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7事变”
2001年8月28日，深圳特别炎热。
参加完了三九集团与上海长宁区联手筹建上海三九中药谷的签字仪式，赵新先刚回到深圳。晚上，坐在风景秀丽的笔架山的家里，这是南方药厂一间普通的三室一厅的居室。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江帆刚刚撰写发表的《笔架山麓领头雁》一文，就写到了这间普通的住房。
时钟指向19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事务或是旅途耽搁，赵新先一般都会准时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但是，没有任何预兆地，赵新先在中央台的新闻里意外地听到播音员读出了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担任董事长的上市公司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三九医药的其他董事、监事的名字也被一个一个念出来。
央视新闻称，8月27日晚，中国证监会公开通报批评三九医药，指称其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募集资金使用与招股说明书的一致性及变更程序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资金管理的安全性方面问题尤其突出，证监会已正式对三九医药及有关人员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立案稽查，并将依法作出处理。
那一瞬间，赵新先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在生活中，他很久都没有这样动容惊诧了。从此刻起，这一天注定将成为赵新先一辈子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也将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证监会是在8月27日晚上约见新华社记者，向外界透露这个通报批评决定的。以上的内容和3月27日通报批评12家违规企业、7月27日通报批评包括五粮液在内的5家违规企业相比，用词和语气截然不同。这是自新的《上市公司检查办法》出台以后，证监会第一次用公开通报的形式，对一家上市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进行点名谴责批评。
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手里拿到的新闻通稿上，不仅按常规印有消息内容，还特别附了一段“新闻评论”，颇有倾向性地号召“广大中小投资者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对市场的监管，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集体诉讼机制向侵害自己权益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全体董事和监事索取赔偿”。这些都是破天荒头一遭，即使在国家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中也是罕见的。而这也说明了在证监会的眼中，三九的违规事实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证监会的通报批评说：按照《上市公司检查办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6月11日至6月19日对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巡回检查。检查发现，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性，公司的独立性，募集资金使用与招股说明书的一致性及变更程序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资金管理的安全性方面问题尤其突出。截止2001年5月31日，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96%，严重地侵占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对上述问题，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未依法履行应有的决策、监督职能，其董事长赵新先和全体董事、监事未勤勉尽责，严重违反了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诚信义务，有重大失职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予以谴责。
四面楚歌
“赵总吗？看中央台了吗？”
“喂……”
中央台的节目一播完，手机声、电话声把赵新先从苦思中拉回来。
询问、分析、猜测、安慰……乱纷纷的思绪萦绕在三九的夜空，打乱了笔架山的平静。反应最快的是媒体，证监会的新闻通稿被全国数百家媒体转载，更多的媒体直接派出记者赶赴三九集团所在地——深圳笔架山。
2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出消息说，“中国军方建立的大型企业、但已同军方脱离关系的三九医药股份公司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三九医药据说挪用资金25亿元，严重违反了对于股东的义务。中国证监会正在扩大调查上市公司的欺诈事件。三九医药公司董事长、原人民解放军医生赵新先受到点名批评……”
该报还评论说：“三九医药被指控欺骗只是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一例，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董事利用公司资金进行自己的投机或者投资，有些人甚至干脆把钱装进自己腰包。”
当时，中国媒体正在掀起一股揭股市黑幕的风潮。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基金黑幕”，之后的“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都进一步揭露了中国证券市场种种“黑幕”。有“证券市场三大报”之称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也不约而同加大了对证券市场的批评性报道力度。
