣誓：“处理诸事，做到公正不偏。”
据说上一世卓木噶希活佛观看了一次“贡推”宣誓就职仪式。当时在仪式上就要宰杀的那头牛脱绳跑掉了，在场的百姓群起而抓之，把它杀死了，取出心脏，摆在供桌上。卓木噶希活佛看了这个场面，觉得惨不忍睹，于是出面制止，并用红色的“多玛”供品来代替牛心。
这样既满足了宣誓仪式上的需要，又可以保护一条生命。往后“贡推”宣誓仪式照样举行，所不同的是再也看不到杀牛取心的血腥场面了。在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这种古老的习俗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到。
1960年6月，亚东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江孜地区专署。四年后江孜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合并，亚东划归日喀则地区。
2014年7月，日喀则撤地设市，亚东县属于日喀则市。如今亚东县辖2镇5乡，25个行政村（居委会），67个自然村。县境内藏族人口占95%。同时有汉族、加族、夏尔巴人居住。另外，境内还有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国侨民居住。
千百年来，生活在亚东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的双手，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富丽堂皇的藏传佛教寺庙、优美多姿的藏族歌舞、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诙谐幽默的民间谚语，丰富了亚东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革命烈士陵园，以及英国驻亚东商务代理处、清代海关、曲美雄谷、亚东驿站等重要遗址，是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基地。
02 亚东抗英史诗
在亚东县堆纳乡吉汝村，有一个著名的抗英遗址——曲美雄谷。这里用玻璃屋罩着一块像“太阳图腾”，看似汉文“门”字的抗英英雄纪念碑。碑体上用藏文和汉文铭刻着英国侵略西藏的惨烈文字……
我站在这座屹立在草原和蓝天白云之间的纪念碑下，印刻在碑上的文字虽然有些模糊不清，却向人们讲述着那段悲壮的历史，也见证着人们口口相传的藏族英雄壮举！
1904年，英国将战火燃向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高原。西藏的祥和宁静由此被打破，一场实力悬殊的惨烈战争，在“世界屋脊”上展开。
英军为打通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英军经岗巴入境，随后入侵亚东，企图通过曲美雄谷入侵江孜，进而直逼拉萨。
在曲美雄谷，1400余名守关藏族军民，在此阻击侵华英军。藏军虽武器落后，但布防有序，英勇抗击。英军屡攻不克，就以假装谈判的阴谋得逞，凶残杀戮我藏族同胞。千余藏族英雄儿女，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奋勇杀敌，英勇献身，慷慨就义，气贯长虹。
这座曲美雄谷抗英纪念碑，是在纪念抗英战争100周年之际，亚东县利用300万元人民币，启动了曲美雄谷遗址保护项目，项目包括全玻璃透明纪念馆、纪念碑和纪念广场以及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这里已打造成为红河谷旅游景区的重要一站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曲美雄谷抗英遗址，静静地伫立在草原上，诉说着那一段悲壮的往事。英魂震撼，昭示后人。
我伫立纪念碑前，遥想在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侵略军队，从亚东一路北上，入侵中国土地。西藏民众的无畏与殊死抗争，大清王朝的破败与懦弱忍让，已深深烙入中国近代历史血与火的篇章之中。那慷慨与屈辱交织的一刻，多少年后，人们都没有理由忘却。
雪山依旧在，泉水仍在流。蓝天白云下，纪念碑门屹立，在向过往行人诉说着这段悲壮而惨烈的历史——
英国入侵西藏，亚东就是一部长长的抗英史诗。我们要翻阅这部沉重的史诗，让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让我们记住那段悲壮的历史，唤醒我们知耻而后勇，雄风奔向未来，就必须从“序幕”讲起。
英国入侵西藏领土，原起于东印度公司。
160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全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1600年12月，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
实际上这个特许状，给予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20年余。随着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后来被解除行政权力，开始从事商业剥削。
1764年，英国征服了孟加拉以后，扩张活动开始北移，于是毗邻印度的尼泊尔、不丹和我国西藏地区，便成了东印度公司发展所谓“贸易往来”的主要目标。
英国打败印度孟加拉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就企图向西藏倾销商品。
当时这一活动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从此，他们多次派人入藏，了解西藏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情况，怀揣着日不落帝国的狼子野心，借以作为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依据。
在那时，西藏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从内地输入，主要通过四川、云南、新疆三条线路，部分从尼泊尔、锡金等国输入，同时西藏方面将黄金、麝香、羊毛、药材等物品运往内地。这条黄金大通道，令东印度公司垂涎三尺。
东印度公司为了进入西藏，出兵侵入紧邻西藏南部重镇帕里的库赤一贝哈尔土邦。六世班禅派遣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来到印度，面见第一任英印总督哈斯汀斯，希望进行调解，请求哈斯汀斯撤军，放下屠刀，居中调停，避免生灵涂炭。
当哈斯汀斯得到六世班禅的信后，不禁大喜过望，希望借机与西藏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认为是进入西藏的绝佳机会。
英印总督哈斯汀斯，任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秘书，28岁的波格尔为特使，外科医生汉密尔顿为其助手。波格尔此人履历与哈斯汀斯类似，同是少年漂泊海外，万里蹈海来到印度。
据说波格尔是在印度的少数英国人中，长期和西藏人接触过的，并且了解西藏的特质和性格的权威人物。他是个优秀的观察家，具有模仿西藏人的行为动作的才能。
波格尔动身之前，哈斯汀斯把他召进英印总督，对他下达指示：“你出使的主要目的，是开辟从不丹夏都扎西曲宗，到拉萨以及西藏最远方的商业联系，争取前往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搜集与西藏有关的政治、经济、物产、风物等方面的情报；携带英国货物清单，试探英国商品在西藏的销售可能，并在沿途收集牦牛、核桃、人参等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样本，搜集中国内地、西伯利亚、克什米尔等地的交通贸易和政治情报……”
至于波格尔滞留西藏的具体时间，哈斯汀斯在召见他时没有具体规定，只要求尽量拖长停留时间。
波格尔一行出行之前，用信函通知了日喀则方面，派人到不丹的扎西曲宗等候他们……
1774年5月，波格尔一行启程离开加尔各答，沿着古代商路一路北上。就在波格尔一行满心欢喜到达扎西曲宗之时，见到了在此恭候的六世班禅的特使。班禅的特使交给了波格尔一封用波斯文的言语写的信，明确告知：西藏是大清领土，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这也是大清皇帝的意思。
还没进入西藏领土的波格尔，就被一个“钉子”扎了，可他仍不甘心，遂动员当地土王德布王游说班禅。德布王早就对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横行霸道痛恨于心，劝波格尔放弃这次行动。但波格尔仍不死心，派已被东印度公司收买的印度僧人普南吉到日喀则活动，声称公司已按班禅的请求从不丹撤了军，缔结了和约。如果班禅拒绝公司的“友好”表示，公司将考虑对不丹重新使用武力。权衡再三，班禅最终同意波格尔到日喀则。
