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解历史周期律
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
2012年12月，上任伊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各民主党派并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分别座谈。在与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会谈时，习近平同志提到了民建元老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指出“历史周期律”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历史周期律”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仍能够从“历史周期律”中获得鞭策与警示？“历史周期律”与八项规定又有何关系？解答这些问题，不妨先从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着名的“窑洞谈话”开始说起。
1945年7月，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地处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黄炎培目睹了陕甘宁边区崭新的面貌和军民精神风貌，他感到一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已经不远了。7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志邀请黄炎培来到他所住的窑洞做客，并询问黄炎培对边区的感想。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作为一位经历过清末民国乱局的老人，黄炎培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用“历史周期律”提醒即将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陷入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革命之初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既可以理解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提醒，也表达了黄炎培内心深处的忧虑。
毛泽东同志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提出了党在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律”
的唯一途径：时刻用群众的力量来监督执政党，时刻保持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黄炎培事后回忆此段历史时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2012年12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再谈“历史周期律”，并明确指出“历史周期律”的重大现实意义，表明“历史周期律”以及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仍是中国共产党当下应当严肃、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八项规定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与破解“历史周期律”有关。
《甲申三百年祭》与李自成的教训
无独有偶，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空内，另一位知名人士、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雄文为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敲响了警钟。1944年，农历甲申年。往回300年的农历甲申年是1644年。在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中，1644年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除了这两个众所周知的纪年方法外，还有一种纪年方法所知者甚少——大顺永昌元年。大顺是李自成所建新王朝的年号。在“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声中，李自成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这个生时刚愎自用、令民间“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的亡国之君，竟然留下了“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诏”。当人们满怀对新朝的憧憬时，李自成的闯军迅速变质，丧尽民心。
据《明季北略》所载，闯军进城后，高级将领开始占据明朝高官的豪华府邸：“（闯军）尽放马兵入城，乱入人家。诸将军望高门大第，即入据之。刘宗敏据田宏第，李牟据周奎第。”生活开始奢靡腐化：“掌书宫人杜氏、陈氏、窦氏为自成所取，而窦氏尤宠，号窦妃。又有张氏，亦嬖之。自成集宫女分赐随来诸贼，每贼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等亦各数人。”杀掠百姓、巧取豪夺：“（闯军）初入城，不甚杀戮。数日后大肆杀戮……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有中途借贷而释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拣择而后释者。
若缚至刘宗敏伪府便无生理。”《明季北略》系清康熙年间的计六奇所着，其中不乏讹传、迷信等不实之处，对于李自成亦有污蔑的地方，但闯军进北京之后的历史大多无误。
《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对闯军进北京后的情况有着生动描写：“在过短的时期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
李自成的迅速腐败，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鲜活的教科书。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甲申三百年祭》的现实价值，不仅想到了李自成的历史悲剧，也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获得执政地位后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作了慎重的思考，亲自将其作为中共整风文件之一，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在着名的《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专门提及《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走，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应当都及格，不要被退回来。”周恩来会意道：“对，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由此可见，李自成的教训和《甲申三百年祭》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不仅是对中国治乱兴衰教训的总结，也是有着世界意义的历史学、政治学难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过了五百年的风雨历程，1917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1945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蓬勃一时。在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二战造成的创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当时，谁也不会怀疑，社会主义国家将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竞争的国家形态，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更长远和坚实的生命力。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陷入了执政困境。
及至80年代末，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改旗易帜”