三九医药此时又让媒体找到了更大的兴奋点。国内同时报道这一消息的遍布全国上百家报刊。除了这些传媒报道，网络上更是把掏空上市公司的三九骂为“假大空企业”、“第二个银广夏”。
“银广夏倒了，三九出事了，下一个会是谁？中国资本市场的黑幕为何如此之多？”股民的绝望和愤怒，加剧了事态的演变。
网上有人更把赵新先称为“巨骗”，号召股民站起来状告三九及赵新先。
9月8日，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一位叫李劲松的律师向深圳市中级法院递交了状纸，以象征性持有100股三九医药的股民身份，将三九医药董事会和9名董事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其经济损失10.55元。
李劲松算了一笔帐：三九医药上市公司被占用资金超过25亿元，可是三九医药本身为了经营产生了20.6亿元借款，发生了7949万元利息支出，使股东们每股收益至少减少了0.1055元，因此他持有100股要求赔偿10.55元。这位律师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将官司进行到底。
其后不久，持有三九医药500股的小股东廖继辉、持有19600股的李永东也先后表示，将跟李劲松一起，发起集体诉讼。
随后，福建、上海、湖南等地股民相继以“虚假陈述”将三九医药告上法庭。福建几位律师，更是出面号召股民诉讼，并代理官司，直到2005年12月，赵新先被拘前，这场官司还在纷纷扰扰地进行之中。
除了股民，来自银行的压力也开始显现。
广州一家报纸登出消息说，原三九医药证券部负责人、当时在三九药业任副总经理的屈定坤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所谓25亿占用款中有一笔7.5亿的资金，被三九药业用于归还建设银行的贷款。三九药业作为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在公司上市前是中外合资企业，三九企业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各占股权为51%和49%。根据泰国正大的要求和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规定，三九集团在公司上市前从建设银行贷款7.5亿元买下了这部分股权。如果三九集团归还建设银行的款项被证实亦属于占用之列，这将证明现在已经属于建设银行的那笔款项“来历不正”，建行因此将有可能被迫失去到手款项的所有权。因此消息一出，深圳建行相当敏感，立刻跟三九集团联系，强硬要求三九集团通过三九医药财务部出具证明，表明建行收到的款项不是三九集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三九医药财务部立即向广州的这家报纸传真公函，要求澄清此事，表示这笔归还建行贷款的款项确实并非挪用上市公司资金。
撞上“铁娘子”的枪口
证监会为什么要查三九？中国证券市场那么多公司违规，为什么把三九拿来示众？“上头”对三九违规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界定？会将三九一棒打死还是留有余地？
赵新先回过神来，立即启动了所有的消息渠道，试图将这一团乱麻整理清楚。
第一个找到的自然是三九集团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央大企业工委。1998年，三九与军方脱钩后，划入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直接管理，而设在人事部的中央大企业工委书记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亲任，秘书长则是国家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按照常规，三九集团这样有影响的大企业受到通报批评，应该协商听取大企业工委的意见。
但大企业工委表示，事前并没有得到来自证监会的消息。那么是谁敢于越过大企业工委，决定对三九医药作出通报批评的呢？
事情的经过逐渐明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是“三九事件”的决定者。
证监会在讨论对三九处理的会上，曾经有人建议，在通报批评谴责三九之前，是不是先与三九集团的行政主管方“大企业工委”打个招呼？
史美伦斩钉截铁：“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三九，不涉及到归谁管的问题！”
一锤定音，三九被推向前台。
史美伦何许人也？为什么敢于这样不按常规做事？
史美伦，生于上海，香港长大，留学美国，获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3年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工作；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股公司香港上市事宜；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
史美伦在香港证券市场有“铁娘子”之称。1993年，时任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的史美伦，对于怡和事件采取强硬立场，坚守监管原则，最终迫使希冀回避香港证监会监管的怡和集团只得远走新加坡。1997年，时任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
2001年3月，史美伦北上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自己曾多次表白：“我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只想凭自己的经验帮助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健康成长。”史美伦直言不讳痛陈中国证券市场“四大病”——其一：上市公司缺乏赢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当前市场最痛恶的是少数公司违反公司治理的规则，特别是一些公司受大股东的操纵、控制，漠视中小股东权益，甚至是恶意的欺诈，极大地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其二：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其三：市场的操纵行为比较普遍。其四：投资者的素质有待提高。