路上经历长达半年多的波格尔一行，于11月抵达了日喀则。几天后，波格尔在日喀则郊外的南木林觐见了正在这里避暑的六世班禅。无论此时的波格尔是如何的巧舌如簧，始终没有得到班禅对通商一事的允诺。
为了赢得六世班禅的信任，更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命。在日喀则逗留期间，波格尔一伙穿藏袍、学藏语、喝酥油茶、吃糌粑，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藏民家中，观察藏民的生活习俗、家庭组织，乃至婚丧嫁娶等等习俗，并加以详细记录研究。
虽然打开中国“后门”的最终目标没有达到，但根据波格尔一手资料撰写的有关西藏情况的书，成了日后欧洲殖民者研究西藏的最早的标准教科书。
波格尔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写到，拉萨政府认为派我来是探测他们的地方。这样，英国的野心很可能推动侵略，而英国人的武器之精良将得以成功！
拉萨方面显然十分清楚波格尔此行的目的，所以当波格尔向班禅提出想去拉萨时，遭到了来自拉萨方面的断然拒绝。波格尔又试探着提出与班禅的辖区建立通商关系，又一次被拒绝。波格尔沮丧地说：“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在所有路上阻止我前进的绊脚石。”
1775年4月，波格尔一行离开了西藏。临行前，六世班禅交给他一封致哈斯汀斯的信，郑重声明：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
1779年，东印度公司的上层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搜集有关从印度有没有可能去西藏，从而达到同中国西部地区通商的设想。之后第一任英国印度总督哈斯汀斯第二次派波格尔去西藏。
临行时哈斯汀斯指示波格尔，探察队必须查明拉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大片土地和交通情况，以及孟加拉到拉萨、拉萨至附近各地区的道路和居民情况，并设法缔结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商约，争取在拉萨设立英国商务代表机构。
波格尔一行，在亚东河谷进行秘密探测，测绘地图，寻找捷径。波格尔带回的情报，使东印度公司了解到，在西藏南部边境的几条峡谷中，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仍然畅通着。在这些峡谷中，亚东峡谷是最早被英国人盯上的通往西藏的通道。它也是茶马古道通向锡金西藏境内的最后一段。
在这次艰难旅途结束后的第5年，34岁的波格尔因心脏病，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去世。在印度的一处墓地里，埋葬着英国第一个进入西藏的官员。
1783年，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出现的经济危机，哈斯汀斯派遣忒涅和桑德斯沿着波格尔的老路，再次潜入西藏。忒涅在扎什伦布寺住了3个月，企图签订商约的事，依然毫无结果。忒涅的报告中还特别呈报说：“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是阻碍通商的根本原因。”
波格尔和忒涅的前后两次入藏探查尽管失败了，但他们获得了大量有关西藏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情报，这就更加刺激了英国殖民者的侵藏野心。
为了连接这条古老的通道，英国加紧在印度修建铁路，到19世纪80年代，铁路已经修到了英国在锡金的租界大吉岭，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到西藏边界只需几天时间。
英国商人最感兴趣的是西藏的羊毛。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期望通过东印度公司购买到西藏的羊毛。而当时东印度公司却只能在尼泊尔、不丹等国家进行羊毛交易。
西藏，这一西方人几乎未能涉足的地区，一直引诱着探险者的目光。从哈斯汀斯开始，历任英印总督都利用这种诱惑，用金钱收买探险者为他们提供情报。
给英国提供重要情报的是被称作“班智达”的人。西藏周边国家的，主要是印度的土著居民，在英国设在印度的秘密间谍机构受训后，“班智达”被派往西藏，他们化装成去西藏的朝圣者或是僧人，用伪装的工具进行测绘。
那时，在英国官方的地图上，西藏部分几乎是一片空白。一次次的测量结果，渐渐完善了他们手中唯一的康熙年间的西藏地图。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便是这三个缓冲区之一。
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就成为必然，还有通往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挑起侵藏战争是英国的既定目标。
英殖民帝国侵略西藏是从侵略锡金开始的。1830年英殖民当局以调解锡尼关系为名，实际控制了藏印交通要道，为英军殖民锡金，并进一步入侵西藏奠定了基础。
1835年，英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向锡金租得大吉岭，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以此为跳板觊觎西藏。
英国对大吉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设计了一种铁皮房子，即房子以木材为主体，屋顶盖上“人”字形的铁皮，并设有走廊楼阁，方便晾晒衣物。
这种房子防水、防潮，保暖、通风，因而很快在当地流行起来。后来在亚东，出现了这种建筑。
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印度就成为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英殖民当局趁机进兵锡金，尔后进攻不丹，不仅占领了锡金大吉岭和不丹噶伦堡等大片土地，并强迫尼泊尔签约，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
英国在锡金、不丹等地捞到好处后不久，英国就开始逼迫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属印度通商，在遭到西藏地方政府严词拒绝后，英国随即以锡金为跳板，像以往一样，企图用武力征服西藏。他们不仅在锡金境内大肆筑路架桥，并擅自越过当时藏锡边界所在地日纳，进到西藏境内的龙土山窥探。
1865年，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派人乔装打扮潜入西藏，秘密绘制地图。虎视眈眈的英军已经距西藏咫尺之遥。沙俄此时正在为实现南下印度洋战略积极活动，侵略矛头也直指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沙俄的举动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构成了一定威胁。
英国由于经济危机，开始感到囊中羞涩。鼓噪：“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市场在等待着我们。”
很久以来，与中国毗邻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先后与中国封建王朝结成宗藩关系，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一直向藩属国提供着强有力的军事保障，那些藩属国自然形成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道防线。
从19世纪开始，西藏周边的国家烽烟四起。英属印度连连发动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这些中国的宗藩成员国，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军事支援上。但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已无力向藩属国提供军事援助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关系开始破裂。
到了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在战略上已形成对西藏的包围态势。西藏地方政府在承受着外来威胁的同时，对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感到失望，但他们仍坚决地抵制着外国人进入西藏。
