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的后门就是梁山，大观园中若有奴才不甘于奴才的命运，要么如晴雯、金钏那样死掉，要么只有去梁山。梁山人一旦被招安，他们就会成为大观园里的奴才。
如果说《水浒传》是一部讲强盗故事的小说，那么《红楼梦》则讲述了无数奴才的故事。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里，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总是在顺民和暴民的两种状态之间徘徊，很少有争得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资格。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种生存状态。（参见《鲁迅全集·坟·灯下漫笔》）借用先生的这一论断，梁山水泊的人，大多数是想做顺民而不可得，只得去做强盗；而贾府中的小人物，无非暂时做稳了奴才而已。就算那些可以主宰奴才命运的主子，如贾母、贾赦、贾政、贾珍、王熙凤们，何尝不也是暂时做稳了奴才？
整个《红楼梦》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子，那就是我们阅读时可以感受其雷霆之怒和雨露之恩却从来没有露过脸的皇帝。元春进封贤德妃后，贾政被诏令进宫，贾府上下不知道是祸还是福，贾母等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差快马接连去探听消息，直到得知是喜讯才阖家开颜。加官晋爵和抄家灭门只存于皇帝的一念之间而已，难怪这些在奴才面前威风凛凛的主子面对不可知的皇权，如此战战兢兢。
这贾府的老祖宗宁、荣二公可是跟随先帝四处征战，建立不世功勋的呀；这贾母还有诰命在身，而元妃正当恩宠之时呀。但这些改变不了他们的奴才身份。元春省亲回贾府，可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喜事，但她一见贾母、王夫人，便抱头大哭，说：“去了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无非是皇帝后宫的一只金丝鸟。
凡是自己的命运攥在别人手心中，自己不能主张自己权利的人，都是奴才——不在于他们的贫富与贵贱。自己的权利不受无端侵害的穷人比起那些朝不保夕、如履薄冰的夫人来说，更像一个真正的人。
因而，按这个标准来看，《红楼梦》中谁摆脱了做奴才的命运？最具有人性之美的宝玉，在家破人亡后，他要苟活于那个世界，就必须屈身做奴才，如果做不到这点，则只有遁入空门了。
《红楼梦》中很少写到“匪”，可大厦坍塌后，这些人不去继续找主子卖身为奴，就是只有做强盗的路可走。“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好像指的是柳湘莲，但做不做奴才，做不做强盗，和“训有方”没有必然的联系。难道林冲天生是做强盗的？难道晴雯、香菱是天生做奴才的？世道让一个人做强盗或奴才，往往不是能由他自己选择的。
大观园和梁山水泊之间的距离，其实一点也不遥远。
做强盗，是拿生命来博取生存资源；做奴才，则是拿人格来博取生存资源。二者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做强盗需要智慧，武艺高强的鲁智深未必能做老大，而不文不武、形象猥琐的宋公明则能坐头把交椅。同样，当奴才、伺候人也需要艺术，也是一门学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攻城略地的功臣可能死无葬身之地，而伺候皇帝高兴的太监、伶人却能享尽荣华富贵。
《红楼梦》中的奴才实在太多，我只能按失败的奴才、成功的奴才，大奴才、小奴才，自愿为奴而不甘为奴等加以区分。
在中国这个盛产奴才的国度里，有关义仆的故事实在太多。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似乎都产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一个是赵盾的两个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在晋侯要对赵家斩草除根时，将程家的儿子代替赵家的孤儿。《赵氏孤儿》的故事后来演绎成话本、戏剧等。另一个则是跟着重耳逃亡的介子推，在主子饥饿时，割大腿的肉让其充饥，因为他而有了寒食不举火的习俗。
贾府老一代奴才中，有两个很可怜、混得很失败的义仆：对贾府祖先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和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
多年前，我供职于一个“衙门”，当时正是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流域滔天的洪水过后，军民团结如一人，取得了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照惯例，胜利之后各行各业必定要大力表彰一批先进典型。本人所在的那个系统也组织了一个报告团，一批在抗洪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到全国巡回演讲。其中，东北某监狱的一位监狱长讲述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
