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也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生物学解释。动物之间的领地争端往往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弱势一方可以通过逃跑来避免冲突。但这个方案对人类却经常不适用，而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不适用。人类已经发展得太强大也太能繁殖，多余的土地几乎没有了。——前面提到过，孟老师曾建议滕文公像太王一样离开故土，但太王可以走，滕文公却无路可走。
那么在动物之中，到底是否存在合作、利他的情况？
据说也是有的。①
第一种利他叫“亲族选择”。
这在蚂蚁、蜜蜂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小虫子有时会为了保护同类和族群做到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但相应的表现是，蚂蚁、蜜蜂辨认亲族的能力超强，对非亲族同类的灭杀欲望也大大高于其他物种。这种特性延伸到人类社会就有点像野蛮时代的部族间“血亲复仇”。西周宗法制，也有点像按照这个逻辑设计似的。体现在儒家思想里，是鼓吹讲究血缘伦理的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相对空洞的口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倒是长期被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种叫“互惠的利他”。
比如哺乳动物之间互相舔毛，比如一个山洞里彼此熟悉的吸血蝙蝠，有时吸到血的会喂血给没吸到血的，然后下次你再喂还我；比如小鱼以大鱼身上的垃圾为食，大鱼借以清洁自身。这个就有点像墨家的“兼相利，交相爱”。动物之间，这种利他发生的条件要求很严格。比如大家要是“熟人”，活动区域要固定，该物种寿命足够长。简言之，就是仅限于小圈子里有效。墨家满口“天下”，调子很高，但实践的结果是墨者集团也是搞成了一个小圈子。
第三种利他是否存在，生物学家间争论很多，叫“群体利他”。
就是一群动物团结在一起，彼此扶持（程度较上一种深入得多），相亲相爱，从而在生物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动物间是否有这样的利他不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恰恰也是荀老师特别注重的一个概念。
荀老师说，人类的根本优势所在就叫作“能群”。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既然牛和马都被定性为是不“能群”的，则显然不是一群同类凑到一起就叫“能群”。这两个字翻译成白话，应该是“懂得合作”。
合作对人类的意义确实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力量不如牛，速度不如马，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两点上，比人更不如的动物也有的是，但它们的单体生存能力往往都比人类强。人对人类社会的依赖，并不是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一起诞生的。
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这一身零部件，跟自己生存的环境完全不匹配。
我们知道，人类的大多数灵长类近亲都生活在森林里。我们为什么会和这些亲戚们如此疏远？
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推测是，当年地球气候变迁，森林面积迅速减少。这时，老祖宗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死守在树上，忍受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要么，走出去看一看，是不是树冠之外，还别有天地。
于是人猿揖别，我们的祖先迈出了从森林到平原的关键性一步。
这真是何其艰难的跨越。毕竟，之前千万年的进化，老祖宗身上的器官都是按照怎么在树上生活装备的。和其他平原动物站在一起，其形貌之古怪不和谐，显而易见。
那些动物的后肢都强壮有力，善于奔跑和跳跃，因为食草的要会逃跑，吃肉的要会追击，基本上，老祖宗谁都跑不过。
老祖宗原来的主食是果子，只有一个胃，没有强有力的盲肠。总之，靠吃草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平原上果子不易找，好在，当年在树上的时候也经常掏鸟窝，这身肠胃消化肉食倒也没什么问题。活肉倒是常在眼前晃，但身为食肉动物，必须要装备尖齿利爪。老祖宗咂咂小嘴，看看小手，一边滴两滴口水，一边感到深深的绝望。
眼睛也是大问题。平原上危机四伏，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眼睛最好一边一个，长在太阳穴的位置……
尤其是，食肉动物都爱吃夜宵。人类一到夜里就两眼一抹黑，更是等死的料。
再想想狗鼻子，想想兔子耳朵，人类的配置水平就别拿出来丢人了。
总之，单兵作战的话，对食草动物而言，老祖宗是最无害的猎手；对食肉动物而言，老祖宗就是废物点心。
