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64年的执政生涯中，亲身经历了日本从发动“二战”至战败投降，从一贫如洗到成为世界大国的整个过程。
裕仁天皇继位后，每周都要参加帝国枢密院会议，听取报告。帝国枢密院建于1888年,成员包括倒幕运动中有功而被天皇任命的24位显赫的贵族，还有内阁成员及皇族亲王。帝国枢密院负责日本有关宪法的草拟、疑义的解释、戒严令的发布，以及对外签订条约和皇室一切重要事务的咨询等。日本国会通过的决议，也需经过枢密院同意。枢密院同帝国会议、内阁、军部一起构成了支撑天皇制统治的四根支柱。
1936年8月7日，日本东京，琉璃黄瓦，雕梁画栋，中式仿古建筑风格的帝国枢密院会议室里，日本广田弘毅首相主持召开了首相、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五相会议”。在这一会议前，日本军令部在南进与北进战略议定过程中陆、海军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
战略是刀锋上的哲学。从军事上来说，战略就是将敌人打成朋友，从而使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智慧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在历史中，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它们的出现总是显出某种征兆，这一方案日本制定出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征服世界的庞大战略计划，同时使日本军人野心空前膨胀。根据这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英国等国作战。会议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它的方针就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帝国要真正成为东亚的安全势力，为确保此地位，须充实国防军备”；“日本要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从地缘上看，日本的目的就是以本国为中心划圆，将美国赶出太平洋，接着就是从西面锁死马六甲海峡，最终实现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分割印度洋的战略目标。
“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句话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其本意是：上帝要使一个人遭难，总是让他忘乎所以。1936年的日本，走的正是这一条不归路。
日本人中原茂敏在《大东亚补给战》一书中指出，事实上，日本非常清楚，由于国力的原因，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在战前日本的经济秩序就已经受到了军事生产的严重影响，1937年想一举拿下中国，即希望能靠对中国的掠夺，来支撑其经济，在英美还没有参战之前，日本的经济已经揭不开锅了。
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小仓库次曾任昭和天皇的侍从，他在二战时期写了长达600页笔记，其中记载了昭和天皇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间，未曾发表的言论，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的3年后，即1940年，天皇已开始暗地埋怨日本的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但全面战争一旦打起来，已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闪电战与大纵深包围战。综合国力是衡量战争实力的标志之一，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有能力保证战争的供给。即解决士兵的衣食住行，及所使用的战争武器，运输、耗损等一系列问题。包括物资及运输等。对日本来说，如果将军队从4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增加10倍。以人为单位的消耗品也就增加了10倍。但军事预算则很难增长10倍。这就导致了其维系400万人投入战争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军事预算就会超支。另一方面，弹药和武器消耗会量随时间大量增加。只有靠加大生产规模来补充。要想解决物资保障问题，日本一方面需要在战争中将战线不断推进，占领区不断扩大，利用占领区的物资来充实军备，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其次是战争不能拖的太久，以使后勤保障恢复到可维系的正常水平。
侵华战争爆发后,仅在1937年9月日本即编制了2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预算,从侵华战争爆发后至1941年止,特别军费用支达268亿日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侵华战事,军械预算大部分用于生产弹药，弹药费1937年度占军械费56％，1938年度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为了筹措军费,日本不停增加税收,滥发公债及纸币,其货币流通量则由1936年的26亿日元猛增至1941年的79亿日元,结果导致物价上涨一倍以上,日本国家财政面临崩溃。
日本经济力的不足,在1939年到1940年间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首先出现的是粮食供应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为8千万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万石,而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本土每年需从中国台湾等地输入1300至1400万石大米,由于战争的因素,自中国台湾等地输入大米输入额逐年下降,1940年仅有48万吨,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实行粮食配给,禁止普通饭店,餐馆出售米饭,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进口大米。
据日本战史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1938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编的军队。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能负担的财力，以至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日军在会战中双方苦战4个半月，并未实现其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的计划，同时自身伤亡惨重，武汉会战以后，日军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对日本来说,对其侵华战争影响最大的是资源危机,日本的战线越长消耗就越大，而占领地消化成国力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拖得越久越对日本不利，只有速战速决才对日本有利。至1941年,日本各类战略资源除都极其匮乏，包括石油、橡胶、铁矿石、铜、铝、铅、锌等，要得到这些资源,主要凭借的是其黄金外汇的储备量,它决定了日本战争能持续多久,在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至1941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达50亿日元,黄金外汇所剩无几。
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战略很早就有。日本与俄国的纠葛源远流长，“北进”战略早在“日俄战争”时就有了。1907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帝国之国防方针》中，就将俄国视为敌国，作为第一个进攻目标。1918年6月，又把苏联称作“假想之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