那个监狱是在嫩江流域的大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水位暴涨，监狱犯人必须马上迁走，但监狱四周已是一片汪洋，只有一条大堤通向安全地带。监狱长最后一批撤离，身边只有狱政科长和一位犯人陪伴。走了一天后，监狱长足疾发作，不能预期到达目的地，必须通知前方，而交通通信又完全中断。监狱长只能命令狱政科长快步前行去找营救人员，自己和犯人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当时犯人完全自由，但他没想到逃跑——也许一个人逃跑凶多吉少。在大自然灾难面前，平时正常社会秩序下地位天壤之别的两人，有了最大限度的平等，说他们“并肩作战”毫不为过。后来两人得救了，这个犯人因此立功减刑也是可以预料的。但是回到正常社会后，这个犯人如果以自己有功于监狱长，而忘了自己犯人的身份，那他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
奴才对主人，和犯人对警察一样，是不能主动邀功的。能否论功行赏，完全在于主人心中一念而已。若忘了奴才的本分，论功劳、摆资格，便会自取其祸。
上面的这个故事使我想到了焦大。焦大在贾府中，是功劳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奴才，多次跟随主子出去打仗，在死人堆中把主子背了出来。他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子吃，剩下的半碗水全让主人喝了，自己靠马尿解渴。这些功劳连荣国公的子孙都承认，可以说，无焦大便无贾府的荣华。对国公爷有救命之恩的焦大，比起那些伺候少主子的奴才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然而这个贾府第一号义仆年老后，成了贾府主子们十分讨厌的人，他的结局最惨，不要说和赖大这样儿子被主人保出来做官的奴才比，就连以色事人的袭人这种丫鬟都比不上。因为酒后失言，焦大被捆了起来灌了一嘴马粪。
焦大遭人讨厌的原因之一是恃功自傲。按理说，救命之恩高于一切，没有焦大提着脑袋救了贾府太爷，哪有后来的封官拜爵、开府建牙的荣耀。马尿之功招致了马粪之辱，二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可这二者又有必然的联系，马尿之功是奴才多年自傲的资本，更是主子安享富贵时最大的阴影。如果奴才调整不好心态，功劳越大越容易遭祸。焦大没活明白的是，他一直以为贾府这份家业他有份，是他帮着老主人打出来的，子孙糟蹋老主人的家业就等于糟蹋他自己的，看着心痛。
大总管赖二让焦大晚上打灯笼送客，他正喝完酒，不但罢工还嘴里不干净。焦大作为奴才，有冒死救主之忠，却不明白奴才的本分，不通晓做奴才的奥妙。奴才不管功劳多大，依然是奴才，什么时候都得兢兢业业不能忘本，而奴才得意之时，便是引火烧身之时。焦大的作用仅仅在随主子出兵打仗的短暂时期存在，战争结束，主子封侯拜将，聪明的奴才应当趁热打铁，脱了籍成了自由身，弄个一官半职，并紧紧地抱住这个靠山，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主仆关系。在主子面前，他自己永远是奴仆，但回到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则是说一不二的主子。但焦大不为自己谋这样的现实利益，而是自作多情地想去家庙里对着国公爷的牌位痛哭，控诉这些不肖子孙。“哭庙”“哭灵”是中国历史中下对上、弱对强、奴仆对少主、臣子对皇上一种很有特色的反击武器，极有杀伤力。中国人一向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家，而孝道是最大的“德”。“哭庙”“哭灵”就是用死人压活人，凭借祖宗的威望给当今主子莫大的舆论、道德压力。京剧名曲目《叹皇陵》说的就是这样一段故事：明穆宗驾崩，李后抱着年幼的万历帝即位。大臣杨波、徐延昭（开国元勋徐达后裔）二人认为李后的父亲李良心怀不轨，有效仿王莽的危险。入宫谏李后，李后不听，徐延昭深夜去哭先帝陵。后来，李后逐渐明白自己父亲有不轨之心，认识到杨、徐才是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的股肱之臣。清代的金圣叹也演了这么一曲，可演砸了，戳到了皇帝最大的一块伤疤。因为当地官员横征暴敛，他纠集一帮士子去哭孔庙——这孔子可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死人，尤其是清朝以蛮夷而入主中原，孔子成为清朝皇帝最大的统战工具——你去哭孔庙不是质疑清室没资格统领九州亿兆之民吗？这不是找死吗？