1874年（同治十三年）6月，英国以考察云南地区的商贸情况为由，派遣上校柏朗带领当时在印度的一支由190余人的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途经缅甸自陆路进入中国云南，为通商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解决勘探队的语言交流问题，威妥玛在征得总理衙门准许的情况下，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交界处迎候。
马嘉理从同治十三年6月开始动身由上海出发，途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12月初十到达缅甸新街，与柏朗会合。
在为柏朗颁发“游历”护照时，总理衙门一方面曾婉言劝告柏朗：边境地区不安全，尽量不要前往，但柏朗一行人不听。总理衙门又要求沿途各省及云南督抚妥为照料。因此，马嘉理在进入云南后受到当地官员的周到款待和关照，十分顺利地出境。而马嘉理并未将自己的返程时间、路线预先知会中国官员。
当年1月17日，马嘉理与先期到达八莫的柏郎探路队会合。2月14日启程，挂起“游历”的招牌，擅自越过中国边境，侵入云南腾越地区的曼允。马嘉理率领“探路队”不但拒绝当地民众劝阻，反而扬言要进攻腾冲，并开枪打死群众数人。云南腾冲布置兵勇，于各要隘堵截洋人。
2月21日，马嘉理与4名中国随员抵户宋河，遭到当地人民的袭击，5人都被杀死，首级悬于曼允城墙上。经此打击，探路队不敢继续前进，退回缅甸新街。
正找事端入侵西藏的英国人以“马嘉理事件”为由，给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被迫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了《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除“赔款”“谢罪”外，还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
与此同时，英殖民者在锡金储备物资、增调军队，加紧进行侵藏战争准备。此后，英军故意制造边界纠纷，以西藏地方政府在龙土山设卡“破坏通商”为名，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藏兵撤出龙土山。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不顾国家领导主权，向英屈服，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撤出龙土山驻兵。但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抵制，不肯撤出，并积极准备阻挡英军入侵西藏。
这个时期，每年从四川运到巴塘的茶叶不下1000万斤，价值约16万两白银。按英国人的估算，西藏与内地贸易总额，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共值白银200多万两。这一切都令英国资产阶级垂涎三尺。
西藏的市场固然理想，而廉价的原料更令人动心，如西藏的羊毛比英国便宜5倍，皮革便宜12倍，更别说那些稀有产品黄金、麝香、硼砂了。
此外，矿产资源也是令英国心动的，如英国探险家贺尔德希曾作了如下的自述：“不容怀疑的西藏的许多财富都在这里（西藏东部）——所谓财富并不只是某些原始粗野的艺术和工艺品，而主要是无穷的矿产。”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锡金、不丹等纳入其殖民势力范围，并在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西瓦利克山脉，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准备入侵中国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派兵力在龙土山设卡戍守，抵制外敌入侵。龙土山位于则里拉山西南的热纳宗。由于其是西藏与锡金交界的要塞，西藏地方政府便在此地的各个险要路径上建立哨卡，并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驻守藏军。
1887年，在藏历中是火猪年。这一年西藏的冬天特别寒冷，不过，来自喜马拉雅山山那面的威胁，比之风雪更加让藏民们感到不安。
英人以考察商务和矿产为名，从锡金进入岗巴宗，遭到当地官员阻止，双方相持数月，英人不能前进，于是荒谬地宣称龙土山是在受他们“保护”的锡金领土之内，西藏军队在这里设防是越界行为，要藏兵限期撤卡退兵。西藏军民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双方陈兵边界，实际此时，英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暗战已经爆发。
暗战彻底转为明战，是源于英军的无耻偷袭。
1866年，噶厦派出藏军在隆吐山设卡，隆吐山海拔3800多米。阻止私自越境通商，阻止英国人进入西藏边境，并在山上修建了白光护法神灵庙。
1887年，西藏地方政府在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为抗击侵略军，指定代本拉顶色、孜准索南坚赞带领藏军和僧俗民兵，前往隆吐山及其以北设防，抵抗英军。
1888年2月，英军第一次侵藏战争爆发。英军竟对设卡防守龙土山的藏军发动突然进攻，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
3月20日，英军借口藏军侵入锡金境内，悍然向驻守龙土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藏军对入侵英军，英勇作战，形成了有效阻击。守卫龙土山的藏军以火铳、弓矢等简陋武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究还是未能抵挡英军大炮的轰击，鏖战数日后，藏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到纳汤，建石墙防守。
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仍然调兵遣将，下令僧俗民众1万多人开赴前线，在6月至10月间同入侵英军数次作战，力图收回龙土山。
英军整顿之后，从容地对纳汤再次发起进攻，藏军虽然人数众多，守军英勇反击，但是武器装备落后，血战数日后，加之指挥失当，伤亡过大，龙土山之战最终失守，被迫撤至帕里等地。
实际上，此时藏军主力犹存，且军民“誓死抵御，决无二心”，发誓“战至男尽女绝”，各地调集的藏兵民上万人也纷纷前来增援前线。
相反，英军贸然深入，辎重补给尚未跟上，如藏军反击，英军必然溃败。
但遗憾的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惧怕藏边发生战事，却在战争开始后，坚持退让求和的方针，并将主张抵抗英印侵略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另派主和派大臣升泰接任驻藏新任大臣，并派英国人赫德之弟赫政充任其助手。
升泰到任后，完全执行清政府妥协让步路线，下令藏军待命帕里，不许反击英军。在此情况下，藏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最终未能阻挡英军进攻，英军先后攻陷则里拉、亚东、朗热等地。
升泰不仅满足英印的要求，和英军议和，还阻止藏军对英军发动反攻，贻误了最有利的反击时机。至此，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结束。
随后，清政府与英印谈判议和，并派升泰经亚东前往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总督兰斯顿正式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耻辱地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按照英国的要求，划则里拉山口为西藏和锡金的分界线。
1893年，英国胁迫中方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续约》，并规定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此可以享受治外法权，迫使亚东于1894年9月1日开放通商，自亚东在开关之日起，5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
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不过，抵抗尚未结束。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两个条约”，遭到包括西藏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拉萨三大寺，号召西藏人民不同英印贸易，抵制印度茶叶运销西藏。西藏人民还拆除英印所立的界碑，坚持到自己的牧场上放牧，与入侵者抗衡，占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自此亚东被开为商埠，清政府在此设立了西藏第一个海关。英国商人可自由前往贸易，英国货物免税进入西藏，印度也派员进驻亚东。这样，英国初步实现了打开西藏门户，进入西藏的狼子野心的目的。
