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时期，在宋文帝刘义隆的治理下，刘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经济的发展，使文帝有了收复被北魏抢去的黄河南岸的想法。此时，北魏太武帝三跋焘已平定北方，统一天下的欲望渐渐增强，也时刻想将刘宋消灭。一个想南下，一个想北上，战争一触即发。魏宋的交战使双方的损失都极为惨重，刘宋尽管没被消灭，但受创惨重，实力大损，“元嘉盛世”至此结束。
■临难登基，消除后患
宋武帝刘裕在临死前，曾诏令谢晦、傅亮、徐羡之、檀道济四位大臣辅佐宋少帝刘义符。宋少帝调皮贪玩，不理朝政，却对经商颇有兴趣，他在宫中设了个商场，自己扮成小贩进行买卖，从中寻乐。
四位辅政大臣认为宋少帝没有什么本事，只会误了国家，就密谋废掉他，让刘裕的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登基，是为宋文帝，改年号为元嘉。刘义隆为人沉稳有心计，行事谨慎，他忌惮四个辅臣，很不满意他们妄行废立，控制朝政的行为。
为了不遭到同少帝一样的厄运，刘义隆先是稳定人心，对四位辅臣加以笼络，任徐羡之为司徒、傅亮为开府仪同三司、谢晦为卫将军、檀道济为征北将军。在位三年后，刘义隆觉得时机成熟，就下诏书条陈徐、傅、谢三人的罪状，下令严办。结果徐羡之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起兵反抗后兵败被杀。刘义隆觉得檀道济只是一介武夫，并未主谋废立之事。因此，他不仅不追究他的责任，还予以抚慰。刘义隆认为他肯定会因此忠于自己，后来的事也印证了他的想法。
■内清外晏，四海安定
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由于文帝君臣竭心尽力，使得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
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羡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庚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他要职，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有过矛盾和裂痕，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地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使臣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为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众人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了。
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文帝仍派使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命减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立即从其他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每每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使得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非常重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无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再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以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出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并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委派刺史贷给百姓。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要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匮乏的人，可从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宜给之。
