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筑谷中城的心理路程在于我建设百汇广场（Parkway Parade）——那是新加坡第一个购物中心，以及建设百汇控股有限公司花费的多年心得。
在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需要收入，将很多地块实行了私有化。当时，我已经实现着我的名字的字面意思“陈振兴南方”——建设香格里拉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后来的这种土地销售所开启的未来前景则更加有意义。托尼·陈正确无误地确定了从长远潜力来说意义最大的地块——百汇广场的所在地。
八打灵花园（当时我是它的股东）成功地中标买下了百汇广场那块地。我盘算得不错，这家公司将需要怡保花园的服务。果然，工程开工前几个月，我们达成了交易。我成了百汇置业（Parkway Properties，这是当时的公司名称）的董事长，托尼·陈当上了董事总经理。正如一家报纸用一句标题妙语所描述的那样（虽然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剩下的就是“拿督的命运”了。
香格里拉的情形在百汇广场再现了。在一次报纸采访中，我一如既往地坦率直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有位记者在《新海峡时报》发表文章说：“如果说在香格里拉项目上他曾经‘像个孩子一样惊慌失措’的话，那么在他最近的新加坡项目里，他‘紧张得像只小猫’：这是一个位于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的大型综合项目，包括写字楼、商业和娱乐，总面积将近9.3万平方米。”那位记者接着引用了我的原话：“这个项目的规模、位于郊区的事实，以及新的留置规定（开发商在建筑施工完成后的10年内，必须保留30%的面积），让我紧张得像只小猫。我已经派人前往世界各地，考察现代零售业在比我们这个地区先进的国家里是如何运作的。”
大约1976年，50岁
事实上，当年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购物中心究竟是什么样，更不用说建造购物中心了。跟香格里拉项目一样，我完全依赖于学习体验。我的发现促使我寻求帮助——其中，我找到了贝利厄·迈尔（Bailieu Myer）。他是如今澳大利亚最大商业家族的前辈。科斯迈尔（Coles-Myer）是澳大利亚当仁不让的领先零售商店连锁，其规模超过了英国的哈洛德（Harrod’s）。
我们不得不去求迈尔集团的人。我竭尽了我的全力，但是却丝毫引不起注意，直到直接找到最高层。董事总经理是基思·罗森海姆（Keith Rosenheim）。我们说服他，必须到亚洲来一趟。
接着，贝利厄·迈尔跟我谈了谈，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就像迈尔先生——他后来成了“贝尔斯”（Bailes）——非常直截了当一样。第一次交谈是询问。他的人从来没有如此细致地调查过我。我们一起吃了顿工作午餐，然后是一顿交际午餐，最后是连同他人一起被邀请去他的家里。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如果他们邀请你去他们家，那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你。
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迈尔将以迈尔的名义成为百汇广场的支柱商家之一，并取得10%的股份。作为回报，我们将分享他们的技术知识。他们当时已经建造了四五家大型购物中心。交易于1980年实现，计划工作也进行到了他们在新加坡建立一个管理机构的程度。
在一次采访中，贝尔斯叙述了后来的事：“我们的公司遇到了真正的困境，而我同时担任了董事长和董事总经理的职务。我想，美国人的叫法是常务董事长。我可以看出来，我们无法真正兑现我们的承诺，成为新加坡的一家能够为百汇广场增添力度的零售商。我们在新加坡并没有其他分店。它将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商店，而我们将不享有打进一个新市场所需要的广告声势。北面有一些澳大利亚人（贝尔斯来自南边）知道迈尔的名字，但其他人都不知道。因此，我跟我当时的副董事长一起去见振南，把情况告诉了他。我猜想，振南没有惊讶，也许是失望。我对他说，我们已经签署了正式合同，我们有备忘录，而且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你给予公司一些赔偿。在这个时候，陈振南向我解释了华人文化，说他不能这么做。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做。我留了下来，加入了百汇董事会，并跟他一起在董事会共事了5年时间。”
1996年，我和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中）帮助新加坡的百汇控股有限公司鹰阁医院开张。照片右边的是百汇的首席执行官托尼·陈。
我知道，迈尔公司的人希望在东南亚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截止当时，他们一直像是一家控股公司，100%拥有自己的商店。他们从来没有当过投资商，也从来没有走出过澳大利亚，直到他们同意到百汇扎根。如今，显然贝尔斯很不情愿地觉得公司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跟在新加坡开了四五家商店的伊势丹（Isetan）有关系，而这家日本公司巴不得进军百汇。正如贝尔斯后来形容的那样，“最终，双方因为彼此而受益”。
对我来说，那是个重要时刻。通过我们首次与迈尔公司的人交往，我们什么都没有损失，也许还有所收获。我已经说到过经商中的常识和信誉的价值问题，以及勤奋与坚持不懈的重要性。由于没有（用贝尔斯的话说）要求“一些赔偿”，我塑造了一个有兴趣与迈尔旗下各公司建立未来关系的严肃商人的形象。我表现出了常识，并因此赢得了信誉。至于勤奋与坚持不懈，我的行为表明，虽然我当然希望大把大把地赚钱，但我希望是在工作场所赚钱，而不是在法庭上。
我的话简单、直接：“不要担心，还有其他人愿意接手，我不需要控告你。”