豺狗永远是喂不饱的，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入侵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他们依旧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
1902年的冬天，英国派出一个所谓英国地理学家——荣赫鹏，他以英国任命的“西藏特派员”的身份，带领一支所谓的英国探险队来到西藏，表面上的目的是解决锡金与西藏边界问题，但其真正目的却是勘测，在亚东的地界侦查路线，为英国接下来的进攻做准备。
此前荣赫鹏刚刚从满洲进入中国北方，然后穿越蒙古戈壁，翻越天山，沿天山北麓至帕米尔开拓了一条从未发现的“慕士塔格通道”。凭此成就，他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最年轻的成员，并授予该学会的金质奖章。
1903年6月，英上校荣赫鹏率兵200人，以谈判为名进入西藏岗巴，英军的卑鄙把戏上重演。西藏第二次抗英战争自此爆发。
英军又开始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先后两次对西藏发动侵略战争。西藏地方政府派兵700人赶赴岗巴设防。12月中旬，英军2000余人在司令麦克唐纳指挥下，越过则里拉山口，藏军3000人赶至曲眉仙角、亚东至江孜通道一带设防。
英国调集步兵、骑兵、炮兵3000多人，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打着护送地理学家——实际是英军上校的荣赫鹏的名义，偷越乃堆拉山口，一举攻占亚东。
亚东是英国人入侵的第一站，曾设有英军“兵站”——“亚东驿站”。
英军占领亚东后，西藏地方政府急调驻军前往帕里，无奈赶到之前英军已抢占帕里。紧接着，英军继续推进到堆纳的曲美雄谷，在曲美雄谷遇到西藏军民的阻击。在这里遇到2000名驻守藏军的抵抗，藏军首领要求英军退回亚东谈判，荣赫鹏蛮横地拒绝了这一合理的要求，双方便展开对峙。
1903年12月21日，英国侵略军以谈判为名，进入西藏境内，占领帕里镇。当时的帕里县政府在一座小山头上。英军把扎什伦布寺等“三大寺”的谈判代表人员扣押在县府内。
帕里人民对侵略军的罪恶行径愤慨万分，手持大刀、镰刀冲进县府，与侵略军展开搏斗营救谈判人员。侵略军用猛烈的火枪对付群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藏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了无情的枪杀。
1904年1月4日，英军占领堆纳。西藏地方政府马上派拉丁色、朗赛林二人率领藏军两千余人，赶赴堆纳至多庆一线布防，并动员、调集其他各部藏军及大批民兵分赴前线。
3月，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1000多人准备向嘎吾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得知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美雄谷以北纵深地带，有藏兵和民兵布防，英军狡猾地提出谈判。
3月31日，在曲美雄谷举行谈判时，荣赫鹏等人与拉丁色、朗赛林见面后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们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你们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荣赫鹏命英军士兵将步枪子弹退出一发，但士兵们旋即推动枪栓将另一发子弹顶入枪膛。
当时藏军只有很少军官有快枪，藏军不了解步枪构造，误认为英军枪膛内已无子弹，便按协议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
而英军的快枪很快就可以把子弹重新上膛。同时，英军的一部分人偷偷包抄到藏军后方山上，在有利地形上架起机枪，做好屠杀准备后。麦克唐纳命令英军强行解除藏军武装，遭到藏军拒绝后，麦克唐纳立即下令英军开火，用机枪和大炮对藏军进行扫射和轰击。
受到英军卑鄙的欺骗，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后重新点燃要较长时间，藏军的火绳枪来不及点燃火绳，失去了战斗力。麦克唐纳命令英军强行解除藏军武装，挑起冲突，随后下令英军以机枪向藏军密集扫射……
受到了英军残酷的大屠杀，拉丁色、朗赛林等1400余名藏军在曲美雄谷牺牲。
此战后，多庆措的湖水第一次被血染成了红色。伤亡数据是：藏军前线指挥官莱丁色等官兵700人壮烈牺牲。而英军仅有两名军官受伤，12名士兵伤亡。
侵藏战争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成千上万西藏人民被侵略军屠杀，人民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众多珍贵文物被掠夺。仅被盗走至今收藏在英国各大图书馆的珍贵佛教典籍多达460多部。
在英军随军考古学家，人称“抢劫专家”的华达尔亲自罗列的清单中，本次遭劫的文献和文物许多都是国宝，是世人所不知的罕见珍品，他认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范围如此之广、趣味如此浓厚、意义如此深远的西藏文献，它们绝对是早期东方历史资料的真迹……”
一位英军军官华达尔在《拉萨和它的神秘》一书中炫耀：“我们把火药投进江心毁掉……我们获得大批粮食，包括有大麦、面粉、豌豆等约一百吨之多，这对我们来说就比那批土制火药重要得多。粮食完全没有坏，由一连串骡子和搬运夫运到我们营里去。还得到大批的牛羊肉干。”
据一些零星的藏、汉文资料记载：英军在帕里、江孜等地，他们打开仓库、闯入民宅，抢劫粮食和藏军留下的弹药。他们还闯入寺庙，抢掠文物典籍，洗劫寺院财产。
据侵略者头目之一的麦克唐纳自己承认，士兵们抢夺到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这些战利品通过山间小道，陆续不断地运往印度。其中，戚德尔和他自己收获最大，所抢劫的件数之多，需400头骡子才能驮运，里面包括许多珍贵而稀罕的佛教经书、神像、宗教艺术品、盔甲、武器、器皿等物。
1906年4月，中英重新签约，英国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其变西藏为其殖民地的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侵略者将驻亚东商务代理处由仁青岗迁至下司马镇，把下司马镇划为其租界区域，修建营房，驻扎军队，开设邮局、医院、学校、气象站等机构。
清政府也在这里专设了亚东海关，下司马镇边贸市场愈加繁荣，成了茶马古道终点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亚东开辟为商埠后，英国从亚东的春丕到江孜共修建了12个驿站，清政府也从拉萨到下司马设立了19个驿站。从这些密集设立的驿站可以看出，当初这条古道从拉萨到帕里、亚东的商贸是何等的重要和繁忙。在当时，西藏的贵族都以到亚东经商和贸易为荣，如果没去过亚东，就会成为别的贵族眼中的“土包子”。
自亚东被辟为商埠后，边贸日益增大，商号也越来越多，市场愈加繁荣，亚东逐渐成为西藏重要物资进口中心，20世纪初，这里的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圆，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八成以上。
1913年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亚东海关彻底关闭。由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再加之军阀混战无力西顾，英帝国主义者在亚东攫取了对下司马镇的管辖权力。
1957后6月，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正式签字，印度政府将下司马移交给中国政府。从此，亚东才回到祖国的温暖怀抱。
鉴往知来，温故知新。发生在100多年前的西藏抗英壮举，百年之后的今天留给我们以重要启示。西藏抗英战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落后就要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道理。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才有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崇高地位。