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担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好几千顷，当地民众因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啤水入陂，但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因为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法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很大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浚淮水，开垦湖塾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制订出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虽未能进行，但已足证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反映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宋文帝的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农阶层，使他们的生活能比较稳定，农村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史家称赞这一时期，民不外劳，役宽务简，亡民庶繁息，余粮栖亩，夜不闭户。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宋文帝时期，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是引人瞩目的。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玄学以何尚之、史学以何承天、文学以谢元、儒学以雷次宗教授。许多人都聚集他们门下学习，如后来的南齐创始人兰陵萧道成就曾在雷次宗门下攻读。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始设国子学，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下令表彰奖励。元嘉十九年，文帝下令鲁郡（今山东曲阜）重造孔子庙、孔子墓、重修学舍，召集生徒。并迁孔景等五户到孔墓旁，免去他们的租赋，专门看管孔墓。他们种植了600多棵松树，表达了对这位至圣先师的仰慕。
宋文帝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元嘉期间曾三次北伐，试图统一中国，但都失败了。原因一是北方无机可乘，出兵时机不好；二是文帝用将非才，只用其亲信而不用真正的军事人才，如檀道济；三是文帝不善军旅武略，却每每遥制兵略，搞瞎指挥。军事问题是“元嘉之治”的败绩，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使北魏饮马长江，撤退时掳掠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宋朝由此转衰。
■刘劭性狡，弑逆政变
刘劭，字休远，是文帝的嫡长子。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12岁出居东宫，娶殷淳女为妃。13岁，加元服。刘劭好读史书，喜欢武事。亲自管理东宫，喜欢接待宾客，想干什么，文帝就让他干。宋文帝与执政的彭城王刘义康矛盾很深，担心刘劭的安全，就大大增加了东宫卫戍部队，和卫戍皇宫的羽林一样多。
文帝末年重视农业，劝课耕桑，还让宫内带头做榜样。有女道士严道育，本为吴兴人，自吹通灵，可以役使鬼神，因丈夫劫人财物被没入宫。因刘劭妹妹东阳公主奴婢王鹦鹉得以出入公主家，道育自吹能辟谷服食，赢得公主、刘劭、刘潜等人的信赖。刘潜是文帝宠妃潘氏生的儿子，因刘劭母袁皇后性妒而含恨死去，刘劭很恨潘妃和刘潜，刘潜害怕将来刘劭当皇帝他会受罪，就特别讨好刘劭，两人关系反而变得十分亲密。刘劭、刘潜犯下许多过失，文帝训斥了他们好几次。现在他们让严道育祈请上天，想不再让文帝知道他们的过失，严道育满口答应，刘劭等对她十分尊敬，称为“天师”。后来，刘劭、刘潜就和严道育、王鹦鹉、东阳公主奴陈天兴、黄门陈庆国共为“巫蛊”，在玉石上雕刻文帝像，把玉石像埋到含章殿前，妄图用这种宗教法术来让文帝早死，刘劭提升陈天兴任队主。东阳公主死后，王鹦鹉应该出嫁，但刘劭兄弟担心密谋外泄，将其嫁给刘潜的心腹吴兴沈怀远为妾，文帝后来听说陈天兴是奴而得领队，训斥刘劭，刘劭把事告诉刘潜，刘潜回信说不行就干掉他。鹦鹉原曾与陈天兴私通，既嫁怀远，害怕内情外露，就让刘劭秘密杀掉陈天兴。同党陈庆国害怕遭受同样的命运，就把巫蛊的事报告给文帝。文帝大惊，派人逮捕王鹦鹉，抄家时得到刘劭兄弟来往书信，都是诅咒“巫蛊”的话，又起出他们所埋玉石像，文帝严厉责备刘劭兄弟，刘劭兄弟也只有谢罪。严道育逃跑未被抓获，文帝很生气，派了很多人到处搜捕。道育却换上尼姑衣，先藏东宫，又跟随刘潜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住在百姓张旰家。刘潜改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带道育到东宫，还想带她到江陵。这时有人报告严道育在京口张旰家，文帝派人抓捕，只抓到她的两个奴婢，供出严道育已随刘潜还都，文帝认为刘劭、刘潜已和严道育断绝来往，这时才知他俩还与其来往，既震惊又痛心，下令让京口把严道育押解回京，然后审断，治刘劭、刘潜之罪。刘潜闻讯大惊，赶快告诉刘劭。文帝想废掉太子刘劭，赐刘潜死。先和侍中王僧绰商量，让他寻找汉魏以后废太子诸王典故，送给宰相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参阅。然后与王僧绰、徐湛之和江湛共商另立太子事宜，第三子刘骏不为文帝喜爱，文帝一直让他在外地为官，不能留在建康。四子刘铄、七子刘宏同为文帝喜爱，但铄妃是江湛之妹，江湛劝帝立刘铄。宰相徐湛之之女是文帝第六子刘诞的妃子，所以徐湛之劝帝立刘诞，王僧绰认为无论立谁都只能速速决断，不然的话，就像当初对刘劭、刘潜一样，不再疑惑，否则将后悔无及，贻笑千载。文帝却仍犹犹豫豫，想立七子刘宏又嫌他排行不好，每夜都与湛之谈话，还常让徐湛之端着蜡烛，在房间周围检查巡视，以防有人偷听。君臣很长时间也确定不了立谁为太子，文帝却把商议的内情告诉了潘妃，潘妃又告诉了儿子刘潜，刘潜又赶快告诉刘劭，刘劭就秘密与其心腹队主陈叙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等人商量发动政变。
