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明帝国
到十六世纪中叶时期，大明已经开始衰落。朝内党派纷争，宦官弄权，官场贪腐丛生致使帝国的国力与军力大幅下降。由于北方鞑坦等蛮族的不断入寇，永乐年间曾幅员达上千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到了嘉靖中期已经减少了约三成。而这时，沿海“岛寇倭夷登岸剽掠”之乱也空前严重。
自嘉靖三十一至四十五(1552～1566)年，前后长达十五年的“嘉靖倭患”虽最终被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所率领的水陆联军所剿灭。但在战事初期，明朝南方沿海一带卫所军队军制败坏，战力赢弱的缺陷也都暴露无疑，这使得国外侵略势力开始意图入侵中华之地。
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第三任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奏请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派出军队攻打明朝，却未获批准。(“王已見，無需答復”)
1586年，第六任菲律宾总督圣迭戈-德-维拉(Santiago de Vera)再次奏请腓力国王派遣远征军攻打明朝。他建议派出“克拉克”级(Carrack)战舰十二艘，运输船六十艘，一万名配备大炮的西班牙甲胄兵与火枪手加上二万亚洲雇佣兵所组成军团征伐大明。德-维拉的计划比十年前德·桑德的草案更为完善。
但腓力国王仍未批准这一冒险计划。腓力根据宠臣红衣主教安东尼-德-格兰维尔(Anthony de Glanville)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明朝是一个拥有三百万平方英里土地与七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实力极其雄厚，西班牙无法像征服美洲阿兹特克与印加王国那样具有决定性军事优势。
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行动，将超出西班牙的承受能力，会就此引发帝国的滑坡。而且一旦战败，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将遭到彻底毁灭。
而此时的大明正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1573年（明萬曆元年），只有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登基称帝。
当时的帝师，内阁大臣张居正（1525～1582年，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詹事府右中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成为内阁首辅开始辅政，大明由此开始走上中兴之路。
张居正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余官员，全国官吏由十二万名降至九万余人，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同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标准，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状况。在其执政期间，官吏们此前“泄沓成风”、“政以贿成”、“吏治不清”之风大为改观，行政效力大大提高。（“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经济上改革赋役制度，开展「土地清丈」，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全国耕地由洪武年间的三百六十六万七千零七顷，上升到萬曆年间的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推行「一条鞭法」，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这使萬曆初期的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国库再次充盈。据萬曆五年(1577年)户部统计全国钱粮数目，岁入白银四百三十五万两，比隆庆年间(1567～1572年)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的二百五十万两，增长百分之七十四。（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明通鉴》卷六七)
至萬曆十年，全国财政累计结余约八百万两白银，存粮可支十年之用，帝国在张居正的治理下步入了黄金时代。
那时的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帝国。北京、南京、杭州等大都市的繁华与富足使十六世纪来华的欧洲人深感惊叹，他们拿大明的城市建设，军事实力，考试制度和生活水平和欧洲进行了全面比较，认为中国要优于欧洲。
西班牙奥古斯丁修会主教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Juan Gonzlez de Mendoza)在1585年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史」对此有着诸多的描述。由于张居正的许多政绩，后人把他治国的这段时期称为“萬曆中兴”。
在巩固国防方面，张居正任用了戚继光、李成梁、殷正茂、凌云翼等一批名将，使大明的军力被重新整饬，并最终锻造出几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居正以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戦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淩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擄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明史-张居正传》）