亚东这片土地见证了西藏历史的许多重大进程，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屈辱。亚东军民勇于抵抗英军入侵，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洋枪洋炮，不屈不挠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光辉业绩而载入史册，成了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激励着后人牢记耻辱，奋发图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雄心壮志，为早日实现伟大中国梦——谱写亚东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03 翻身农奴把歌唱
大地一声春雷响，驱散乌云见太阳。
千年铁树开了花，人民当家做主人。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伟大日子。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大典。欢庆胜利的人们，手中举着旗帜、挥舞彩绸、摇动鲜花，汇成了开国大典的锦绣海洋。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人民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洪亮的声音，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几千年的新纪元。
当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时，代表着54个民族的54门礼炮，同时升空、齐鸣28响。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只有西藏和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妄图染指西藏，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制造驱汉事件，派出“外交使团”，妄图建立“西藏独立王国”。
西藏还没有解放，生活在那片雪域高原的人民，仍然处身于冰雪高寒的冷酷之中，他们伸出长长的眼光，盼望天空出现鲜红的太阳，佛光照耀雪域高原……
1950年的一天，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聚会在一起，反复研究解放西藏问题。
周总理率先讲话：“帝国主义妄图染指西藏，西藏噶厦政府正在四处活动，梦想得到外国支援，以求西藏分离祖国。”
“他们就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尽快解放西藏，以免夜长梦多。”朱老总手握拳头，铿锵地说。
“我们必须立即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同时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毛泽东主席一挥手，进军西藏的部队就开拔雪域高原。
刘伯承、邓小平点将张国华率十八军进藏。十八军将士接受任务，离开富饶的川南，向世界屋脊进发。
1950年10月，由张国华、谭冠三将军，指挥着十八军踏上进藏征途。进军西藏的壮举，是我军长征之后军史上最悲壮的大行军之一。解放军各路部队按照部署，相继渡过金沙江，一路上演绎着传奇的动人故事。
与此同时，青海、新疆、云南的进藏部队也先后出发。进藏路上，四路部队艰苦卓绝，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打通进军西藏道路。
“拉萨噶厦”政府闻悉解放进军西藏，派出藏军阻击，陈兵金沙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十八军将士义无反顾，英勇善战，打响了昌都战役，打开了西藏和平谈判的大门。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委派昌都进步宗教人士，去西藏地方政府，向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发出和谈邀请。达赖在亲政后，面对当时的局面，他个人很想和平地解决西藏的问题。于是，他在1950年12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派出和谈代表土登列门前往昌都，请十八军转交给中央人民政府。
由于受西藏分裂分子和外国势力的挑拨离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一批贵族及僧俗官员，于1951年1月移居到离国境一步之遥的小镇亚东。
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一面进行观望，担心解放军进驻拉萨，会切断其逃往印度的去路。一面四处派人到西方国家驻印使领馆游说，试图从国外搬来救兵，保全自己的利益，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向英、美、印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
据美国外交部解密文件披露，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对此发生了兴趣，他答应向西藏权贵们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前提是要达赖喇嘛逃到境外领导反共游击战。由于西藏权贵们想的是如何保全自己在西藏的政治经济权益，对充当反共棋子兴趣不大，与美方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他们通过韩德逊和华盛顿当局在逃亡旅费、人员安排的枝节上讨价还价，暗中另做打算……
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西藏部队，以“雄狮奔腾”的态势，飞越雪山，战胜高寒，抵挡缺氧，风餐露宿，历尽万难，让高山低头、叫冰河开路的豪迈气魄，一路冲向神秘的雪域高原。
进藏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他们一路开荒种地，垦荒生产，建设农场，帮助群众耕种，让五星红旗在雪山高高飘扬。
1951年5月23日，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5月31日，阿沛·阿旺晋美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电告了协议内容。消息传到亚东，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为此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为促进《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将军，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前往西藏。
张将军临行之前，毛泽东主席一再叮嘱张经武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贯彻爱国统一战线，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毛主席还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托张经武转交。
周恩来总理向张经武交代了到西藏后，主要任务和对西藏的方针政策。
张经武离开北京，经香港绕道印度前往亚东。7月10日下午，张经武一行到达噶伦堡。当天，张经武立即约见了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十七条协议》精神，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到西藏的主要目的，特别就“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作了反复解释和说明。
张经武代表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说话算数的。诸位朋友如有机会，请将今天的约见和谈话，向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转告。”约见长达6小时，到深夜12点钟才结束。
张经武代表一行日夜兼程，于7月14日下午赶到亚东。立即通知住在上亚东乡境内东嘎寺的达赖喇嘛，表示尽快相见。
第二天，亚东噶厦派然巴·土登贡钦等人来见张经武代表。相见时，然巴·土登贡钦等人提出狂妄的相见仪式，达赖喇嘛要“升座”，张经武代表要“下座”。
张经武说自己是中央派来的，坚决不能用这种仪式相见。经过几次争论之后，然巴·土登贡钦等人才放弃“升座”要求。