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5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3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先后被调查和公布，也是自她上任后发生的。史美伦借此树立起了铁腕形象，也同时遭受了来自市场的责难。
此前，史美伦和梁定邦等人提出，为规范证券市场，将要对违规的典型企业进行严厉打击，首期打击目标锁定“有典型意义、大型国企、性质严重”的上市公司。而拿这些条条往出问题的上市公司身上一套，舍三九其谁！
当时各地特派办检查结果出来后，上报证监会拟通报批评的公司多达12家。与这些公司相比，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共占用25亿资金，占上市公司净资产26亿多元的96%，上市公司几乎被掏空了。其他的占用资金案例跟三九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三九问题的严重性使史美伦吓了一跳，并下定了决心，要以三九为典型杀一儆百，警告所有违规的上市公司。
低头认错
8月31日，赵新先又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过去，赵是中央电视台的常客，但都是作为成功企业家接受采访。而这一次，他是向股民认错道歉。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面前，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接受批评，第二句是道歉。
赵新先跟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戈的对话如下：
记者：在证券市场，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权益的事情比较普遍，这次证监会却把三九公司拿来开刀，您是否觉得委屈？
赵：这次证监会公开谴责三九，我认为是非常对的，他们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利益这样做的，所以我自己没有任何怨言，自己愿意接受谴责、批评和处分。我觉得对三九来讲，就是今后怎样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进行整改、进行落实。我们已经提出来，在尽快的时间内，把我们已经发展好的项目如中药现代化这样的项目归还给上市公司。
记者：有人把三九违规事件和银广夏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同样重大的事件，您有什么看法？
赵：第一，我们这些项目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为将来国有资产的增值做了保障；第二，我们在整个企业管理上没有造假，没有隐瞒什么东西，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做事；第三，我们没有营私舞弊，没有炒自己的股票，没有把上市公司的钱揣到个人的腰包里。所以我相信三九的事情和其它上市公司犯的错误还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认为三九的这次违规事件对证券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赵：我们非常痛心、非常难过，感觉到给我们的证券市场带来了这样大的损失。今后我们对证券法、公司法一定要认真学习，一定要坚决贯彻，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上市公司搞好。
面对一个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老人，一个曾经钢筋铁骨的强者，面对他满面忧戚地低下的头颅，不由让人为之耸然动容。
记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比较“踩钢丝”的问题，比如：“三九是否认为现在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上市公司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这样的事情比较普遍，三九只是随大流，所以才会出现这次事件？”但自始至终，赵新先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一再地重申他们整改的决心。赵新先知道，不管别的公司如何，三九一定要重回清白，才有重生之机。
赵新先的真诚，也确实打动了不少人，在此关键时刻，三九没有必要拉别的企业来“陪绑”，也赢得了好感。
危机公关
8月28日，赵新先当晚就回过神来。他决定立即召开全体董事监事会议。
第二天的会议上，赵新先布置即刻抽调人手，迅速在三九集团内成立了三个班子，一个班子专门负责研究整改报告，负责面对媒体的解释说明；一个班子则专门对内部进行信心补救安定军心；第三个班子则是紧急研究整改内容和整改时限，应对监管当局，研究如何还钱，钱从何来。首先是渡过难关保存实力，保护企业品牌，再求发展。
这次会议最大的功能其实是赵新先为三九如何应对此次事件定调子。在会上，赵新先为三九应对此次危机定的调子是：公司所犯的错误，要切实承认，不作无谓的辩解和隐瞒，也不因为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在中国股市是普遍现象而鸣冤叫屈。一句话，彻底认错，认真整改，休管其他公司如何违规，先扫三九门前雪。
8月29日，三九医药股份公司就发布重大事项公告，言辞恳切地称，公司完全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新闻媒体的批评，并将敦促公司大股东尽快返还占用资金。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正积极制定整改方案，敦促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尽快将占用资金全部返还。
8月31日三九医药公司董事会发表公告表示，三九药业及关联企业决定首期归还上市公司的资产，包括5亿元现金、价值6亿元的资产或权益，后者主要包括三九生化41.02%的股权和三九数字健康管理公司90%股权、三九连锁药店、广州脑科医院等。余款14亿元在2001年12日31日前付清。
在其后三九召开的媒体恳谈会上，赵新先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称，三九今后要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坚决落实。
