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
长久以来，我们家有一些故事在悄声低语中流传，如果是真的，倒可以说明两种不同的气质是怎样随着我父母的结合而融汇到一起来的。一种来自我母亲一方：勤奋、和善、诚恳；另一种则属于叛逆者、流浪汉、信口雌黄的说书人、卖唱的歌手。
我父亲不等我母亲成年就带着她私奔了。外祖父在我姑妈玛丽家找到了他们。我姑妈玛丽是个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寡母，却非常能干而且刚强。她看上了我外祖父约翰——瘦弱、和善，面貌很像圣像里的那位耶稣。外祖母那时还活着，从一幅褪了色的锡版相片上看，长得十分标致，但是她长期缠绵病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于是我外祖父约翰娶了我姑妈玛丽。在密苏里北部那些生活单调的小村落、孤零零的一家家农舍之间，一星半点儿流言很快就能传说成骇人听闻的大谎。喜欢拨弄是非的人擅长编造那种令人作呕和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来，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农家妇女摇着头叽咕着据说是发生在我外祖父家里的怪事——下流的寡妇……有病的可怜的女人……毒药……
我外祖父最后由于肺结核而日渐憔悴死去。玛丽护理他时，体贴、温存、无微不至，对他那无穷无尽的挑剔从不顶撞，毫无怨言，而且要求她自己的和他原来的几个孩子全都照她的样子做。至今，我还常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个魁梧、健壮的女人坐在床沿或是跪在床边，低声细语或是默默伴守着外祖父的清晰情景。
约翰就这样死了——爱讲闲话的人们这样说着，同时摇摇头，以暗示某种不便言传的隐私。除此，还能指望什么呢？既然人们都知道他曾在地板上不停地踱步，抱怨他前妻的阴灵在纠缠着他，直到度完他那风烛残年。有人传说，他在弥留之际曾想从灵魂里洗净他毒死前妻的罪孽，但是玛丽用手捂住他的嘴，止住了他的忏悔！这样一个壮实魁伟的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来自天晓得什么地方，能做任何一种事情，从用草药给人治病到管理一块不算小的农场，直到把超过整整一打的儿女抚养成人。
玛丽要是早活一个时代，她的才干很有可能会使她被当作女巫烧死，可是她活到了九十多岁，抽完最后一口玉米芯烟斗的烟才撒手人寰。有人说，她曾开着福特车，嘴里斜叼着烟斗，白发飘扬，飞快地四处奔驰，直到奄奄一息。她的身材异常高大，以至在她咽气之后，不得不专为她定做一口棺材。我至今还没有听说究竟要用多少人才能抬动那口棺材，但是到我能够对这类故事有判断力时，我相信那数目一定很惊人。我听我们家那和善的族系的亲戚说，玛丽在来世一定不会居人之后。
我母亲家的人都死得较早——想到他们的善良品质，倒应该说，早死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父亲家的人，除去一个当上基督教传教士的叔叔，全都活到了耄耋之年。这两家人的不同气质融汇在我身上，使我的心灵成了一个内战不休的战场。
我还很小，父亲就把我们从北方的密苏里州带到了南方的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的科罗拉多。燃料和冶铁公司是这里的主宰，除了空气，洛克菲勒家占有了一切。我父亲是打算来发财的，结果却成了只能给矿工带来贫困、疾病和愚昧无知的那种制度的牺牲品。
我们过的是一种原始的营地生活，但是现在我才懂得，精神上的匮乏比起物质条件的贫困还要糟得多。当我尝试着回忆所谓文化背景的影响时，所能记得的只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民歌、牧工的小唱、歌颂杰斯·詹姆士（杰斯·詹姆士（1847—1882），美国西部劫富济贫的强盗。——译者注）之类人物的歌谣——这些全都是父亲哼唱时我听到的。我不记得母亲唱过，她总是郁郁寡欢。
到十五岁那一年，我对科罗拉多南部和新墨西哥北部那块洛克菲勒财团领地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我父亲干的是非技术性粗活，常常借酒浇愁，想要忘却那些幻灭的希望。我母亲断断续续地当过洗衣工，管过包伙人的膳食。我们史沫特莱家五个孩子好歹也算进过当地那所可怜的小学，但我未能读到毕业，更不曾进过中学。尽管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引不起我心底一丝羡慕和追悔，然而我始终相信，如果我当初能有一点科学、数学、文学和语言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有一些更好的生存技能迎接人生。长期以来，我就觉得，我青少年时代的贫困和无知，像千百万人一样，也是向“私有利益”缴纳的贡品。
