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民主——学者们当然坚决反对这么干，不过看这两年网上关于民主的大讨论，这么理解大概很有群众基础——民主就是民意决定政策的存废，领导人的去留。则孟老师的民主倾向很明显。
孟老师理解的“尧舜禅让”是这样的：舜登上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尧把天下让给了他，而是因为尧去世之后，人民群众坚决要求舜来治理天下。同样，禹死后，继位的是禹的儿子启，这个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巨变之所以会发生，也不是因为禹自私，而是人民群众就乐意接受启的领导。
孟老师理解的“汤武革命”是这样的：商汤、周武王杀死桀纣不算是弑君，只算是“诛一夫”，因为民心要求他们成为新的天子，他们就“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了。
齐宣王打下了燕国，问孟子要不要把燕国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孟子回答说，燕国人民如果欢迎你的统治，那就接收；如果他们想继续做燕国人而不做齐国人，那么您就撤兵。
民意选择统治者，让选出的统治者来保护选民的利益，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再换一个。这个制度，要贴标签的话，奥唐奈尔的“委任制民主”近似之。
当然，以今天的标准看，在这个框架下换届实在危险。实践方式，只能是政变、革命或者外国入侵，这必然意味着社会大地震，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才能推出一个新领导来。而且还未必就能保证这位新领导是个好领导。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据孟老师的描述，舜取代丹朱自然而然，周武王伐纣有征无战，都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光荣，是不必流多少血的。
选了天子之后，民众平常也不是不问政治。下面这段是常被引用的。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
“国人”这个概念，本来有特殊含义，是特权阶级的最低一层。不过到了孟子时代，就当普通人看，或许也是可以的。
这三段里，前两段体现了民众的选举权，后一段体现了民众的司法权。你可以说，这些都只是舆论而已，看不出可行的制度和程序，落实起来根本不靠谱。舆论干预司法，代表民粹倾向，影响还尤其坏。但你不能说，因为没有设计出民主制度，所以就不算有民主思想，显然，那就等于说孟老师没有思想，他老人家的政治主张，一旦面对落实的问题，啥时候靠谱过？
中庸还是乡愿：论孟子的说话艺术
孟老师的为人如此高调，主张却是如此不着调，很多时候即便是他的粉丝也暗暗憎恨偶像的不着调。但是当孟老师的粉丝且格外坦然的，我印象最深的数王安石老师，有千古名句云：“何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不过众所周知，有“拗相公”之称的王老师也是以“不靠谱”着称的。
如果有谁学习孟老师这样“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估计十之八九一出门就会被人砍死。但事实上，孟老师不但没被砍死，相反混得很不错。他在齐国当了“卿”，虽然学者一般坚决主张这个卿是虚的，但怎么也是副总理级别；至于物质待遇，更是舒坦得连自己的学生都看不下去了。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滕文公》）
出门的时候，随行车辆几十部，跟班几百人，从一个国家吃到另一个国家，是不是有点舒服过头了？
这就不得不注意到，孟老师的谈话中，另有一些八面玲珑的东西。
他宣称，得了民心，就有权禅让或者革命，这个观点听起来很前卫，但在齐国讲这一点，却是最安全的。因为姓田的能够夺取政权，据说靠的就是民心。这是等于在论证齐宣王王位的合法性，属于小骂大帮忙的性质。
孟子又很善于给君主找台阶。齐宣王看见一头准备拉去衅钟的牛，簌簌发抖的样子很可怜，于是说，放过这头牛吧，拿只羊去衅钟。
这消息传出去，不好听的话就多了。你说牛无罪却要被杀死，你起了同情心，那羊又有什么罪呢？说穿了，你还是抠门，舍不得一头大牛，才换上一只小羊。
对齐宣王这样纨绔子弟来说，你说他小气，可能比骂他昏君还让他难受。于是孟老师就出来解释：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情境还原，还有对人性、人心深刻的洞察。要在这个问题上把齐王伺候舒服了，有哪个弄臣能比得上孟老师？
你齐王怎么样才能保民而王，无敌于天下呢？孟老师开的方子也很入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内文有删减）
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猛人。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周文王也很喜欢猛人，只要你为人民服务，喜欢猛人就是好事情。
齐宣王说，我还有毛病，我特别贪财。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公刘也很贪财，只要你和老百姓一起发财，那贪财就是好事情。
齐宣王说，我还有毛病，我喜欢美女。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太王也很好色，只要你和老百姓一起好色，那好色就是好事情。
看着奥运，数着钞票，搂着美女，就把天下给办了，这情景真是太美妙了。这其实很难做到——那么愉快的聊天气氛里，谁又能想那么长远呢？