在亚东，张经武代表首先面交了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并与达赖及其周围的官员，进行了数次约见长谈。全面解释了“协议”精神，介绍了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和谈代表团，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欢迎的盛况。
从而，达赖喇嘛及其周围官员对《十七条协议》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使达赖喇嘛放弃了出境的打算，同张经武代表一同返回拉萨。
在拉萨时，张经武代表告诉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应对协议表示拥护态度。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借口没有看到正本，要等阿沛·阿旺晋美回到拉萨，接到协议正本后，召开会议讨论，才能对协议表态。
10月20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由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等300多人参加的大会。阿沛·阿旺晋美报告了签订《十七条协议》的经过，并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宏业、西藏的政教、全藏黎民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盼请达赖喇嘛拥护“协议”。
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协议”很好，表示拥护。为此，拖延了5个月之后，达赖喇嘛终于表态拥护《十七条协议》，这就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1951年10月26日，十八军主力部队进驻拉萨。
1952年7月，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52师154团进驻亚东。
解放军进驻亚东后，遵照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指示。为解决驻亚东部队、机关补给困难，成立了中共亚东修建委员会，接运中央人民政府从内地经香港和印度、锡金转运来的3500吨大米。
在亚东的尊杰·索朗江村等爱国人士的大力帮助支持下，组织动员当地民众参加修建运输道路，将大米从锡金甘托克运至亚东境内的春丕村，并在春丕等地修建储备仓库，然后再将大米转运到西藏腹心地区。
由此，彻底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企图用断粮饿死解放军，挡住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诡计。
西藏虽然实现了和平解放，但西藏人民仍然处身于与欧洲中世纪相类似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这种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时才被彻底废除。
在旧西藏，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与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或私牢。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在西藏的甘丹寺庙里，现还保存了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
在旧西藏，当农奴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投向寺庙时，得到的答案却是“你们前世造孽，命该如此。”这是一种最狡猾的社会控制方法。照此说法，如果农奴试图改变，那么来世会比今生更糟。所以他们今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安于现状，自愿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而那些头领贵族们，更不把奴隶当人。
一段摄于20世纪40年代的影像，记录了农奴主们骑马出游、匆匆而过的情景。其中，农奴主们出行时有的骑马，有的则骑人。他的主人并非是没有骡马可骑，只是觉得骑人比骑马要舒服，更显示出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0多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亩土地。
民主改革前，亚东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亚东的农奴主，主要是由地位显赫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他们不到亚东人口的5%，却占有亚东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等生产资料。
在旧亚东农奴人口超过了95%。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那时的亚东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牧业基本上处于原始生产状态，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交通完全靠人背马驮，通信也是靠人工传递，边境贸易绝大部分被外国公司垄断。
笔者在亚东采访了几位从旧西藏走过来的几位奴隶。现把他们受奴隶主惨毒迫害的事实，整理如下：
78岁的巴桑老人说，我是朗生的后代，全家人成年累月地给领主辛勤劳动，却连温饱都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一年家里向农奴主借了10斤青稞，五年后“利滚利”，农奴主就要我家还6000斤青稞。因为无法还清债务，爸爸就趁黑夜逃离而去，妈妈后来活活被农奴主逼死。只有7岁的我，就被抓去农奴主家抵债。
巴桑老人说，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那段恐怖记忆。7岁时我就开始侍候领主的母亲。因为自己小，开始不会做事，照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如一遇主人不高兴，就要挨骂挨打，他们用脚踢，用鞭子抽我，如同家常便饭。在领主家里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布，睡觉的地方是主人床下的泥灰地。
那个领主的母亲是个老妇人，夜里有喝茶的习惯，她就过一会儿叫我倒茶水。
老妇人茶喝多了，撒尿就多。我往往刚一睡着，她就又叫我去倒便盆。一夜间反复折腾，夜夜都是这样……
现年81岁的次仁讲，他是奴隶，因为他的名字，就成了奴隶主的“活靶子”。
次仁，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长命或长寿。有一天，喝完酒的领主对次仁说：“你叫次仁，就是想长命百岁，我想试试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长命？”
领主为了一时取乐，就命令次仁站在30米开外的地方，用一支手枪举得高高地对准次仁，狂笑地喊：“不准动，我要练练枪法准不准，看看你今天是否能活命？”
次仁却不敢不从，只能乖乖地站在地上，为领主当“活靶子”练习枪法。他紧闭着眼睛，浑身颤抖，等待命归西天。
叭——领主射出残忍的子弹，打中了次仁的肚皮，穿过他的身体。他倒在了从身上喷出的鲜血地上。当次仁从昏迷中醒来时，看见一个奴隶兄长，正在为他肚皮上的伤口上草药……
也许是次仁真的命大，也许是佛祖保佑。他从领主的枪口中逃脱出来。后来雪山插上了五星红旗，他跟着那“红色光芒”一路奔跑，迎来了翻身之日。如今仍然活健康地在世上，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强巴老人现年86岁，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用右手从家中的一个木箱里，取出一根乌黑的物体，表情痛苦地拿在右手中说：“你们看看吧，这是我的左胳膊，是被奴隶主砍断的，我一直留着，就是要记住奴隶主对我们下人的残忍醒刑，让今天的年轻人看看旧西藏黑暗的农奴制度。”
奴隶主砍断强巴老人的左胳膊起因如是。那天，奴隶主过生日，他家来了客人，大摆酒席。
强巴在为主人上菜时，闻着手中端的牛肉香味，勾引到胃觉的强烈反映，饥肠辘辘，口水涌冒。他强忍着几次伸向盘中的手又缩了回来。他端着香喷喷的牛肉，眼睛放进了盘中，身子僵硬，脚也走不动，止不住的口水从心中倒了出来。
走到了房屋的一个转弯处，强巴低着头，用眼光扫描前方，没有看见人。他伸出左手抓起一坨牛肉，闪电一样塞进口中。
