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极可能并非死于疾病、灾祸甚至衰老。我认为恰恰相反：人会因为未经历的东西而死亡。”
——弗雷德里克·贝特[1]
大批死鸟从天而降。我不停地对巴黎河岸码头的船工们讲述着这件事，他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但此事千真万确：大批死鸟从天而降。我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一遍遍地重复着我的请求：让他们载我沿塞纳河顺流而下。既是为了一路观察鸟，也是为了去鲁昂市郊，那里正是一连串“死鸟雨”突发事件的现场。好几个船工当面嘲笑我，有一个认真听我讲完之后，建议我去圣拉扎尔火车站，因为那里每小时有一趟发往鲁昂的特快列车。一个运沙船工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回答我，大概是捷克语吧。他们搞不懂我的意图，但也没有立刻走掉，反正船上也没有给我的地儿。总之他们对此毫不在乎。
最终有个船工告诉了我蓝色塞纳公司的所在地。这家公司在其实并不怎么蓝的塞纳河上提供乘船旅游服务。公司门口的海报上画的是几个刚退休的老人，他们在游船甲板上喝着五颜六色的鸡尾酒，同时冲着远处的海崖夸张地微笑。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波提切利游船，您将开始探索从巴黎到翁弗勒尔沿河的绝美风景和丰富的人文自然遗产。”于是我推开了大门。从某种程度上讲，我难道不也是个快满29岁的退休人员吗？头发花白，长时间失忆，每天小心翼翼地艰难求生。
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女孩告诉我，波提切利游船在维修，不过另一艘雍容华贵的塞纳公主号游船的船票正在打折，而塞纳公主号和波提切利号无论是航线还是航速都一样。“完全是同档次的游船。”她对我说。这句话几乎打消了我对此次游河所能产生的所有浪漫联想，但我还是买了票。就这样，我在这艘5天后起航的长110米、宽11米的船上拥有了一间双人船舱。
我没敢告诉那个女孩我此次旅行的原因，因为那得花上很长时间，跟她描述上周出现在我电视上的死鸟群。那些画面潮水般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我清楚地记得全景的现场画面，还有记者对现场的准确描述：“在庞斯库[2]这座小城，方圆百米左右，这场奇怪的死鸟雨……”
“我家，就在我家！”我当时就冲着电视机大喊。这场倾盆鸟雨刚好发生在我的老家。来巴黎居住之前，我曾在那座城市度过了最糟糕也是最美好的岁月——我的童年。不过我没看出来那是在庞斯库具体哪个位置，也许是在旧体育馆后面的达奈塔勒路旁边。现场用警戒小旗围了起来，上百个黑黑小小的尸体像是被一只灵巧的手精心摆放过，有些侧卧，有些两脚朝天，翅膀上有些油亮亮的东西，好像所有的羽毛都被稠腻的血黏上了。
在自家门口接受采访的路边居民也没给出更多的信息：“那倒算不上暴雨或者大雨。”就在某个傍晚，几分钟内从天上落下大量死鸟，数以百计的鸟砸到地上。一个荡秋千的小孩被一只椋鸟的嘴打伤了耳朵，一些午睡的人被这些坠物掉到屋顶的闷响吵醒，还有些居民则以为受到了空袭。不过这些长翅膀的“炸弹”可不会爆炸，它们的坠落仿佛只因疲于飞行。从远处看，整个现场似乎是一个需要连线画出的几何形状，就像儿童数字连线画。26、27、28、29、30，连出来的是公主、大象还是骷髅头？
电视评论里反复出现“雨”这个字，尽管此事和简单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的过程并没什么关联。这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重力的消失以及飞行和轻盈的不可能性。现在是10月的初秋，成群的动物尸体从上诺曼底地区的天空倾泻而下。
在这艘田园诗般的游船上，一位女售货员从容地对我莞尔一笑，递给我一个装有船票和行程宣传册的信封。我应该告诉她（尽管她并没有这么要求），那些鸟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并不是10月的这个清晨才想起它们来。我也该跟她讲讲我7岁那年的一个秋天，我在庞斯库得到一只鹦鹉，那是一只黄绿相间带黑点的鹦鹉。那时候因为担心它无法挨过诺曼底的严冬，在它飞到我家附近时我们逮住了它。当时我们还确信这是件大善事，给它买了一个蓝色大鸟笼，并给它取名阿尔弗雷德，这应该是鹦鹉该有的名字。阿尔弗雷德在我家客厅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寒冬，但到了夏天，它开始变得行为怪异：有些日子，它会长时间地尖叫，有几次在食槽上疯狂地跳动。为了不再被迫忍受它的各种骚动，我们把它挪到了花园。7月的某个下午，我一个人在客厅里玩儿，阿尔弗雷德突然一边尖叫，一边不停地向笼边撞。我赶紧跑过去，想分散它的注意力，但它越来越拼命，胡乱扑打翅膀。我很害怕它的叫声和它掉落的黄绿色羽毛，也担心它的爪子和嘴会弄伤我，于是赶紧往后退，接着便目睹了这只鸟儿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几分钟后它掉进血迹斑斑的那堆羽毛里死了。那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个活物死去。父母（完全不知道事发时他们在哪儿）回家时，发现我哭着坐在鸟笼坟墓前。我完全说不出话，也没办法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而且深信自己就是这一死亡的罪魁祸首。我哇哇大哭，只说出了一句“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父亲试着劝我：“别哭了，没事的，没人在乎这只鸟！”这次意外让我受了很大刺激，之后我开始机械地在本子上不停地画死鸟，直到母亲禁止我这样做。几个月后，我求哥哥借我电影《群鸟》的录像带。我就这样在阁楼的电视上第一次悄悄地看了希区柯克的这部电影。当时我被吓得不行，后来又看了大概三五次。到了晚上，乌鸦和海鸥的叫声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我感觉它们好像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头发。有时我在床上假装把自己关起来，就像蒂比·海德莉[3]在屋子最上层的房间被围困的那一幕。我把绒毛玩具向四处抛，想象它们是鸟。不过它们的嘴并不锋利，所以我可以存活下来。有一天，录像带突然消失了，于是我开始有了别的不那么沉重的担忧，比如学习成绩、如何让父母满意、逗女孩开心之类的……这些担忧最终替代了我对鸟类的恐慌。总之，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没人在乎鸟。”
看着庞斯库鸟雨的画面，我隐隐感到某个掩埋已久的童年记忆忽然又出现了，似乎这些鸟雨具有童年某个灾难的特征，而它现在终于显现出来了。蓝色塞纳公司的那个女员工一直冲我微笑，但我没怎么看她。我本该跟她说，这几天对鸟的关注可以说几乎让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事情不再只围着我一个人转了。
我父亲依然住在庞斯库，他应该对这事知道得更多。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都没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