我和兄弟姐妹所进的小学，和多数学校一样令人厌烦，可是我的思维能力并没有得到训练，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教会我语法和算术的。甚至在后来的一些年月，我学语言的努力也常以狼狈的失败告终，尽管学习德语总算吸收了一些我所需要的和听起来优美有力的东西。倘若我不喜欢一个人，我的脑子就会对他紧闭，无法从他那里学到任何知识。所以，我从学校和人生学到的，只是我觉得有趣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认为对我有用的知识。我母亲和特休矿工棚户区的一位红头发女教师，一定是认为我会有出息，所以总督促我要受点教育。而受教育似乎就是多读书，可是对于应该读些什么，我却茫然无知。有好几年我胡乱摸索，只要是有封面和封底的东西我都读，常常一个句子也读不懂，只是凭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相信，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就埋藏在文字堆里。我无所不读，从无聊的言情小说到阐述学校法规的枯燥著作，甚至是一本《行为主义心理学》。
我碰上的最接近于经典著作的是一大本叫作“诗”的东西，因是以极薄的纸印成的，所以它被悬挂在一间厕所的小细绳上也就非常自然了。那似乎是莎士比亚写的，但是我却读不出个所以然来。年龄大些，我才常读那些由于接触到伟大的心灵而获得崇高创作冲动的作家的作品。直到二十多岁，我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四十岁后，我才读了他写的剧本。而在当年的棚户区里，他却未能在我心中留下任何印象，于是，我又把那一大本薄纸挂回到厕所间的壁钉上。
我对生活中那么多的事情感到厌恶，又受到有钱人家小姑娘那么多的羞辱，以致我的老师们不得不常在放学时把我留下，对我单独传授资产阶级那一套懿德风范。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我照样用石块和有毒的野茄子秆去和男孩子打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我改造成一个淑女。九岁时，妈妈就让我出去做工，有时洗碗碟，有时看管爱哭爱闹的小孩。后来我又到了一家雪茄店去剥烟叶，但是由于我工作懒散而被辞退。老板对我说，我是一个糟糕的工人，因为书读得太多。“这是你一周的工资，不必再来了。”说完，他给了我二点五美元。此后好几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非技术性粗活。
宗教有时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影响。凭我对宗教的认识，我倒为我未能在宗教信条方面受过认真的训练而庆幸。逆来顺受的“修养”，向暴君纳贡称臣般的“美德”，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而对于灵魂不灭的信念，我总觉得是懦夫思想。我很小就知道没有不死的生命，而我们希冀的美好事物都必须在此生的人世间通过斗争去赢得，否则将一无所获。
我十六岁那年，母亲就由于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倒下了，终因没有钱治病而死去。父亲双膝跪下，呼天抢地地号啕大哭一通之后，就仔细搜索她留下的那口破旧铁皮衣箱，然后揣起从夹缝里找出的四十美元，带着男孩们到酒馆去喝了个酩酊大醉。姐姐刚死于产褥热，丢下一个男婴，我成了家里最年长的孩子，也就挑起了照料那婴儿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的重担。
如果我的性格更像母亲而不是更像父亲，我就会承认命该如此而把这副重担一挑到底。但是我对母亲忍受苦难的一生不以为然，不愿沿着她的足迹走下去。那时我对世界几乎毫无了解，略有所知的只是限于牧工、矿工和卡车司机们讲的故事。我知道哥伦布曾经漂洋过海发现了新大陆，还知道我们的祖先在美国革命时期曾经英勇战斗过。劫富济贫的杰斯·詹姆士的马蹄嘚嘚声常回荡在我的耳旁。似乎男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可以发现新的世界；而女人只能跟在后面，或是留在家里生儿育女。这样的命运我拒不接受。为照料我的妹妹和小外甥我草草做了安排，把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留给了父亲，我开始过起了半流浪的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
到我母亲去世为止，我生活的第一阶段，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无非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活着。我无所追求，也缺乏足够的知识以确定一个追求的目标。
第二阶段一开始，我一如既往，依旧是挣钱糊口。一位姨妈帮助我学会了速记，可是我难得有机会把我的工作维持到几天或一周以上。我本来也可以学会正确地拼写、断句、标点，如果不是看到了周围的姑娘们干这一行干得那么出色——她们毫无怨言地耗费着她们的生命去记住头头们的想法，然后转身打印成文字。
对于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不满，使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速记员，以致有好几年，我在一种又一种工作之间不断游动——速记员、女招待、剥烟叶女工、图书推销员，有时干脆挨饿。母亲督促我“要受教育”的叮咛声把我推进一座座图书馆的大门，但我不知道该读什么。偶尔，我也能找到一所学校，一边干杂活一边听课。有一年，我总算设法在亚利桑纳州坦佩的一所师范学校（今亚利桑纳州立大学的前身。——译者注）当上了一名特殊学生。