焦大认为自己和老主子一起出生入死，有着鲜血凝成的情谊，因此有资格去“哭庙”。这是给贾府子孙最大的难堪，也是他本人最大的不智。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奴才给主子牺牲再多，出力再大也是应该的，主仆名分不能改变。过去一帮兄弟大乱中起事，本来并无主仆之分，等到大业成功后，要想稳定权力结构，必须搞君君臣臣，分清楚主仆关系。朱元璋当年和徐达、周德兴、汤和等一帮放牛伙伴一起造反，产业做大了。当年的大哥成了吴国公后，一次汤和治军上偶有失误，遭到了朱元璋严厉的训斥。汤和这一下明白了，昔日兄弟关系不存，现在只有主仆关系了。他及时调整心态，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主公，在朱元璋早期的战斗伙伴中，只有汤和得以善终。
大局未定、大业未成之时，老大哥褒奖得力兄弟，如“甘苦来时须共尝”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焦大背主子死里逃生的那一刻，主子肯定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焦大和主子的关系与朱元璋和汤和之间还不一样。焦大随主子出兵，是满族八旗兵制，有部落国家的残留：国家不养常备军，战时贵族自备战马、武器，带领家臣随主公出征，西欧的中世纪各地封建主也是这样。朱元璋和汤和这种原来的兄弟关系都要变更为主仆关系，何况焦大这奴仆的名分早就有了呢？主公要想头把交椅坐得稳，必须想方设法将主仆君臣关系固定下来，汉代叔孙通制礼仪便是如此。
自古皇帝定鼎之后，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安置那些战功赫赫的宿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一种办法，但更多的是明代洪武帝“狡兔死，走狗烹”的办法。老皇帝自己在位时，仗着老大的威望、手段，还能镇住那些老臣。如果有一天自己魂归道山，那些功臣还活得好好的，继位的年轻皇帝更难对付这些大臣了。年轻皇帝不能像父皇那样随便训斥老臣，这些身经百战的老臣要是不如意，去太庙哭一下先帝，那将如何面对天下子民？
袁世凯没有摆平老臣之前，就贸然登基，搞得冯国璋、段祺瑞这些旧部心里很是不痛快。冯国璋就说过，项城老大在时，还能君臣相处，将来如何对待那个瘸腿的东宫太子袁克定？所以，朱元璋在自己死之前，想着法子将老臣们杀个精光，免得给子孙留下焦大这样不服管教的老奴。
焦大让人讨厌的原因之二则是实话实说。焦大对贾府一片赤诚，大概是以为贾府的显赫自己功不可没。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成果，被后人糟蹋，这个愚蠢的义仆便痛在心里。焦大的心态代表许多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奴才，这份家业你出过力，没错，可现如今跟你有啥关系？要去祠堂里哭太爷，纯属自作多情、不知好歹。这贾府人家怎样糟蹋，与你有什么关系？明代的永乐帝朱棣带兵攻占了南京，夺取自己侄子的皇位，方孝孺决定做义仆，硬是不愿意写劝进表，要保持所谓气节，被诛了十族。朱棣的话说得好，这是我朱家的家务事，你这是多管闲事。
焦大因为忠心便多管闲事，因为多管闲事才说真话，将贾府“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个最明白的机密说了出来，他被填了一嘴马粪，真是自作自受。
有人可能认为，机密怎能是“最明白”的？在中国几千年畸形的皇权社会里，这样最明白的机密处处都是。贾府那点烂事，没几个人不知道，如柳湘莲说的那样，只有门前的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这好比皇帝的新衣，知道却不能说，说出来就冒犯了专制社会的“游戏规则”。
世上的主子没有谁愿意听实话，皇帝表面上常常鼓励忠贞之士，可心底里最烦的就是这类自以为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着想的人。真要把皇帝的话当真，站出来讲逆耳忠言，就是被引蛇出洞的大傻瓜。鲁迅说过，奴才对主子需要很好的说话艺术，假如主子的衣服脏了，你要是明明白白地提醒主子，没准就如《连升三级》中的那样，向魏忠贤复述有损于主子声望的消息的奴才，照样会被拉出去打屁股。只能说“老爷，你的衣服，啧……啧……啧……有点……”，既表忠心，又给主子留面子。（参见《鲁迅全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要说贾府待焦大不薄，让他随便喝酒睡觉。焦大酗酒罢工胡说，主子也只是给他喂马粪，想发配他去某个庄园养老。要是在朝廷，开国功臣若能被贬谪到边疆某个州县，得以善终，便是烧高香了。
《红楼梦》中还有一个和焦大一样愚蠢的奴才，便是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尽管贾母对府中的老奴才比对自己的子女还客气，但仅仅是“客气”而已，显示其有怜悯之心。李嬷嬷对于宝玉，实际上和一头奶牛差不多。宝玉自己也说，不就吃她几口奶，叫她一句妈妈，她真把自己当妈妈了。不知趣的李嬷嬷还真以为自己奶过宝玉这个贾府第三代接班人，功比天高比地厚，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动不动就干涉年轻丫鬟们对宝玉的伺候工作。最后以一老迈之身，吃袭人的醋，不是自取其辱吗？这袭人是谁？是宝玉性生活的启蒙导师，你一头奶牛比得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