，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因而改名换“性”。1991年12月25日，最大、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结束了它的生命，不复存在。缔造苏联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曾经创造了无数历史奇迹的大党、老党，也随之消亡。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至今令人唏嘘不已。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从中看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尽管这些党丧失政权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在长期执政后党的作风出现了倒退，领导干部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这些来自于人民群众而且本应服务人民群众的领导干部背离了当初的誓言，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操守，从而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丧失政权是必然的。
2001年，着名经济学家、曾任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的黄苇町撰写了《苏共亡党十年祭》，对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进行了精辟总结。黄苇町认为，在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其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黄苇町看到了十月革命时和苏联解体时两个触目惊心的对比：十月革命前，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可以说，正是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才有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与苏联的辉煌历史。然而，苏联解体前夕，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样可以说，正是人民的冷漠，才导致苏共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人民对于苏联共产党的态度如何从支持与拥护，转变成冷漠？苏联官僚主义的盛行与特权阶层的形成导致党风败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十分臃肿。1954年初，全国有行政管理人员651.6万人，平均每7名职工就有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从事农业管理的干部甚至比美国的农民还要多。赫鲁晓夫虽然一度大力削减机构，但到1963年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扩大了三倍。官僚机构的膨胀，不仅导致各部门职责不明、效率低下，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很多人加入苏共的目的不是以共产主义建设为中心，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与官僚主义相伴随的是特权阶层的形成。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革命领袖列宁和布鲁普斯卡娅还曾经与人共同居住在一处有两个房间的套房里，没有单独和奢华的房间。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苏共党务干部和政府官员的生活开始奢华起来。苏共政治局委员一级高级领导干部住在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带有花园、温室乃至马厩，有着大理石装饰的门廊和宽大得足够骑马散步的庄园。其他高级干部也能够住进专门为他们修建的综合楼里，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与服务。
如1928年在贝尔赛内夫大街为高级领导干部修建的综合楼，集行政办公和居住为一体，带有医院、美食店、洗衣房和百货商店等生活设施，为这栋楼服务的工作人员竟达336名之多，甚至包括6名专门为地板打蜡的人员。苏共的领导干部可以获得各种形式的“特别津贴”，而这类“津贴”的数额往往要超过他们的正常收入。据统计，在勃涅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干部和普通市民的收入差距达到30至44倍之多。苏共的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地位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为个人和小集团攫取大量利益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1968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关于青年学生的报告中提出，多数学生群众对苏共有“抵触情绪”，一些青年学生认为“党对他们已经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
正是苏共的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才使得苏共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蜕变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权贵阶层，党的作风建设基本停滞，党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群众也对党丧失了信任。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中吸取教训。
理论链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历史周期律
不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同样存在着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历史周期律”是世界各国各政党面临执政考验时的共性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1929—2000），是世界范围内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革命制度党在执政期间，带领墨西哥创造了持续30年年均经济增长5%的“墨西哥奇迹”，也在拉美国家频繁出现军人独裁、政变频仍的情况下，保证墨西哥文人政府的相对稳定。这样一个大党、老党在既无外部压力，内部政局又相对稳定的情况下，2000年黯然败选，70年执政的辉煌经历终结。革命制度党的失利，在相当程度上是它脱离了自己锻造的执政基础，脱离了拥护和支持它的选民群体。为了巩固执政基础、扩大选民群体，革命制度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全党分为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个职团系统，将全国绝大多数阶级和阶层的公民吸纳到自己的组织框架中，使得革命制度党能够包容和协调墨西哥各个阶级的利益。然而，长期执政导致职团部门的领导人逐渐脱离群众，只考虑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既得利益，官僚化倾向和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各职团成员的利益不仅没有从党内获得维护，反而因此受损。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解体，动摇了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基础，分化了它的选民，最终导致了2000年的败选。
日本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在1955年后建立“五五体制”，即日本自民党总裁担任日本首相。“五五体制”在日本延续38年之久。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日本社会避免了政局动荡，为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复苏与重新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正是在自民党的领导下，日本创造了“日本模式”，再次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但在1993年，自民党输掉众议院选举，日本在“五五体制”后，首次出现非自民党首相，自民党连续38年的执政宣告终结。由于自民党内允许派阀的存在，而自民党的总裁将成为日本首相，因此，在“五五体制”的框架内，派阀政治取代政党政治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新特色。派阀政治需要依赖于大财阀的金元支持，因此，日本的派阀政治本质上是金元政治。日本政界元老岸信介曾说过：
“政治就是金钱，也就是力量。”“有钱就能当选，当选就需要钱”成为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下的一条铁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民党内贪腐案件频发：从1955年“五五体制”形成到1993年下台，日本政坛重大丑闻和舞弊案达20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