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曾指出，为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转移日本内部矛盾，日本军阀和军阀背后的财阀选择的就是战争，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日本最终放弃了稳健的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手段，发起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的侵华战争。1936年8月，日本决定了“向南部海洋发展”的“国策大纲”；1936年11月，日本同纳粹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至此，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德裔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著作《极权主义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运动中的“精英”用宗教的或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往往夹杂着未来虚幻的幸福去煽动那些文化不高、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不满的人采用暴力手段，来改变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鼓励其犯法行为。本来就缺少思考的人们，在无比热烈的群体活动中，智力更是大幅度下降，被那些挑唆愚弄成为暴力机器，日本与德国便是典型的例子。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痊释这一群体行为，“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己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揭示了过度“集权”存在的巨大危险，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而战争所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即信息不对称，理论上，信息一旦对称,“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和效益。战争里，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只有歧视与愤怒。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曾在《西方媒介与战争》一书中清晰而详细地描述了战争中的信息不对称。她认为：20世纪的战争有两大特点，其一就是大众对战争的参与：不论是作为旁观者、牺牲者还是积极的参加者；其二则是大多数国家都更加关注本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各国政府考虑到自己的支持率，都会借助传媒来使大众相信己方战争的正义性和敌人的顽抗性。信息在战时具有了“稀缺性”。国家所控制的媒体是人们获取有关战争的消息、解释和图像的来源。例如，借助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恐慌情绪持续不断地高涨，再加上国家或明或暗的授意，使得媒介成功地完成了从“小规模冲突”到“侵略战争”的卖点转移。
日本的军国主义，即军事裹胁了国家，将国家变为军事机器，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直接向天皇负责。反过来，军队却能控制政府!当时日本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就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可，这样内阁只能垮台。
战争期间，盟国有一个由政治家罗斯福与丘吉尔等的最高统帅部。而在日本，则有一个“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即统帅部与政府的联席会议，这个一联席会议并无权威，只是一个包含海、陆军的大本营和政府之间的联络咨询机构，为防止任何一方势力，这三者各自独立，于是三者在每一个重大战情发生时都要进行商议。
这一个问题从哪里产生的，源自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陆军与海军服从天皇的命令”的解释。即“统帅权的独立”，或“国家行政机关与统帅权之间的并行独立”。
在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即是说，政府只能管招兵与养兵，至于这些兵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政府无权过问。而这些政府招来并供养的兵，指挥他们的是师团长之类的。谁指挥长官?参谋，而管理参谋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在其他国家，通常参谋应该是为师团官提供作战方案等，拟定实施作战细节的。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军令与政令完全分离，变成二元化系统，由于日本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二元“统帅权独立”体系，因此毫无能力准备一场总体战争。
日本的陆军师模仿德国陆军构建。德国陆军以师作为战略单位，每师1.8万人，其中步兵1.2万人，其他兵种约6千人。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作了多次改动，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分为很多等级。总军是日军战时最大编制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共有5个总军级编制单位，即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本土的第一总军、第二总军。日军的师团相当于国民党部队的“军”，旅团相当于“师”，联队相当于“团”，大队相当于“营”，中队和小队分别相当于“连”、“排”。军衔依次为：军司令官通常为大将或中将；师团长通常为中将或少将；旅团长通常为少将；联队长通常为大佐，相当于中国的“校”级军衔，日军相对应的是“佐”，大队长通常为中佐或大佐。战争中期，随着正面和后方两个战场的展开，日军为适应不同战斗规模的需要，把师团分为甲、乙、丙、丁等级。除师团外，独立混成旅团与师团一样是独立的战略单位，承担辅助的战略任务。
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军典《战争论》十分著名，日本帝国陆军视之为经典，盲目跟从。1806年，在克劳塞维茨26岁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战争。在检验后，他得到一种假设，即战争天性即是要制服敌人，并且用暴力实现自身的意图。而且，军事行动目标就是要全面消灭敌人的抵抗力。这即是歼灭型战争论。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克劳塞维茨发现歼灭型战争只见于1805年、1806年战役，以及1809年的三场战争。其他战役为有限战争。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绝对战争论虽然具有逻辑性，但与现实有差距，因此他又提到，“在战争中，实际经验比任何抽象的事实还有用”。
克劳塞维茨也以现实战争论为基础称：“这种一旦战争发生就就把政治丢置一旁的做法，除非绝对的敌意使每场战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否则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战争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将政治隶属于军事即荒谬又愚蠢，因为是政治制造战争……。”自克劳塞维茨备忘录出版后，克劳塞维茨转变了对战争的观点，并宣告将修订《战争论》。同时采取预防措施，声称假如在他死前《战争论》尚未出版，而未修订的该书却出版了，它可能会引起误解、批评。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修订版尚未出版时去世……，之后这部书被德国和日本引为军事圣典。以战争得失为目的，深陷于全面征服敌军的总体战观念的日本帝国陆军，事实上并未认识战争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