所以老祖宗唯一的出路，就是彼此依靠，通力合作。跑不过你，咱们一伙人打包围、布置埋伏总行了吧？两只眼睛视域太窄，咱三个人，六只眼睛，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了吧？夜里看不见，咱们一堆人在一块儿轮流守夜总可以了吧？当时，这样的合作还不是荀老师说的能不能取得对其他物种的优势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生存权的问题。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非要带上相互约束的这副枷锁？因为要是没有这副枷锁你就只能等死。
当然，老祖宗也有两个优势。一是双手比较灵巧，一是头脑还算灵光。所以之后的进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这两项特长。
但这两个特长偏偏是矛盾的。发展双手去干别的事情，就只能靠后肢行走，越来越趋向于直立；提升脑容量则脑子变大，于是头也跟着变大。为了能够把大头娃娃生下来，妈妈的产道也要跟着变大，但既然已经直立行走了，则产道再大也就那么大——你能想象所有的姑娘都劈叉着走路吗？
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把孩子提前生下来。生物学家有句话，叫“人类的婴儿是胚胎”，因为从骨骼钙化水平看，一岁的婴儿跟刚生下来的小猴子差不多。这也许意味着，他本来应该在妈妈肚子里多待上一年再出来。
早产的结果是导致人类的成长期特别漫长？（想想吧，另外还有几种动物像人类这样，要长到十几岁才能照顾自己）这样沉重的养育负担光靠母亲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女人们就要相互照应，而臭男人也背弃了千万年来生了孩子就撒手不管的潇洒作风，开始顾家了。发展至今，已经和亲戚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可以去动物园的猴山看看：山外，有多少抱着娃的男人；山里，又有哪只公猴子抱娃？①
所以，发挥个人优势的结果，仍然是要强化合作。
正因为人类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对群体依赖性太强，所以人类才不得不收敛自私的本性，学习着关心群体利益。这大概也就是荀老师说的“化性起伪”。至于这个“伪”，是否已经内化为人性的一部分，今天的生物学家都没说清楚，荀老师说不清楚，就更不足为怪了。
为大众寻找道德楷模
在荀老师看来，要约束邪恶的人性，发挥能群的优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礼”。
“礼”这个概念，弹性很大，最广泛的涵义近于社会规范。总之，是强调外界约束的意思。
——讲性善则强调自我修养，讲性恶则强调外界约束。讲修养则喜谈道德激励，讲约束则强调制度建设。所以孔子传下来的仁和礼两大法门，孟子就偏爱讲仁，并进一步讲到仁义；荀子就偏爱讲礼，并进一步讲到礼法，这都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但社会规范有好多种，也就是礼有好多套，那么荀老师推崇的，究竟是哪套？
荀老师说，大家应该“法后王”。也就是要学习后代的王，用后王的礼。
于是问题又变成了，这个后代究竟有多后，到底是指谁？
1949年以来，一度很普遍的解释是，荀子说的“后王”，就是近、当代的王。他们比孟子所鼓吹的“先王”要强，也就是指出荀子主张历史是进步的。那些年里，捧荀老师的是法家，夸他是唯物主义者，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
把荀子里关于“后王”的议论拿出来看看，很容易发现这个论断很牵强。
清代学者已经统计出来，《荀子》里一共九次提到后王，其中解说最详细的一次，在《非相篇》里。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
古代的圣王有上百，我该挑谁来学习？回答是图画时间长了会掉色，音乐时间长了无余音，照章办事的有关部门，时间干长了，疲惫了也会懈怠——这三句，字字都要找到精确的定义很难，但大意可以确定，年代久远的东西就会不清楚。
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所以说，要了解圣王的行迹，就得挑那光辉灿烂、看起来最清楚的，那就是后王啊。
总之，放弃后王而谈上古，就好像放弃自己的君主，而去侍奉别人的君主。
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
所以说，要了解千年以前，看看今天就知道了；要了解什么是亿万，看看一二就知道了；要了解上古时代，就要看看周朝的大原则；要了解周朝的大原则，就要看周天子推崇什么样的君子。
说了半天，荀老师最推崇的还是“周道”。前面那个所谓的“天下之君”，显然是指周天子，也就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这些人，因为他们曾经统治过天下。相反，要把“天下之君”理解为“当今天下的君主”，实在没道理。翻遍《荀子》这本书，荀老师对自己这个时代的统治者，说话虽然不像孟老师那么难听，但也是批评为主，好话不多。
当然还有个问题，既然提倡学习文武周公，为何不直称“先王”就好了？事实上荀老师也经常使用先王的概念，而含义跟“后王”一般看不出明显区别。就好像“中国队大胜美国队”跟“中国队大败美国队”，虽然用了反义词，但意思是一样的。
那为何要发明“后王”这么一个怪怪的、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
这和时代背景有关。因为战国以来，古代圣王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
孔子虽然也赞美尧舜禹，但最崇拜的是周公。墨家爱讲大禹，夏比周早；孟子言必称尧舜，又比禹早。庄子说话更加没谱，说说神农、黄帝是轻的，还扯出来很多不知道的怪名字。之后这股风愈刮愈烈，不但“圣王有百”了，而且一个比一个早。相形之下，西周开国的这几位，真成了圣王中的老疙瘩，再后也没有了。