在这所学校时，有两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件是我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另一件是结识了一位瑞典籍女孩，她是纽约的大学毕业生，到西部是来投奔她的哥哥——正在亚利桑纳州沙漠地带工作的一位土木工程师。不久，我和她的哥哥结了婚，但是不久，他就和我离了婚。我没有责备他。那陷于屈辱的婚姻枷锁一经解除，我们又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贯串我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第二次结婚并且有了几个可爱的孩子，并且他妻子也成了我亲密的朋友。我始终厌恶那种认为性是男女间主要纽带的观念，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符合人性。我个人迄今未能顺从性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在我看来是处处限制女性的陷阱。对于女性来说，最好的婚姻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投资，而最坏的是人类奴隶制的残余。可是，我还没有听说哪一种社会已经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几十年以后，我也没有忘记对一些苏联人说：“我听过不少人在红场的列宁墓前发表演说，却只有一名演说者是女人——而且，是在国际妇女节上。”
对亚洲的向往
我二十岁刚出头没几年就离开西南部来到纽约。在这里，我耗费了四年时间。白天工作，夜晚到纽约大学听课。在我结识的朋友中间，有一位从印度流亡出来的老教授，名叫拉拉·拉伊巴特·拉伊（拉拉·拉伊巴特·拉伊，印度民族主义党的缔造人之一。——译者注。）他指导我学习印度史，准备送我到印度去教书。他的一些年轻同胞要我相信，印度只有像美国一样通过革命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才有可能进步。我凭我自己的全部切身体验，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观点，而我也就成了这些人的一个联络中心。我为他们维持通信联系、保存密码和国外地址。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工作，我于1918年被捕，单独囚禁在纽约人称“坟地”的拘留所内，罪名是违犯了美国的中立法。尽管我从未遇见一个德国人，并且确信只是在帮助一个被压迫民族，我却被指控为协助德国的间谍。
几年后我才知道，欧洲的印度流亡分子确实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并且接受德国政府的贷款以支持他们的活动。他们从美国向印度运送武器弹药。然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利用了他们，毋宁说是他们在利用德国人。
停战不久，我就被释放出狱，对我的指控也随即撤销。囚禁在狱中的那几个月，我是在学习和写作中度过的。朋友们送来了书籍、纸张和铅笔，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可以专心学习而无须为挣钱养活自己去操劳的机会。就在这一时期，我写成了我的第一组短篇小说《铁窗难友》。
出狱后我才知道，几个月以前我的一个入伍当兵的弟弟在前往法国途中曾经路过纽约。他几次三番想要见我一面，但是检察官告诉他我是个叛国分子而把他打发走了。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另一个当临时工的弟弟已经由于工伤死去。这两个消息都使我伤心不已。雇用我大弟弟当临时工的那个雇主，给了我父亲五十美元作为他付出那条性命的代价。我小弟弟则由于无法挣钱活命而不到十七岁就把自己交出来听凭死神支配。他们全都活得和动物一样，既得不到保障，又得不到教育。
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在我内心造成神经过敏的倾向。我两个弟弟的遭遇，再加上我的牢狱之灾，更加深了这种病态。我出狱时，苦闷而且悲伤。当时我只有二十几岁，那正是中产阶级循规蹈矩的男女青年完成学业、开创事业的年龄。他们有自己的家，有生活保障，有必要的指导。我感到不快，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由于我认为他们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应该为普天下人所共有。
我是个女人，人们认为女人的归宿是嫁人，如果可能，“嫁给金钱”。如果你对嫁人和金钱全都缺乏兴趣，那就注定倒霉。据我当时的想法，我可以指望的最多只能是继续以往的生活——白天，当牛作马劳动；夜晚，拼命挣扎着接受一点可怜的教育。可是往后呢？在一间简陋不堪的卧室里度过其余的岁月？