齐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宗室的势力比较大。孟子在齐宣王面前，也说了很多宗室的好话。齐宣王问孟子，当卿相的原则是什么，孟子把卿分了两种，一种是异姓之卿，一种是贵戚之卿。
国君犯了错，异姓之卿要劝，劝不通，就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孟子把自己摘出去了，因为当时他自己就是齐国的异姓之卿，这意思是，咱们要是谈不拢，我老孟最多走人，你别多心。
贵戚之卿就不同，“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你国君太不像话，那就换我来。所以难怪齐王听得“勃然变乎色”。当然，孟老师这么说，确实有他的历史依据，不过儒学大师提供了这么条理论证明篡位的合法性，某些想入非非的宗室，其欣喜之何如，也是可以想见的。
孟老师又谈及治国的策略，以“不得罪于巨室”为大政方针。他还声称：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孟子·梁惠王》）
啥叫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看有没有大树，而是看有没有连续干了好几代的老干部。国君您选拔贤能，如果迫不得已，要让出身差的超过出身好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不能不谨慎啊！
照这样的选官逻辑，劳动人民好像有点吃亏。不过，要说关心人民的利益，强调民意决定成败，谁能比得上孟老师？孟老师既主张减税，又主张对弱势群体多发放福利，尤其是还把群众舆论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先把经济政策亮出来，然后再在先秦诸子中票选个“人民思想家”，墨巨侠都未必是孟老师的对手。
顺带说一下，有顶帽子曾经被错误地戴在儒家头上，就是轻视商业。其实真主张对商人出虎爪绝护手的，是法家。孔、孟、荀对商人都没啥意见，孟老师在工商业最发达的齐国活动时间最长，更没有跟大环境过不去。前面引过孟老师与许行的辩论，他显然比较倾向自由市场。还有这一段：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
“廛”是空地或者空房子，“廛而不征”就是政府给商人提供门面房或者摊位，但不收营业税（甚至有可能连租金也不收，原文太简单，不好妄断）。“讥”是“呵察非违”“讥而不征”，就是打击违禁品，但不收关税。总之，都是招商引资的手段。
只有“法而不廛”一句，不大好理解。比较通行的解释是，货物如果滞销、长期堆放，政府就应该去收购掉。政府税收很少，监管权有限，却要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实际操作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反正对商人来说，这乍一听是动听的，孟老师在他们中的得票率也是不会低的了。
太人精了，自然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
往坏了理解，就当孟子是个乡愿，刀切豆腐两面光，跟谁都说好听的。尤其是那种似骂实夸的技巧，听着不但不肉麻，而且有回味，简直是做佞臣的天才。所以骂孟子的人一直很多，比如荀子就骂得很恶毒。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大意是，学过一点关于古代圣王的知识，却没抓住要点，但不可一世的样子，乱七八糟的杂学倒是懂不少。搞出一套深奥难懂的理论，说这就是孔子的精义，忽悠了一大批人。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啊！
到宋朝，一方面尊孟的风气很盛，另一方面倒孟派也很活跃。有个叫郑厚的儒生，甚至把孟子和孟子最鄙视的“妾妇”相提并论。他说孟子是个狠心绝情、巧言令色的人，比苏秦张仪还苏秦张仪。
但往好了理解，孟老师这种作风，正是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
啥叫中庸之道？不是找中点，那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仍然算偏执狂。中庸，就是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而寻求一种均衡的状态，也就是罗伯特·达尔想用来取代民主的那个词：“多元政治”。
确实，战国诸子当中，还有谁能像孟老师这样，同时关注到方方面面的立场和利益？而且，他没有把不同立场理解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却企图寻求一种共赢的结果。商鞅、张仪、范雎、李斯这些人，没有政治立场（即我持什么主张），却绝对有组织立场（即我抱谁的大腿），而制定具体执行方案的能力，绝非孟老师所能梦见。但孟老师确实一句话，就点中了他们的死穴。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
按照你们的办法和作风，即使把天下给你们，你们也立马就得完蛋。
——这是对秦帝国命运最准确的预言。
说起来，也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不可能有明确的分工意识，没谁会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本来就应该是两种人。不然，把孟老师从齐国王宫里拉出去，办份《东方都市报》让他专心当主笔，没事就跟咸阳的《晚报》《时报》你拍我一砖，我投你一枪。虽然不免会被骂几句“臭公知”，但总比让他真的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愉快而有意义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