整个时代的风气，都是信古崇古的。荀老师如果宣称，“你们那些圣王都属捏造”，这话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他就发明了这么一个理论：不幸的社会也许各有各的不幸，但幸福的社会从来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统统都是一样的。
既然都一样，而只有文武周公，我们掌握的材料最多，那当然就学他们，这就是所谓“法后王”——后王者，先王中最后的王也。如此一来，虽未贬低但却架空了对手的老招牌，堪称四两拨千斤的高招。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学者们多夸荀老师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进步的，其实这恰恰是荀老师最鄙视的历史观。他说：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荀子·非相》）
意思是：谁说古代和现代不一样，谁就是骗子；谁信古代和现代不一样，谁就是傻子。
当然，荀老师也没完全说实话（或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假话）。崇法批儒的那些年，对荀老师的评价至少有一点是说得很准确的。
他对“礼”作了新的解释，主张地主阶级所有制，反对奴隶主贵族所有制……①
“地主阶级”“奴隶主贵族”等术语，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别扭。但荀老师用周礼这个旧瓶子，装了自己的新酒，是事实。
这件事，荀老师做得其实比较着行迹。中学里，我们都学过荀老师的《劝学》，荀老师告诫大家，学习要持之以恒，其实这只是文章的前半篇。后一半，荀老师则谈了具体应该学什么，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正确的方法，是从读经开始，到学礼结束。《尚书》是政事的纪录，《诗经》是心声的皈依，《礼》则是法制的原则，条例的纲要，所以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学礼，礼就是道德的终极标准啊。
显然，是把《礼》抬到经典中的最高。荀老师又有一句话，叫“隆礼义而杀《诗》《书》”，更是明确把《诗》《书》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但我们知道，真要了解周朝的制度，其实《诗》《书》都比《礼》要靠谱。
《尚书》里有大量古代的公文和公告，虽然其中假货很多，但也有不少确实是第一手资料。
《诗经》收录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的诗，里面关于西周的原始材料也很可观。
可是以《礼》为名的几部书，就非常可疑了。
后世所说儒家经典中的三《礼》，是《仪礼》《周礼》和《礼记》。荀子所见的关于《礼》的书，大约比较接近今天的《仪礼》，其中主要是春秋后期的材料。《周礼》虽然号称是周公的治国大典，但一般认为，是荀老师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的一部假古董。至于《礼记》，荀老师的时候还根本没有，那是汉代儒生整理的学礼笔记，其中有的文章，根本就是赤裸裸地抄袭荀老师。
所以，越是推崇关于礼的着作其实就越表明对真正的周礼不关心。
荀老师又说：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荀子·劝学》）
大意是，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老师。因为经典各有各的局限，只有跟着老师学习古代君子的道理，学到的知识才能既崇高又全面，而且还能解决实际问题。总而言之，学习的原则，第一是找好老师，其次是学礼；这两点没做好，钻研一辈子诗书也仍然是个陋儒。
这是又把老师抬到了《礼》之上。这番话，我觉得基本可算荀老师的招生广告。因为当世的各大学派基本是被他骂遍了的。那些学派的名流，悔过自新还来不及，哪里有当老师的资格？荀老师，最老师，这是在稷下学宫都得到承认了的。
所以，荀老师实际上是在企图自己垄断“礼”的解释权。孔老师是不是托古改制，不好说；荀老师则无疑是真动手改了。
不平等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人离不开“群”，即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这个大前提已经明确，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个群的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第一，荀子强调不能平等。
荀老师比较注重观察和归纳。基本上，谈到什么问题，他都会给你举出一堆案例，然后按照优良中差划分等级。
比如士人他是这么划分的：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再比如儒生：大儒，雅儒，俗儒，俗人。
再比如臣子：圣臣，功臣，篡臣，态臣。
再如军队：仁者之兵，霸者之兵，强者之兵，危国之兵，亡国之兵。
再如国家的政策：修礼之政，为政之政，取民之政，聚敛之政。
再如国家的状况，荀老师谈过好多次，细节上有变化，但大框架还是固定的。最好的国家行王道；次一等的国家行霸道；再次的，有时细分为安存之国，危殆之国，覆亡之国等等，有时则混为一谈，不再区分。
可见只要你面对现实，就会发现随便什么人和事，等级是确实存在，不容抹煞的。所以理想的社会也就应该是等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