我拒不接受这样的生活，却又别无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有了点和平景象。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但仍是战胜国的抵押品。俄国革命发生了，而俄国人仍在十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抵抗包括美国在内的战胜国军队的入侵。俄国人民正在上着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一课：只有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文明。
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在纽约建立，但我并没有参加。我认识这个党的不少领袖人物，也读过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著作和文章。多少年来我一直满怀同情地倾听共产党人的呼声，后来我在中国又给了共产党人积极的支持，但是我永远也不会不提任何疑问就交出自己的头脑和生命听凭他们的那些领袖去支配。我从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但我不能成为自以为掌握真理唯一钥匙的那种人手里的一个工具。
由于这种观点和立场，我常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夹攻：相信资本主义的人们称我为共党分子、赤色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党人则把我叫作个人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位美国女共产党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史沫特莱主义者，并且有很长一个时期喜欢用这个绰号来叫我。
1919年行将结束的一天，我在纽约滨海地区一家船运公司办事处门前的求职人员排成的长龙中占据了一个位置，申请在一艘即将驶往欧洲的、属于波兰人和美国人共有的老式货轮上当一名服务员。这艘货轮也载运乘客，有统舱和三等舱两种，我和另一位姑娘被雇来照料这些乘客。我没有确定的目的地，没有明确的意图，也没有和任何机构建立任何联系，只是和那些居住在欧洲、在柏林发行一份小报的印度流亡分子还保持着一种微弱的接触。我仅有的一个希望是在那里找到他们，在欧洲短暂逗留，然后访问苏联，如果可能，再在某一艘轮船上找个工作，随船前往印度。不论这一冒失行动的后果如何，至少总可以对我生存的这个世界增长一点儿见识。青菜萝卜的生活我是不愿意过的。
欧洲之行
到了但泽港，我就离开那艘货轮前往柏林，去找那些印度流亡分子所设的一个小办事处。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印度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德雅亚。（尼赫鲁在《尼赫鲁自传》中谈到在柏林见过的印度流亡者时说：“他（恰托）出身印度望族，是一个能干可亲的人，……他常常发生经济困难，衣服破旧不堪，每天吃饭也常常成问题，可是他仍然轻松愉快。我在英国读书时，他高我几年级，我进哈罗公学时，他在牛津大学读书……在我所会见的少数人中间，在认识上给我好印象的只有维·恰托帕德雅亚和M.N.罗易两个人……恰托不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人，但是他倾向共产主义。”——译者注）我在纽约常听人谈起他：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印度流亡政府，他还协助建立了一整套世界范围的印度革命活动网。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我才有了被捕入狱的经历。
我发现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德雅亚的性格和既往的生活都使我产生一种不能自已的钦敬之情。不久，我和他就处于一种同居状态了。这不是一桩合法的婚姻，但我使用他的姓，并被称为他的妻子。这种关系维持了将近八年，但是情况变得十分复杂，其影响只是加深了我精神上的病态。
我是否爱过他，说真话，我至今也不清楚。我记得在我离开他多年以后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时曾经提到：“使我感到吃惊而又愤恨的是，他依旧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一旦他陷入险境，我想我会赤着双脚走遍天涯海角去营救他。可是，要我再和他一道生活，哪怕一天，我都不愿意。”那是过去很久的事了，时间再一次被证明具有疗治创痛的伟大功效。至于他爱过我，这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我或是别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对女人几乎毫无兴趣。
