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612月，第二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从幼小时就知道，日本兵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一听说日本兵要来，家乡的父老乡亲就要马上外出逃荒（俗话说“跑反”），就是跑到离大的集镇和交通要道比较远的地方躲避起来。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日本兵过去了，人们就回来了。
1944年春天，我开始上私塾，读《三字经》、《论语》、《中庸》、《大学》，第二年（1945）春天读《孟子》。秋天开学后，接到通知，日本投降了，私塾停办，改为学堂。到当地小学报名，老师说啦，“私塾读到中孟子，可以上四年级”。
綴学期间正值家乡土改，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被当地农会和土改工作队邀请参与土改和公粮征收工作一一称为“社会力量”。
1948年小学毕业，到宁陵县中学全县会考，我考了个第7名，可以继续上学了。上了一年，1949夏天爷爷病故，辕学在家。
宁陵县1948年10月份解放。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每月给15斤小麦的奖励（每班不超过10人，全校不超过30人）。当时学校的吕洽道老师三番五次的到家里动员（现在称为家访），要我复学。1950年秋天回校上初中二年级。
1950年秋复学后，正值全国解放初期，各种运动比较多。除了“土改”以外，还有“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在校学生除了学习各项政治运动的方针、政策以外，还要积极宣传这些运动的政治意义。有的时候还要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
1952年7月初中毕业。当时初中毕业生升学是全省分配，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东北长春机要青年干部学校”，9月20号报到。实际上就是人伍当兵参加工作。在东北长春机要青年干校学习半年“政治”。1953年4月份即到北京中共中央机要局“香山机要青年训练队”学习3个月的机要业务。1953年6月初把我和其他17位校友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即赶上和平停战，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24军72师机要科做机要工作。
停战后无仗可打，就住在朝鲜战场的西线，墨川下里一带，帮朝鲜人民修建现代化的防空设施，直到1955年底回国，回国后驻防唐山市开平镇。
1957年春天共产党开始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6月份以后又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10日，在72师司令部“整风反右”小组会上，我说了几句对党不利的话，9月份开始批判，并做结论，给我戴上“右派”帽子。10月份24军军事法院，以布告形式，在72师司令部干部餐厅予以公布张兴让男现年20岁无前科在整风运动中猖狂的向党发起进攻……完全丧失了革命军人的立场……经军事法庭判决如下：一、开除军籍；二、剥夺军衔……”。接着师司令部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党籍，72师干部部给予行政降级处分。
1958年4月30日，将我和24军其他15名右派分子遣送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第七劳改总队中的干部建设农场，名曰“劳动考察”。
1959年9月30日，在全场1000多名劳动考察人员（其中还有劳动监督人员O大会上，宣布21名“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在21名的名单中，我是最后一个。当时十分高兴，匆匆忙忙往家里、往亲朋好友那里发信“报喜”。
“摘帽”之后，当时的干部建设农场领导把我分配到第7劳改队的畜牧队当队长（在劳改队里管理人员都是队长0，负责养鸡、养鸭、养（奶）牛、养马、养猪、养羊的有关事宜。这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年至1961年）的第一年，在这里除了“肉蛋奶”能沾点光以外，还初步学到了饲养鸡鸭牛马猪羊的有关知识和实际操作方法。
在团泊洼畜牧队待了一年多，I960年底，河北省有关部门把我等12人安排到石家庄，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石家庄市绝缘器材厂（后与石家庄市东风塑料厂合并）。在工作介绍信上写的是“摘帽右派分配工作”八个字。
元旦过后，1961年我即正式上班工作。从那时起，表面上看我是企业的一名员工，实际上是“右派”，或者说是老“右派”，是政治上极不可靠的“黑五类”一地富反坏右。在石家庄市东风塑料厂工作了23年（1961年1月至1983年12月），前18年干的都是一般性的业务，如统计员、计划员、采购员、推销员、仓库员、生产调度员等。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反“右倾”、“四清”、“四不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摘帽右派”也是革命的对象。在文革期间挨批斗，蹲牛棚，下放劳动是常事；黑牌也挂过，黑五类小组也待过。戴高帽游街（1966年12月31日下午）也经历过……
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出山之后，对全国约100万右派采取6别审查重新定案的措施，1979年4月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72师党委在隆化驻军礼堂正式宣布：恢复我的军籍、军衔（正排级、少尉）、党籍。会后又发一套军服和红星闪闪的军帽。还发给了500元补贴，晚上72师首长，还大摆宴席，请我们吃了一顿。到睡觉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从记事到上私塾，又到学堂，再到中学毕业；从毕业当兵，到朝鲜，到唐山，又到团泊洼农场，最后到石家庄安家落户；从革命战士，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从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到被开除党籍的“反党分子”，又回到党的怀抱。自杀的念头也有过，逃避的意识也产生过……一幕幕的想过去，一幕幕的又想过来。“人上人”，“阶下囚”，反差、曲折该有多大呀！但是出于对党的信任，出于生存，出于追求，都接受了，都适应了，都过去了……这也是“人性”的核心——追求生存的重大发挥和发展。
落实政策回到石家庄市东风塑料厂，同年4月份委以重任一石家庄市东风塑料厂生产科长，1980年任副厂长。
1984年1月1日，调到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任厂长，直至2006年12月退休。但退休证上的时间是2001年1月退休。原因是退休年龄只能延长五年。