还没有来得及吃到牛肉的香味，强巴就大祸临头，被一巴掌把在他的嘴上。主子看见他的嘴巴在嚼东西，估计他偷吃了手中端着的牛肉。
咣当一声，盘子落地。强巴腿脚发软，魂飞魄散，自已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你个狗奴才，还敢偷吃主子的牛肉，来人，把他的手砍了！”
两个帮凶冲了过来，把倒地的强巴拖到了柴房，将他的双臂膀死死地按在一条凳子上。主子残暴地举起一把砍刀问：“狗奴才，你是用那只手偷吃的东西？”
强巴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但只能服从主子的命令，就动了动左手。
咚咚咚——主子高举的刀，罪恶地砍在了强巴那只左臂膀上。鲜血喷溅到主子的身上。
主子用手一抹脸说：“你们接着砍，一定要把他的左臂砍断喂狗，我看今后还有谁再敢偷吃东西？”
主子下令，强巴吓晕。帮凶下手，咚咚砍臂……
笔者对亚东的封建农奴制度，专程采访了已退休的原亚东县委副书记次仁曲珍。她讲：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亚东的贵族、头人们霸占着当地所有的土地、森林、山草和河流。生存在这个区域内的百姓，连住的门前草坪也无权开垦，山上有柴不准砍，有草不准割，老百姓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可是还得给领主们纳税。百姓什么都得上税，养一只羊、一头牛要上税，上山割草打柴要上税。否则，就得挨皮鞭、坐监狱……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亚东的广大农牧奴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他们“不是人”，只是农奴主“会说话的工具”和“会移动的财产”。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95%以上的属于农奴阶层，没有任何改变自己身份的权利和机会。而那些僧侣贵族们垄断和控制着政治权利，掌管着经济，他们的生活却是多姿多彩，过着娇生淫荡的腐朽日子。
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来到了亚东，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头戴“红五星”的人民解放军成了我们的救星。据我母亲讲，解放军到亚东那一天，下司马镇沿路的百姓跪成了一条街，双手托起洁白的哈达举过头顶，奉送给救星金珠马米。
次仁曲珍说，是共产党、解放军带领我们西藏农奴，推翻了西藏旧“政权”，让百万农奴从此站立起来了，获得了自由人身，生活充满了希望。我是一名被解放军叔叔们抱着长大的姑娘，毛主席像和那熟悉的红五角星、红肩章是我童年难忘的回忆。
小时候，次仁曲珍就听惯了父母讲的“金珠玛米”的故事。她说是解放军帮助我们上山开荒种地，教会了我们种菜和养殖，传授提高青稞产量的方法，给我们讲如何保护森林，还有那一件件难忘的亲人解放军，为我们做的好事，我们同解放军真正建立了鱼水情深的关系。
我们一刻都未曾忘记共产党的恩泽，翻身不忘“金珠玛米”的恩情，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这份感激传承给自己的儿女子孙。
1959年3月，亚东卓基康、帕里宗驻地寺庙反动喇嘛和反动头人积极准备参与叛乱。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决定，向亚东派驻部队，对亚东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亚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
亚东平叛工作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援。平叛中，广大人民群众，不顾天寒地冻，道路艰险，自动组织起来为部队突击抢修道路和桥梁，组织了骡马运输队，争先恐后为平叛部队运送弹药和粮食，并协同解放军做好各项工作，为开展平叛斗争做出突出贡献。
最后，亚东的少数叛乱分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下，最终只能乖乖地举起双手，缴械投降。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广大农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百万农奴翻身站起来了，成了社会的主人。
从此，开创了西藏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亚东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
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实行“三反双减”政策，废除乌拉差役，解除农牧民之间的依附关系，土地实行谁种谁收。遵循和贯彻依靠贫困农牧民、团结中农牧民、影响富农牧民、改造领主和代理人的工作。先后进行划分阶级，没收征收财产、分配胜利果实。对参与叛乱领主、代理人的财物予以没收。把领主、代理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相应也给予一定的同等财物和其他生产资料。
随后，农民自己组建农业互助组。全县开荒户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口转向农业，新垦荒地种上土豆、荞麦、青稞等粮食作物，都获得好收成。
谈起民主改革时，巴次老人说：“回想起当年，那欢庆的场面就像在眼前，当奴役压榨人民的旧政权被推翻的喜讯传到山村，大家奔走相告，每个村子都是一片欢腾。亚东的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一起居住，一起开荒，一起生产，一起建设，一起抗灾。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大家对生活更充满了希望，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山村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越来越红火。”
在民主改革的伟大洪流中，亚东人民的笑声回荡山谷，“牦牛舞”震醒了冻土，浓烈的青稞酒香醉了一个个藏家汉子，芳香的酥油茶美满了姑娘的人生，亚东农奴张开笑脸，开怀把歌唱——
党和政府是亲娘
原噶厦政府是恶狼
要想幸福生活有保障
永远跟着共产党
毛主席是太阳
原噶厦政府是魔王
同心协力除叛匪
幸福生活在边疆
酥油茶呀浓又香
香美好比共产党
毛主席只要指向哪我们去哪方
吃水忘不了挖井的人呀
藏民永远跟着共产党
实行民主改革后，亚东县人民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开荒种地，试种庄稼和其他作物，因地制宜，实行农、牧、林、副、多种经营相结合，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经济有较快的增长，社会各项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1960年，按照自愿互利、自由结合的原则，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办牧业、农牧并举、多种经营的指导下，农业生产获得飞速发展。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亚东地区农奴主阶级到处散布封建迷信思想，欺骗群众说：在帕里种庄稼，要遭到“神”的惩罚，全西藏都要降临灾祸。因此，在民主改革以前，帕里被认为是“农业禁区”，土地长期荒芜，人们的生活资料长期无着，连圆根、萝卜也要靠外地输入。
1960年，在海拔高、气候寒冷，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帕里镇，全镇人民打破旧的思想束缚，试种青稞、土豆等农作物，并获得成功，结束了帕里镇青稞不能成熟的历史，种植的土豆每亩产量达1000斤左右。大胆的试验获得成功，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的斗志。
帕里镇除了试种青稞土豆之外，他们还试种了油菜、萝卜、圆根等多种农作物。让帕里家家户户都有菜园，蔬菜已自给有余，粮食基本够吃。
在试种庄稼、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帕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在草根密结、鹅卵石遍布的荒原上开出耕地后，又积极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几百名帕里群众，在群姆拉峰下搭起帐篷，跟风雪严寒、冻土坚冰的环境搏斗40多天，修筑10000多米长的水渠，修水磨5盘。