在开发百汇期间的某一个时刻，贝尔斯问我谁是我的商品顾问。
商品顾问在当时的新加坡，无论是人还是鬼，谁都不明白商品顾问的概念。贝尔斯向我介绍了美国购物中心大亨悉尼·尤诺布斯基（Sidney Unobskey）——此人后来就谷中城的巨形购物中心提出了一些建议。悉尼接着又向我和王翰明（Francis Wong）——从前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语句的新闻记者，后来进入了土地开发领域，并证明对百汇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介绍了什么是世界一流零售业。
这个世界正在开窍。有位记者在《海峡时报》上写道：“拿督陈讲述他所发现的西方开发商所遵循的一个程序，叫做‘先写信，然后再把信装进信封’。”
我告诉那个记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购物中心的开发商首先组织调研，了解他们的购物中心所面向的目标客户群的所有情况。我看到有一套调研报告有厚厚四大卷。接着，他们委托交通顾问进行研究，了解该地区的人们很可能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到达购物中心。这种调查要包括所谓的‘模式分类’，也就是说，按照潜在顾客预计会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到达购物中心而进行分类——百分之多少的人乘私人轿车，百分之多少的人坐出租车，百分之多少的人乘巴士，百分之多少的人步行。根据交通调查，再请顾问研究店铺的布局安排等。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最大的人流量经过最大的店铺数量。只有在这种初步规划工作已经完成后，建筑设计师才被邀请过来。他们会得到详细的情况介绍，并被要求严格遵守。”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圆满结局是诞生了百汇广场——百汇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永远年轻的旗舰地产。这个购物中心还有许多年的辉煌日子。跟香格里拉一样，它的目标是数十年的利润，而不是短期的收益。
我和贝利厄的友谊同样也证明要延续数十年，而且越来越牢固。我感到很骄傲的是（承认这一点，我丝毫不感到羞耻），迈尔公司先调查了我的真实商务情况，然后才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新加坡，虽然后来放弃了。1993年，Tan＆Tan通过其关联公司Royalmist获得了墨尔本柯摩中心（Como Centre）的控股权益，其中包括科摩酒店以及写字楼和零售面积。迈尔家族的私人投资公司占了小股——那是迈尔帝国第一次接受非控股权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任，我将永远铭记心间。这里的关键在1998年年中我们出售柯摩中心时被《澳洲财经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点明：“商家是Royalmist。看来它很可能会从这个综合建筑群中获得巨大的资金收益。”
在我担任百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托尼·陈说服我相信，随着这个地区越来越富有，私人医院代表着一个成长型商业领域。百汇购买了一系列医院，其中包括新加坡的鹰阁医院（Gleneagles）和伊丽莎白医院（Mount Elizabeth），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医院。由锦耀担任董事长的位于槟榔的医药中心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医院。它最后成了鹰阁医院集团中的一员。后来，百汇占了吉隆坡鹰阁医院30%的股权，而Tan＆Tan占了35%，这家医院是清水（Shimizu）承建的。
早在1995年《优势》的一次采访中（在其文章的一个小标题中我被吹捧为“口舌强硬的陈”）我否认了商业中的情绪化。“只要一秒钟的时间，”我说，“你就可以拥有我的公司，如果你出个像样的价格。”这就是、也应当是钱的逻辑。过后没多久，我在懊恼的情绪中跟另一个采访者说：“这些人想从我手里夺走一家我钟爱的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百汇控股有限公司。1995年6月24日新加坡的报纸标题是这么写的：“百汇董事们在反高潮情况下的股东大会上获全胜”（《商务时报》Business Times）；“百汇年度大会未出现最后摊牌”（《海峡时报》）。我们的确取得了重大胜利，获得了80%的股东选票，但是“反高潮”这个形容词并没有描绘出持续开了4个多小时的6月23日那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的争论气氛。那是新加坡上市公司历史上开会时间第二长的全体股东大会。
意在收购公司的那些人对百汇的利润和股票价格表示不满。他们攻击在美国的一个共管公寓项目，并试图把我们不愿意花钱聘请昂贵的商业和行业顾问一事作为一个攻击点。
在美国投资陷入困境的问题上，我回答说：“你就是在柠檬身上唠叨2万年，它也还是柠檬。”我谈到了百汇控股有限公司这个篮子里甜蜜的樱桃，并说那是亮灿灿的黄金。我的结论是，如果综观整体商业结果，我也许配不上顶级的荣誉，但有资格获得稳稳的二等偏上的位置。最后，我扭转了有关我们很少聘请顾问的话题，争辩说根本不存在比我和这个地区其他元老级商人更好的“顾问”，因为我们在商业上的表现一直出非常敏锐。我像一头老狮般吼叫道，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把钱用在必要的事物上。
1995年的百汇全体股东大会（召开那次会议时我已接近70岁）是我在经过了整个商业生涯的锻造后所面对的一次挑战。两年以后，百汇的股票价格上涨了60%，而我也最终出售了我在该公司里的权益。
在百汇担任董事长的那些年，我深深地介入了商业地产开发领域，而不是住宅。建设百汇广场、执掌无数个其他商业地产企业的经验促使我相信，对于我和锦耀的商业生涯最大的挑战在于谷中城必须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