明代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装备也得到很大发展。到萬曆年间，军队的火器装备研发已处于世界较为领先地位。其中，火炮制造工艺部分来自于十六世纪驻澳门的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卜加劳(Pedro Bocarro)的技术支持。
大明设置在南北两京的军器局和兵仗局研制生产了多种枪炮及各式火器。对于大明的军事技术，西班牙船长迪亚戈-德-阿尔蒂埃达(Diego de Artieda)在致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的城墙和堡垒比欧洲高大得多，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为精致坚固”。
明军装备的各式火炮，炮身皆以铜鉄铸造。其中，大将军炮为大型火炮，可发射5～7斤重的铅铁实心弹或霰弹，射程达五六百丈(一丈为三米)；而佛郎机炮属于轻型火炮，该炮配有多个子铳，亦能发射1～3斤重的铅铁实心弹或霰弹，射程约三百丈左右；而飛雲霹雳炮，则是发射鉄壳爆炸弹的大口径臼炮(“内装火药神砂砒硫毒火”)，射程约一二百丈。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军大炮所发射的重型实心弹威力十足。（“所擊觸者無能存留，牆遇之即透，屋遇之即摧，樹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幾尺。霰彈，一發約數百子，擊寬達二十余丈，可以洞衆。鉄殼震天雷，皆以生鐵所熔造，其圓如球，中藏神砂火藥，用母炮送入賊營，霹雳一聲，火發丸碎，勁飛如鉛彈，人馬俱傷”。（明-茅元仪《武備志》）
明军配备的火枪拥有多种型号。据明代火器专家赵士桢《神器谱》记述，明军使用的火枪大部分是“鸟铳”与“快枪”，以及少量的多管连珠铳(三捷神机铳与五雷神机铳)；此外，明军还使用一种名为“斑鸠铳”的大口径火绳枪，这些火器可发射3～18銭（明代计量单位一銭为3.75克，一百六十銭合一斤。)重的铅弹，其射程大约五十至一百二十丈。
在使用各种枪炮的同时，明军还配备有“萬人敌”、“伏地沖天雷”、“萬弹地雷炮”、“水底龍王炮”等爆炸燃烧型火器。而“架火戦車”、“火龍出水”、“神火飛箭”等则是采用火药助推方式发射的多发齐射火箭与多火药筒飞翼型火箭。其中，携带六箱集束火箭的“架火戦車”，可以一次齊射一百六十支火箭，其射程最远可達百余丈。（明-茅元仪《武備志》）
明军虽然拥有种类繁多的各式火器，但盾牌、刀枪、弓箭等冷兵器依然是军队交战之时的主要装备。在盾牌方面，南军多以藤牌为主，而北军则使用木质的长盾。明军步骑兵除使用长柄刀枪之外，多以轻捷锋利的腰刀、马刀对敌，而诸如锤斧、鞭锏一类的重兵器，虽可作为少数武勇之士独马杀阵的利器，但由于沉重不便，因而使用者不多。
明军弓手所使用的复合弓以竹胎蓄力，张力强劲，射程几近百丈。此外，还装备威力更强的神臂弩。四百多年前的大明王朝，已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庞大帝国，马步军中除了大部分汉族士兵以外，还包括一部分彝族、苗族、回族、蒙古、女真等各族以及暹罗、东吁与得楞等藩属国的军兵；而其炮兵部队中，部分南军炮队中亦有葡萄牙与西班牙籍佣兵。
在“壬辰战争“爆发时，明军各兵种防护甲胄为步卒穿戴皮甲与攒钉绵甲、佩戴铁质、皮质头盔或幞头；辽东、宣大等北镇骑兵皆身着鉄紮甲或环锁甲、佩戴銅鐵头盔。作战方式多在中远距离以火炮、火枪、弓弩杀伤敌军，然后再以集结冲击战法取得胜利。明朝中后期军中除去常规作战部队以外，其边关大将多私自招募“才武鸷勇之士“组建侍卫亲军「内丁营、苍头军」。
据史料记载，明代家丁皆为军中骁勇之辈。（“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亦有以降虏效顺者，尤称骁健，近辽左李宁远专仗此树勋“。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兵部-家丁》）
以征东提督李如松为例，其所部家丁装备有刀枪、弓箭、三捷神机铳等冷热兵器。这种部队久经战阵且武器精良，堪称军中劲旅。
大明水師在十六世紀堪稱亞洲霸主，其規模與作戦能力在东南亞海域可謂首屈一指。水師主力戦艦-福船，乃是載重量三四千石的大型战船，裝備有各式火炮、火铳及弓弩刀槍等各式冷热兵器，船上搭载的火炮具有较大的摧毁力。福船在吨位与火力上都远超朝鲜与日本的主力戦船，就朝鲜水军引以为傲的龟甲船，如果与福船交战，也会被击毁或撞沉。
史载：“福船底尖上闊，首昂尾高，长十余丈，能容百人，帆桅二根，柁樓三重。置無敵神飛炮五位，大狼機八位，百子銃六位，鳥銃三十、噴筒二十、神機箭五百，长槍鉤鐮藥弩斬刀犁頭镖各數十。銃以銅鐵所鑄，大者千斤，中者五百斤，銃彈內用鐵外裹鉛，銃舉放遠，可去数百丈，木石犯之皆碎”。（明-戚繼光《紀效新書》，王鳴鶴《登壇必究》）
在明朝中后期，为了抵御北虏南寇的侵扰，明軍戍邊大將开始以募兵制來取代戦力贫弱的衛所兵。这些招募的军队，经过严格训练后战斗力较强，逐渐成为卫戍明帝国边疆的主力部队，但明朝税收较低，商业税征收不平衡，募兵的军费逐渐加重了朝廷的经济负担。
陆军方面，较著名的是蓟镇总兵太子少保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而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麾下的“遼東鐵騎”在征讨鞑坦蛮族与女真部落中尽显峥嵘。此外，宣府总兵前军都督府左都督马芳所属“宣大边军”也堪称帝国的戍边劲旅。海军方面，由南京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殷正茂所执掌的“闽粤水师”堪称是那个时代纵横东亚的海上力量。
明萬曆年间军力虽有增强，但依然弊端重重。据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记载，明朝全国水陆两军编制定额应为二百余万。而实际上，因名存实亡的卫所制、军队中的贪腐、统兵将领吃空饷等等因素，实际服役的只有大约八十余万，分别驻防帝国辽阔的疆域。因南北的边患此起彼伏，萬曆援朝之时，大明只能抽调部分军队参战。
第一次萬曆援朝戦爭「壬辰之役」，明軍援朝部队总计三萬八千人。其中包括遼騎一萬二千；薊鎮、保定步卒八千；宣府、大同馬兵七千：浙兵六千、川黔步卒五千。第二次萬曆援朝戦爭「丁酉之战」，明軍各部总计七萬五千人。內有遼騎一萬；宣府、大同馬兵九千；雲貴川黔步卒七千；薊鎮步兵六千；浙兵三萬；閩粵、浙直水師一萬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