刘劭性格狡黠而刚猛，文帝也很依赖他。作乱前，他每天晚上慰劳将士，有时还亲自行酒。王僧绰密告文帝戒备。元嘉三十年（453年）三月十五日夜，刘劭谎称帝诏令其在天明时分率部守卫宫城，又令其私养勇士2000多人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召集萧斌、袁淑、殷仲素、王正见等人，刘劭哭着对他们说他被父皇冤枉，行将被废，已决定于次日起事，希望大家齐心协力。然后挨个拜求，大家都大吃一惊，袁淑反对，在刘劭胁迫下众人纷纷表示同意。次日凌晨，刘劭外穿朝服内着铠甲，和萧斌同车，侍从像往常入朝礼仪的样子进入万春门。按照旧例，东宫部队不准入城，刘劭骗门卫说奉皇帝命令讨逆贼，命令后队跟上，张超之等冲入云龙门和斋阁，直接登上台殿。文帝晚上一直与徐湛之密谋，这时蜡烛还没灭。卫兵们晚上睡觉还没醒。文帝见张超之进来，举起茶几抵挡，五指被砍掉，遇害身亡。徐湛之、江湛等人相继被叛兵杀害。经过短暂交锋，刘劭部队击败了文帝卫队的抵抗，又杀潘妃和文帝亲信数十人。召刘潜让他率众屯驻中堂，刘劭以文帝名义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及其他百官，然后即皇帝位，下诏称徐湛之、江湛等人弑逆被平定，但文帝身亡，大赦，改元太初。署置百官，杀掉一些异己分子和不为刘劭喜欢的宗室如长沙王刘瑾、临川王刘烨等。收回原给诸王和各处的武器，封赏有功人员，刘劭还博访公卿，询问治国之道，开放可以开放的田苑山峰，贷给贫民，政变获得成功。
太子刘劭弑逆的消息传开后，普天同愤。文帝第三子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军队讨伐西阳（今湖北黄冈）的蛮族，他与沈庆之定议举兵，只花几天时间，内外整肃。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与司州刺史鲁爽等人举兵响应。讨伐军东下，传檄四方，使共讨刘劭，州郡纷纷响应。刘劭闻知四方起兵，宣布戒严，把诸王和大臣移到城内以便于监视。元嘉三十年（453年）四月底，讨伐军大将柳元景率军从湓口出发，刘骏、沈庆之等率大军随后东下讨伐，刘劭拒绝了萧斌率水军西上决战或保据梁山的正确建议，反而采纳刘义恭固守京城的错误提议。讨伐军抵南洲，出降者接连不断，讨伐军进至新亭，刘劭令萧斌率步兵、褚湛之率水军与鲁秀、王罗汉等率兵共万人，围新亭，刘劭将士都受重赏，士气很高，拼死战斗，讨伐军虽然水陆受敌，士气更旺。刘劭部队快要攻克新亭垒时，鲁秀却击鼓退兵，讨伐军乘机反攻，大败刘劭的军队，死伤很多。刘劭亲自带领部队来攻新亭，讨伐军又大败之。刘劭退还朱雀门，胆战心惊，逃回台城，部属如鲁秀、刘义恭也投降讨伐军。刘劭迎接蒋侯神像、苏侯神像到宫内，乞求保佑，让刘铄写祝文，诅骂刘骏。五月，刘骏即皇帝位于新亭，给文武加官晋爵。讨伐军随即攻下建康、活捉刘劭、刘潜，获得彻底的胜利。
刘劭杀父自立，后又杀宗室长沙王瑾、临川王烨，及刘楷、刘颉、刘玢等，还遣使安成郡杀刘义康六子，又因刘义恭出逃，刘骏杀其十二子。刘骏胜利后又杀刘劭及四子，刘潜及三子，又因刘铄素不相下，以毒杀之。从此，刘宋宗室自相残杀愈演愈烈，宋王朝也因此灭亡。
■魏宋交战，南北对峙
刘宋实力渐渐增长之时，在太武帝拓跋焘的精心治理下，北方地区的北魏也逐渐兴起。422年，北魏曾趁刘裕去世之机，侵占了宋朝黄河南岸的青州、兖州等地。消灭了北方的割据势力后，太武帝相继出兵进攻柔然和边塞诸国，不但夺取了许多人口和牲畜，也消除了北方的祸患。随后他就把矛头指向了南方的宋朝。而宋文帝刘义隆励精图治，也想收回北魏侵占的河南之地，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彭城太守王玄谟善于奉承，知道了文帝有北伐魏国的意图后，时不时地慷慨陈词，把刘义隆鼓动得激情澎湃，蠢蠢欲动。刘义隆禁不住向众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此时的刘宋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是太平之景。刘义隆有些骄傲了，朝臣们也都建议出兵北伐，于是他决意北伐。
很快，北魏与刘宋的战争开始了。最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领军十万攻击瓠城，刘宋守军竭力抵抗，魏军连攻42天无果，折损将士一万多人，最后不得不罢兵回国。
其后，宋文帝令王玄谟任主将，领东路军反攻魏国。王玄谟没有真才实干，进攻滑台的时候，一连几个月都没什么突破，后来还让魏军取得了先机。他抵挡不住强大的魏军，只得弃城而逃。
尽管柳元景带领西路军行进得很顺利，可由于东路军大败，没有了接应，西路军只得转为防守。魏军并不攻城，兼程南进，最后在长江沿岸的瓜步安营扎寨，虚张声势，声称要过江。宋文帝严令加强京师戒备和沿江防备，拓跋焘见无机可乘，只好撤军。回军途中，魏军围困盱眙城，强攻一个多月也没能破城，只得放弃，临走时烧杀掳掠，所经之处尽成废墟。
宋文帝好大喜功、不恤民情，终于招致严重后果。魏宋的交战使双方的损失都极为严重，刘宋尽管没被消灭，但受创惨重，实力大损，“元嘉盛世”至此结束。南宋词人辛弃疾曾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里面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句子，讽刺宋文帝刘义隆的失败。
北魏与刘宋交战后不久，发生了六镇起义，从此不敢贸然南下，“北强南弱”的局势得以继续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