到第一塑料厂的时间，正赶上引“包”字进城，中国城市改革的开始。我到任后，首先带领全厂职工向主管上级一石家庄市第二轻工业局承包三年。以1983年实现的136万元的利税为基数，每年递增100万元。到1986年，必须完成436万元的利税。
为了完成承包任务，必须冲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产品要有自销权，原材料要有采购权。为了突破旧有体制，经与计划部门、原材料厂家、使用产品厂家等单位协商，必须实行横向经济联合，才能解决自产自销的问题。当时联合了原材料厂两家，销售和使用我厂产品的单位四家，包括我厂共七家，组建了石家庄市第一个，也是河北省或全国第一家横向经济联合体一石家庄市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并于1984年6月23日正式挂牌运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后来在听取河北省委领导汇报时，戏说张兴让就称“张联合”吧。
第一年的承包任务超额完成了，职工拿到了奖金，全厂职工皆大欢喜。为了更好更多的完成下一年的任务，为了引进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由6人组成赴日考察小组。1985年5月份到日本考察半个月，一共考察了9个单位，其中同行业工厂5个。考察之后对我和全厂职工震动非常大。和日本同行业相比较，共有9个方面的不同和差距：
（一）从体制上来说，日本是市场经济，中国是计划经济；
（二）日本是社会办企业，中国是企业办社会；
（三）从分配上来说，日本厂是按劳分配，我厂是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模式；
（四）从效率上来说，年人均塑料制品，日本厂是67吨，我厂是5吨；
（五）从资金周转天数来说，日本厂是30天，我厂是125天；
（六）从上班劳动时间来说，日本厂是7个半小时，我厂是2.3小时（两小时零十八分钟）；
（七）从企业人数来说，日本厂是120人，我厂是806人；
（八）从非生产人员来说，日本厂是10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8、332），我厂是320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402）；
（九）从人均收人来说，日本厂年人均收人可以买两三台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我厂年人均收人一台也买不了。
在考察日本和完成第一年承包任务的基础上，全厂职工下决心要奋发图强，尽快改变我厂面貌。
在推行满负荷工作法的基础之上，厂内全面实行竞争上岗，竞争承包，彻底砸烂“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
（一）实行承包：承包与奖惩挂钩，按月考核。超额完成指标和任务的，除了发工资以外，还要计发奖金；完不成基本任务和指标的，不但不发奖金，还要扣发工资。从而彻底砸烂铁工资。
（二）分离服务：将企业原有的职工食堂、职工医院、职工澡堂、招待所、托儿所、幼儿园、运输队、技术开发、打印室等单位80多名职工。全部分离出去，面向社会，自负盈亏。
（三）公（共）有私营：“公（共）有私营”是承包模式的发展。即把车间变成分厂，承包给个人。承包人是二级法人。对分厂的产供销、人财物具有绝对的经营权、管理权和报酬分配权，但对固定资产没有处置权；另外销售、供应、五金配件仓库等，都可按“公（共）有私营”的模式承包，对内对外营业。
（四）号召职工走出去，“拉出去”，承包其它企业，或自行组建、开办经营摊点。
在以上改革的基础上，企业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我厂对外承包了三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新开办的摊点上交利润最多年份是1992年，达到200多万——大包褓变成了摇钱树；完成利税最高年份——1997年完成900多万。
职工生活方面，从1985年至1991年，购建职工住房469套，职工中缺房户全部满足；1986年，为全厂800名职工每人购买一套议价液化气灶（每套800元）；为每户职工宿舍安装防盗门一套；为提高职工文化技术素质，开办了中专班；为了培养下一代，租赁了一套设施比较现代化的幼儿园，免费接纳本厂职工婴幼儿；对考上大专、大学本科的本厂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等。实现了改革初期提出来的“五子登科F房子、孩子、票子、身子、脑子M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在省市领导亲自指导之下，我和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的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在全省、全国最先实行了“横向经济联合”和推行了“满负荷工作法”，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党和国家给我了许许多多的荣誉和名义，省市劳模和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府特殊津贴，等等。
1988年4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时，我作为人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出席了会议。当我戴着人大代表会章坐到主席台的那一刻“浮想联翩”，真是像故事里说的那样，过去的阶下囚现在的座上宾。这个虚拟而又古老的故事，居然在我身上应验了一虚拟成为现实，故事成为真事。
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我一生人的性能的轨迹。让现代年轻的一代和以后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中国解放前出生的老一代人的经历，从而了解和认识到，中国解放的不易，解放后建设的不易，改革开放的不易。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可以说碌碌无为一生。年轻时想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人的一生不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或成败参半、成多败少、败多成少也好，从人性角度来分析，都是追求的成败，都是追求能力的成败。我虽然已到暮年，还想再挣扎一些时日，出版新作《人性的新大陆》，让人们了解人性，认识人性，运用人性，发展人性。进一步促进人们正大光明的追求生存，追求利益。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和谐的更快的向前发展。这是我写这本书和后记的真实目的和真正原因。
对人性的探讨已经很多年了，由于水平有限，所论述的内容，肯定会有很多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教，敬请读者网友指正。在探讨人性过程中，除了翻阅有关资料之外，还采用了《辞海》有关的条目，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张兴让
2012年岁末于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