生产中没有农具就动手打造。那些过去只能打些铁钉、小刀、马掌等小铁器的铁匠们，便组织起来搜集废铁，学习打制农具；没有耕牛，群众便训练骡马、牦牛耕地。帕里气候多变，庄稼易受霜冻，一些观察气象有经验的老人，就组成气象观察组。每年从青稞出苗到收割，气象观察组成员经常通夜守望在屋顶或窗前，一发现有发生霜冻的征兆，立即鸣锣聚众，熏烟防霜，使过去不产一粒粮食的“农业禁区”，在几年之内生产了近40万斤粮食。
对此，当地藏族群众感激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当我们缺乏种子时，就给我们送来了种子。我们一定要大力开荒，争取丰收，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关怀。”
在开荒生产的同时，群众还自动成立生产互助组织，有的还制订出生产规章。如下司马和林巴塘开荒的各村规定：参加集体生产者以参加劳动时间多少、生产技术高低、体力强弱、劳动态度好坏来分配生产成果。并规定参加集体生产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不得带走公积金和土地等。参加集体生产的群众劳动情绪都很高涨，满怀信心地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幸福生活而努力。
居住在切玛村的索朗多布吉，现年95岁。他是一个从西藏农奴制社会走过来的亲历见证人。采访他时，我们请了从西藏农牧学院毕业，现任下亚东乡党委副书记拉姆当翻译。
索朗多布吉回忆一生说，他听母亲说老家是昌都德格县人。他出生那晚，雪山发生了雪崩，冲毁了几个山寨，震惊了野狼下山，咬死了不少牛羊。于是，就有人散布谣言：他是一个灾星，一出生只给人带来灾难，叫索朗多布吉的父亲把他扔到雪山……
索朗多布吉的母亲不信，跋山涉水到一座寺庙去求佛，保佑儿子一生平安，消灾降福。然后，福星没有降临到儿子身上，反而叫她必须带着幼儿去拉萨布达拉宫朝圣，才能消灾避难。
索朗多布吉被人视为灾星，从小就自然受人歧视，每到一处都要遭到打骂，过着悲惨的日子。他的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到小小的儿子，过着“灾星”的日子，毅然以一个伟大母亲的爱心，“抛夫离家”，带着五岁的儿子，向着茫茫雪山，一路磕头长头，用身体为儿子丈量生命。
母亲带着索朗多布吉，以一个西藏女人的坚韧，带着为儿子求生的希望，一路上遇到的艰难万险，不亚于“西天取经”。对于那段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逃难日子，他已经记不起了。母亲后来对他说，他们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死里逃生，终于磕到了拉萨布达拉宫面前……
有家不能回。为了生存，母亲又带着索朗多布吉，一路南下，最后到了亚东。索朗多布吉说，我们逃难来到亚东后，母亲就帮印度人做佣人，她97岁才去世。
我从15岁开始，就给印度人赶骡马，去印度做生意。运输货物最远到过印度港口加尔各答。我们运货的骡马最多时达100多匹，那时路难走，翻越乃堆拉山口需要四五天时间，艰难的生活，一直延续到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1959年，亚东实行民主改革，政府就把旧西藏的“地契、人契”全部进行焚烧。索朗多布吉说，那天焚烧契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真的不敢相信，烧完之后我们才真的相信了。从此成为自由之身，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支差了，不用还高利贷了。我感到从那天开始，自己就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焚烧“契约”的喜讯，传到亚东的每个山村，每个村子都是一片欢腾，一个个曾经当奴役被压榨人都奔走相告，人人欢欣鼓舞，歌声此起彼伏，山歌一首接着一首。那一天，全亚东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尽情地歌唱欢舞，歌唱新生，欢庆这一伟大时刻。
更让索朗多布吉没有想到的是，他家分到了一块地。他说，那天，当政府把一张属于我家的土地证明，发放到我的手中时。我拿到这张祖祖辈辈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纸”，兴奋激动地飞跑回家，把这“天降喜讯”告诉了我母亲，我们从心底里高喊“大救星共产党，毛主席像太阳！”
那晚，我跑到分到的那块土地里，用政府发给的土地证明盖在胸前，整整地在地上躺了一晚，做了人生最好的一夜美梦……
民主改革后，解放军号召亚东老百姓开荒种地。这一号召发布不到十天的时间，上亚东的群众就开垦荒地600多亩，3个月的计划，农民们在1个半月内完成。
在开荒运动中，他们幸福地唱着亚东山歌——
千年荒野一朝旺
锄头挖地响叮当
开荒的人儿喜洋洋
从此生活有希望……
1961年9月，亚东举行第一次民主“投石选举”，这是刚刚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们，行使政治权利的最初方式。那时采用豌豆，用背对背的方式选举。那天，索朗多布吉被选为生产队队长，使他感到了当家做主人的骄傲。
索朗多布吉讲，后来我还当过大队长、安全员、护林员、边境牧民。
我这个出生就被人称为“灾星”的人，不仅顽强地活了下了，而且还幸福地结了婚，真正地过上了幸福生活。
解放军刚到亚东时，边境形势紧张，他们不熟悉地形，请我为部队当向导，带着部队上山巡逻。当驻在山口的部队换房时，部队也请我带路，都是晚上出发，天亮到达驻防的哨卡。亚东的山头，每一个我都熟悉，每一个我都去过。
索朗多布吉的爱人，同他生活了40多年，她在62时去世了。他没有后人，是位孤寡老人，一直由妻子妹妹一家人照料他的生活。如今他已经95岁高龄的老人，能走路，眼睛明，耳能听，话音大，过着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政府每月向他发放“三老人员”（老劳模、老党员、老干部）、边境牧民等补贴，一年有20000多元。
由于切玛村进行整体搬迁，重新修建新村。索朗多布吉分到一个装修好的三室一厅新房。对此，他无比高兴地说，我这一辈子，听到过许许多多海龙王宫、人间仙境的美丽故事。而如今我在有生之年，能住上这么漂亮舒适的新房，这是连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到啊！如今共产党的政策好，政府关心老百姓，我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我要好好地多活几年，享受有滋有味的晚年幸福生活……
亚东人民爱唱歌。而他们张口唱得最多的，最能代表心声的歌，当数《翻身农奴把歌唱》——
太阳啊霞光万丈
雄鹰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唱歌
雪山呵闪银光
驱散乌云见太阳
革命道路多宽广
雅鲁藏布江翻波浪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呀拉索……
毛主席呀红太阳
翻身农奴把歌唱
雄鹰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歌唱
毛主席 红太阳
救星就是共产党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民主改革前，亚东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和医院，广大农奴既无权接受教育，也没有能力享受医疗服务，终日劳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民主改革后，亚东的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竭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亚东县在坚持土地、草场公有的前提下，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牧区实行“牧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狠抓农牧业生产，大力发展林、副、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增加群众的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纵观亚东的巨大变化，告诉世人一个伟大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中，亚东各族人民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奔腾不息的亚东河，见证了这座古老边城的沧桑巨变；
照耀边疆的红太阳，那是共产党洒在雪域的温暖阳光；
亚东这个边疆名城，才能描绘出更加绚烂的耀眼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