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崛起中，中国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中国的竞争模式演进至今日，依旧没有进入全面开放，其表现体现为官商博弈。即市场发展的需要产权独立，体现为商人自主生产的权力，并且对国家经济决策制定具有发言权。但中国依旧停留在一种惯性之中。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缺陷在于内在不稳定性，中国体制导致了资本利用的低效率、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浪费。
美国地缘战略学家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一百年》一书中指出，对中国而言，增速减缓意味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乔治·弗里德曼提到，中国近似于“外卖店”型的经济具有巨大的危险性。世界市场需要大量的廉价出口商品，所以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可以使得有着巨额债务的公司运转下去。但是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其中的利润也就越低。这样的无利润出口使得巨大的经济引擎得以运转，但事实上中国却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商业机构。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入其中，但是资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样快。中国经济的表面现象之后的则是另一个更具威胁性的严重问题。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市场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配备如私有财产、银行等它也都有。
但是“市场不能决定资本的分配”，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是否有一个好的商业计划重要得多。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扩张非同凡响。然而认为这样的增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想法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刻，虚弱的业务会被剔除，这一定会暴露出经济基础中丑陋的一面——而这一定会发生。在某一时刻，仅仅是熟练工人的缺乏就会遏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增长是有结构性上限的，而中国正在到达这一上限。当出现经济下滑，资金停止涌入时，不仅仅是金融系统会休克，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会震颤。在中国，经济下滑总体来说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会出现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在一个贫困蔓延，失业现象扩张的国家中，经济下滑造成的压力会导致政体不稳。
因此，中国面前就有了三条通往未来的可能的道路。第一种情况是，它的经济以高速无限的增长下去。还没有什么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国也不大可能成为例外。过去三十年中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上的低效能，而这些弊端都是必须被纠正的。中国将在未来某时经历一个痛苦的再调整阶段，亚洲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
第二条通往可能未来的路是再次集权化，即：在经济发展减缓后将会出现的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都被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会强制施行政令并打压各地方权力的发展空间。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比第一种更大，然而中央政府机构内部就不乏自身利益与集权化政策相矛盾的人，这又使得政策的推行面临重重困难。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经济滑坡的压力之下，中国沿着其传统的区域界限分崩离析，同时中央政府也受到削弱控制力下降。从历史上来看，这在中国是一种更合理的情形——也会让富人和外国投资者获益。这会使得中国回到另一种时代，地区间存在竞争乃至冲突而中央政府艰难的维持着局势。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经济会在某一时刻将不得不经历再调整阶段，而且该调整会导致严重的矛盾对立，正如其他任何经历过该阶段的国家一样，那么这第三种结果最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曾用4个制度层级来说明一个民族真正强盛的原因：一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1—10年；四是短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其中，真正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
在历史中，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机，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但过去这种变革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将当下的中国比做俾斯麦统一后的德国。尽管这种类比不够准确，但至少反映出此时的中国与彼时的德国在战略和历史环境中的某种相似之处。而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S.罗斯也将中国比做统一后的德国，罗斯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中这样评述中国地缘现状，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崛起，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崛起中。
在1949年，中国经历了类似于德国统一的迅猛变化，百年来第一次摆脱了国家被外国占领的状况。但此时的东亚安全秩序反映的是中国过去的殖民秩序。美国维持了此前存在的地区秩序，试图取代原日本的角色，成为朝鲜半岛的支配性力量，其势力范围包括了过去的日本与法国所控制的中南半岛等，并占领了日本重建日本军队。1950至1989年间，中国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展示其实力及其对安全边界的这一需求，而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成功对美国动武，重建其过去在东亚秩序中传统的强大的角色。之后，中国又支持越南北方将美国军队逐出其在中南半岛的“后院”。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促使泰国于1975年关闭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开始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
然而，当美国从其边境撤退后，苏联又作为美国的继承者出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中国边境进行大规模防务建设，到70年代中期，它已在其远东地区针对中国部署了完整的军事设施。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军队于1978年12月入侵了柬埔寨，扩大了苏联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影响。此时的权力转移也引起中国使用武力反对苏联主导的秩序，而重建与中国能力相适应的地区秩序。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迫使苏联退让。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争。这一行动迫使越南切断与苏联的安全关系，并从柬埔寨撤军。苏联的崩溃及从中国边境撤军是1949至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的最后一章。在东亚及中亚，中国在边境上确立了军事优势。[27]
时至今日，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第二次崛起，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这种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第二次崛起相似。但与德国的第二次崛起不同的是，这次权力转移反映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第二次崛起使中国有能力和平地改变东亚战略秩序。由于第一次崛起实现了自身的战略“要求”——领土边界的安全——从而保证中国有一个安全空间，可以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和合作外交，耐心地等待地区秩序的逐渐改变。中国的第二次崛起虽已使中国的影响力扩展至其领土和周围海域，但由于美国压制，并未促进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已有30年，美国依然是日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的盟友。所有这些国家都与美国结盟，而不是适应中国的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改变了东亚的安全秩序。在中国周边，美国是处于战略劣势的。中国第三次崛起的主要特征显示它将挑战美国关键的安全利益。通常这种情形都将出现在国家国内不稳定加剧和社会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的时期，因此它可能限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能力。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随着中国对修正东亚大陆的地区秩序的要求，这只是挑战了次要的美国地缘安全利益。与此不同的是，如中国正在呈现的发展海上力量导致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必将构成对美国的严重挑战。
回顾历史，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无论中国未来经济情况发展如何，人们应该明白，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善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社会福利，也无疑将为80%的其他人类带来新福祉。
从世界范围看，2012年以后，世界已进入多事之秋，中东、北非动乱频发，战乱不已；全球金融危机推波助澜，欧债危机险象丛生；全球战略格局及力量结构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新的一轮大调整、大变革。面对风云变幻、乱象丛生的格局，中国应以一种“冷静”、“进取”的姿态应对。“韬光养晦”战略最早由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代提出，邓小平在应对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时提到了四句话，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他同时又强调“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是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可见，在关系国家独立主权的问题上，邓小平是主张“硬”与“软”结合。有效地遏战、止战，并在必要的时候胜战。自冷战终结之后，国际格局已进入到一个混乱的过渡阶段，这就需要本着国家核心利益压倒一切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来开拓进取，并进行国际间的政治博弈，因势利导，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