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龙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民族素质。”1986年《义务教育法》又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提高民族素质获得了政策和法律的双重支持与肯定。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素质教育”的概念出现了，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其体制的逐步建立，要求教育进行以人的素质提高为核心的根本性的全方位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来，由此引起了基础教育领域对于素质教育的热烈关注，纷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作为中国教育的“痼疾”，“应试教育”以升学考试为目的，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由于它面向少数学生，偏重智育而忽视其他各育，忽视学生实践和动手能力，因而有违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育规律，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教育，与整个时代的发展要求相悖，因而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批判。素质教育作为批判“应试教育”的建设性实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随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规定，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素质教育的地位，使素质教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1996年，《人民教育》发表《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的长篇通讯报道，介绍湖南汨罗市教育改革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经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广泛关注。李岚清副总理指示：“汨罗的经验要在全国逐步推广。”将素质教育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汨罗经验的核心就是“三个控制”、“四个面向”。所谓“三个控制”即控制重复教育，控制留级率，控制班额，这是推行素质教育的最基本条件；“四个面向”则是指面向属地每一类教育，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学生，面向学生的每一个方面，也就是“两全”的具体化。因此，落实了“四个面向”，就是落实了“两全”，落实了“两全”也就落实了素质教育。全国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纷纷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探索。
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随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题就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而奋斗。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素质教育的内涵、原则、要求、内容、实施条件、师资保证、外部环境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一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