与此同时，赵新先已经接到证监会的通知，赴京接受调查，这一去就是7天。
8月29日，《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商报》、《证券时报》、《亚太经济时报》的记者就涌进了三九医药证券办公室。跟其他很多中国企业出一点点事情就“封锁消息”，不准记者采访、闹出许多不愉快相比，三九的接待人员保持着绅士风度，态度出奇地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每一位记者，端茶递水，甚至主动配合记者完成采访，主动向记者说明情况。
接着是上电视，开媒体恳谈会，一再地认错、道歉，并列出还款时间表。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出身于军队的企业雷厉风行的作风。
特别是，赵新先亲自出来认错道歉，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个站出来认错的上市公司董事长。60岁的赵新先诚恳的认错和道歉让人心生恻隐之心。
三九制订的还款方案更让人感到切实可行，而且，立即行动起来筹措款项。短期内个人形象受损、企业资金链紧张却换来了整个三九品牌的红旗不倒，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实际是赵新先的企业长期战略。
事后看来，三九在处理此次危机时采取的办法是“哀兵之计”，“以退为进”。从一开始，三九集团和赵新先就直接退到了问题的底线——占用了上市公司巨额资金，并且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存在严重问题。
三九医药赢得同情，还在于它和刚刚发生的“银广厦”处理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财经》杂志爆出“银广夏陷阱”文章后，不能不回应的银广夏也发表了董事局公告，但对具体问题不置一辞，只称因为媒体报道可能引起股价波动，申请停牌3天。实际上是心存侥幸，争取时间，摸清证监会意见，再作打算。另一个花招是，银广厦发现传媒抓住确切证据、财务报表有重大缺陷的是天津广夏这一个子公司。因此，立即发表公告称对天津广夏派驻调查组进行彻底调查。还授权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将一份表明天津广夏出事、整个银广夏一切正常的材料送到深交所，希望深交所能将其当作公告发表，在深交所未予理会的情况下，干脆铤而走险，将材料发到许多地方媒体。
但此事立即被媒体识破。在深圳以及华南颇有影响的《深圳商报》以追踪神秘传真系列报道予以揭露。记者询问这是否意味着公司董事局对天津广夏的造假行为一无所知，被有关负责人声称正在忙而匆匆挂断。
接着，第二份传真《天津广夏≠银广夏》、第三份《银广夏事件最新进展：董事局称会给国家一个交代》等又先后被媒体曝光。传真中宣称：“8月3日，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已对此事正式立案调查。8月5日，调查组已到公司开展工作，公司积极配合，如实提供调查组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如实反映情况，接受调查。调查组在银川期间，对银广夏的配合比较满意。董事局成立事件危机处理小组，随时了解各方的情况，及时处理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第四份传真《追踪银广夏事件：天津广夏董事长被停职》8月13日又被曝光。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董事局秘书处称该名“主要当事人”指的是现天津广夏董事长、法人代表董博，因为董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并且极力为银广夏总裁李有强辩护。
以上步骤可以看出，银广夏的危机处理小组不仅神通广大，而且深谙中国证券市场习性和传媒、投资者习好，演了一出“丢车保帅”的好戏。从感情上，很多人可能会说银广夏有点像家丑故意外扬，实际上，这些传真和它们所散发出来的暗示，一步一步后退成功地引导着事件的发展。到9月底，各方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天津广夏上，而非银广夏整体。
接着，银广夏干脆就再传出希望重组的新闻，其董事局秘书处甚至表示，已经有一家主营涉及现代农业的山东企业开始与银广夏接触了。银广夏“资产重组股”的概念，可谓高明。它还想抬高股价捞取一把，主力退出后留给下面接手的投资者一个烂摊子。
银广夏机关算尽，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9月10日复牌至10月1日，20天里这支股票连跌14个跌停板，被股民抛弃。而银广夏的处理结果是——包括银广夏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天津广夏董事长及公司总会计师等在内的4名高层管理人员、3名涉嫌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均被刑事拘留。
对比银广夏和三九医药的危机公关，可以看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规则在起作用。银广夏的规则是“成王败寇”，不管手段如何，银广夏赢了是成功的最好证明；而三九医药则认为，这个企业并不是私营企业，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家的，三九做每一件事都是为国家作贡献，而那笔钱，在三九医药是为国家作贡献，到三九集团投资的项目里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没有揣到经营者腰包里。
三九“三宗罪”
缓期过气来，再说证监会为什么对三九医药大加挞伐，三九到底如何犯了“天条”。
根据2001年6月11日至19日深圳证管办对三九巡回检查后它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报告显示，三九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三宗罪”。而三宗罪里每一条都可以单独成立，涉及资金数额惊人，手法凌厉，甚至有点霸道：
一、三九医药（0999）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被大股东和关联方恶意占用。截至2000年12月31日，大股东和关联方恶意占用三九医药资金超过22亿元，直接占用超过18亿元，占上市公司净资产25亿元的70%。
二、虚开承兑汇票有十几亿元，不透明资金关联往来超过百亿元。三九医药和大股东在公司上市后发生超过百亿元巨额的资金关联往来，甚至有时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共用同一帐号，以及参与证券投资收益记入上市公司利润，都没有公开披露。三九医药和大股东互开商业承兑汇票，并向银行贴现，变相融资涉及资金十几亿元，在年报中隐瞒关联关系，掩饰占用资金情况。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严重。三九医药没有对董事会、监事会做出会议记录，巨额资金关联交易由董事长赵新先一人决定，治理结构严重不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公司募集资金变更使用项目，未在年报中按规定批露，同时年报中未对盈利预测、管理费用、营业费用等变动较大的项目做出解释。
监管当局人士表示，三九医药的做法已经违反《证券法》117条规定：不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大股东三九集团占用上市公司三九医药资金的手法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首先，是借款。双方从1999年底到2001年5月31日，借款资金达到14亿元之多。三九医药有大量银行贷款，却把钱无偿借给大股东。由于上市公司信誉好，贷款容易，这边贷，那边就被借走了。
其次，是通过三九控股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吸纳存款的方式变相占有资金超过11亿元。谋划开三九银行未遂的三九打“擦边球”发起设立了这家金融租赁公司，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就有11.4亿元资金存在这里，但在年报的财务报表上，这些资金未被说明用途，而且没有按存款处理，也未见利息，资金流向不明，有财务审计称有的已流向证券二级市场。这家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公司，曾公开称融资13亿元在国内开设超过5000家药店，又要租赁几十架飞机，红极一时。
再次，利用关联交易套现，三九集团和三九药业的投资项目通过三九医药投资获取变相的资金来源，然后高价成交套现，涉及资金达4亿元。在交易中它还把大量费用记入上市公司，增加不明来源成本。
关联交易套现，项目有七项：1.收购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80%股权，收购价格为16746.37万元。2.收购三九黄石制药厂100%资产权益，收购价格为3019万元。3.收购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公司65%股权，收购价格为7851万元。4.收购三九万荣药业有限公司80%股权，收购价格为415万元。5.收购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54.1%股权，收购价4746万元。6.收购长沙三九医药有限公司50.5%股权，收购价格为1987万元。7.收购衢州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价格为1379万元。
这些项目，都是在三九医药上市多年前并购的项目，现在通过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套现。
另外，三九医药上市前，是通过银行过桥贷款从外资手中收购回61%的外资股份，据说回购代价为12亿元。三九医药上市融资17亿元，关联交易和回购股份已经将其用尽。
截至2001年5月底，三九医药被大股东和关联方套取和掠夺资金超过了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净资产的25亿元，很多费用因为无法追查而不知所终。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虚开巨额商业汇票，三九医药和大股东互开商业汇票并向银行贴现，据查其中大多数没有真实的交易发生，到2000年12月31日，三九医药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十几亿元，让上市公司风险增加，也在掩饰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事实，在财务人员看来这是变相的融资行为。
这些内部的资金流动和交易在三九医药的董事会、监事会纪录上“雁过不留痕”，在信息披露上也对上述重大资金交易根本不予披露，涉及三九在证券二级市场上的投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在内部结算中心超过百亿元的资金往来都没有在年报中提及。
对于资金占用，当时三九集团的人员还有一种解释。大股东拿到被占用的资金后，并没有乱花，而是主要投到大量新项目上去了。三九医药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资金被大股东占用，则是因为三九医药申请上市耽搁时间太久，从1998年直到2000年，当初拟定的投资项目或技改项目有些已经不适应市场需要了，应该变更，此时又有了一些新的投资项目如三九健康网、连锁药店项目、中药现代化项目等，但这些项目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孵化后才能盈利。在这个情况下，集团方面原来的安排是，以上市公司的钱先以集团名义投资，等项目盈利了再置入上市公司，或以这些项目直接上市，这样上市公司就避免了投资风险。
据此，中国证监会的评论把三九医药和猴王等恶性“掏空”上市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有媒体甚至称赵新先和当年的济南轻骑张家岭一样，都是欺骗股民和投资者的高手。对于赵新先来说，让他难过的倒不是他个人或三九医药被公开批评通报，而是他做企业的整个发展战略被判违规，这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也是三九最大的危机所在。
[评析]上市公司是谁的？
2001年的严厉监管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低迷期。当时，我问过赵新先：“你认为中国股市还有希望吗？”
想不到赵新先反问我：“如果你手里有股票，价格一高你会抛吗？”我说：“是。”赵又问：“如果你手里有钱，价格见涨你会买吗？”我说：“不会。”
赵新先说：“这就对了。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想法。大家对股市丧失了信心，只出不进，股市怎么能好起来。”
不过，赵新先并不认为是上市公司的不规范造成股民的悲哀，而是认为监管当局砸烂了股市。
三九“中枪”，是2001年证券市场监管的大戏。赵新先被逼低头认错、道歉。但是内心里并不一定认识到错在哪里，甚至耿耿于怀。认错，是出于无奈。
此说有赵新先讲话为证。
2002年6月22日晚，赵新先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师生对话，有两次精彩之处，博得学生热烈鼓掌。
赵新先说：“三九有个文化娱乐产业，有夜总会、桑拿浴、餐饮。三九夜总会可能是国有企业最大的。为什么要搞夜总会？因为夜总会也是夜生活很重要的内容，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嘛。”这段话诙谐幽默，引起一片掌声。
赵新先还说：“当初外方收购我们的股权时，按照当时我们的财务管理，外方的钱进来，是进到财务结算中心的。这个财务中心和现在的财务公司一样，钱放在这里大家可以花，结果就把中外合资公司外方的钱花了。搞了房地产，搞了旅游。外方就不满意了。按他们的企业管理规则，公司的钱母公司不能占用，宁可存在银行里也不能动。外方的几个代表就到上级管理机关告我的状，说你们的赵总花了我们的钱。上级领导也是业务干部，就说，你们看看中外合资法，上面写的是，为了利用外资搞中外合资企业。为什么赵新先给你们打工？不就是为了钱吗。”这段话也引来了巨大掌声。
尽管赵新先当时就说“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了”，但说明，赵新先以前就有占用子公司资金的先例，并且是外资占大股的合资公司。说这话的时候，三九医药被通报谴责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说明赵新先并不认为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是错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钱没有放到个人腰包里，而是为了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国有资产是重要的基石，是命根子。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老总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的责任。赵新先觉得理直气壮。
三九集团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三九医药也是国有企业。这是赵新先的理解。不可否认，赵新先对股市的理解，对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关系的理解，与“上市为国企解困筹资”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局纵容上市公司无度圈钱，让股民付出沉重代价。因此，面对中国股市的困境，有人认为，中国股市的基因坏了，从根上坏了，应该推倒重来。
2001年10月14日，当时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深圳高交会期间，就专程对中国上市公司问题作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仍是中国企业中最优秀和较优秀的部分……尽管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在近期披露的较多，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的上市公司总体质量很差。中国经济几年来能够始终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有相当部分是上市公司带来的。”
但是，先天不足的中国证券市场一直问题重重，特别是2000年以来，种种丑闻不断被揭开——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猴王事件……在市场的强烈呼唤下，证监会甚至更高的国务院领导层一直对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有着迫切之心，2001年，他们把一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规范”的两大主题集中地改成了“规范”，对于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违规上市公司，证监会太需要一个典型来“杀一儆百”了。三九就这样被抓了“典型”。
史美伦重手监管整治股市，让她成为有争议性的人物。现在，争议已经没有了。事实证明，史美伦的做法是正确的，已无可争辩。
怎样理解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关系？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2004年11月30日，创维数码董事长黄宏生在香港遭遇“虎山行”行动，是给中国企业家上的生动一课。
黄宏生被拘捕的罪名是，在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涉嫌盗用上市公司4800万港元。在以后提供的新罪名，其中一项为盗用上市公司资金50万元。
在许多内地企业家看来，这简直是荒唐。黄宏生在上市公司中占有40%的股份，是董事长，签个字，几千万元不是小事，区区50万元算什么？并且，还没有调查清楚黄宏生到底有没有用这笔钱，只是有人投诉告状，就先把人家给“拘捕”了，然后再上法庭审理。
但是香港的上市公司管理就是这么严格。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大股东股份再大，也是投资者之一，上市公司的钱就不能乱动，更不能被占用投到上市公司经营之外的地方去。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名为“盗窃”，绝不是老板从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里。
黄宏生事件之后，不少内地企业吓得撤消了香港上市的计划。
上市是一柄双刃剑，融到资金，但套上了枷锁，公司不是你的了，钱不能乱花。“圈钱文化”弥漫下的中国股市，有多少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向公众公司的转化呢？
赵新先有苦难言，因为他没有犯罪的主观意识，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犯罪”，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