他在遇到我的十三年前曾经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姑娘结婚。因为他不信教而且拒绝使他皈依天主的一切努力，她花钱向教皇购买到特别豁免才结了婚。婚礼过后，她通知他结婚的条件是所生的任何子女都必须成为天主教徒。他们经常吵架而终于分手。她在英国一所偏僻的修道院里当了修女，而他多年试图解除婚姻关系而未能成功。于是，我们也就始终未能依法结婚。其结果是，我的美国国籍后来两度受到英国特务机构的诘难，他们别有用心地断言我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有一次，我对驻在中国的一位领事官员这样解释过我的情况：“我的丈夫曾经娶过一位天主教修女为妻，所以他不可能和我结婚。要是你愿意，可以称我为他的姘妇，但不是英帝国的臣民。”
这位官员双手一伸，无可奈何。
维伦德拉纳什的经历，是印度秘密革命运动的缩影，他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运动在国外的最杰出的战士。他比我年长将近二十岁，却具有战刀般犀利无比的头脑。他清癯瘦削，肤色较深，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两鬓已经斑白，面部常常略带怒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南欧人、土耳其人或是波斯人。在我看来，他有点像雷、像电、像暴雨。无论他在欧洲或是英国什么地方逗留，对于英国人，他都近乎雷、电、暴雨，他对征服了他的祖国的那个岛国怀有刻骨仇恨。
他感情生活的基础是在封建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德拉巴邦奠定的，再加上他在英国、欧洲和近东所受四分之一世纪的教育。他是名门之后。他的婆罗门家族，出过不少诗人、歌唱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他的姊妹中有一个是女诗人兼民族运动领袖莎罗吉妮·纳伊杜（莎罗吉妮·纳伊杜（1879—1949），印度女诗人、政治家、女权运动活动家；纳伊杜是夫姓。——译者注），他弟弟（其弟哈伦德拉纳什（1898—），印度诗人、音乐家、演员、电影导演。——译者注）则和一个后来也成了著名领袖人物的卡玛拉·德维（卡玛拉·德维（1903—），印度女政治家，全印妇女联合会主席，入狱四次。——译者注）结了婚。论民族，他家是印度斯坦族；论文化，则是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英国自由主义优秀部分的混合产物。他父亲是不顾种姓法规限制，前往英国然后又到德国学习的首批婆罗门子弟之一，由于社会排斥而不得不移居穆斯林聚集的海德拉巴邦，在那里成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
他的教育，受之于他的父亲、穆斯林学者和几位英国家庭教师。他成年时会说印地语、英语、一点儿德语以及穆斯林上流社会用语和波斯语。他母亲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是妇女解放的鼓吹者。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不断听到穆斯林以轻蔑的口吻议论他的母亲，这在他心灵上引起一种始终未能平息的反感。这只是他内心众多的冲突之一。他思想感情世界中的这类冲突使我想起印度南方印度教中的一座庙宇——各时代各种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维伦在海德堡和耶拿研究过比较语言学。他能像英国统治阶级一样说纯正高雅的标准英语，他还学会了法语、德语、瑞典语和一些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接着又研究冰岛语。1921年，我来到德国不久，和他一道陪同一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俄国时，他很快就学会了俄语，并在闲暇时到吉卜赛人的营地，用古梵语和他们的语言做比较。
维伦像尼赫鲁和其他印度上层人士一样，也吸收了英国珍视自由的传统。他把这种传统带回本国并加以实践时却激怒了大多数英国人。他和他的同事，既有备受种姓制凌辱的贱民，也有正统的婆罗门贵族，都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同时也是印度早期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劳工组织者和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以手枪、匕首和炸弹猎取印度和埃及的英国统治者的生命。他们有些已被枪毙，有些已被绞死，有些被监禁终生。而在这个世界上，有印度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存在。
每年夏季，英国的印度留学生到大陆度假时，朝拜的圣地之一总有维伦德拉纳什的家。他们从不敢谈论这种活动，有些人宁愿忘掉和他的谈话，因为他总是猛烈抨击印度教徒的种姓歧视和穆斯林的迷信。他的言语和行为使得那两种宗教的信徒在他唇齿的锋芒下如坐针毡，他以奚落的口吻嘲笑他们连学诗也要到英国而不能在印度学，嘲笑他们相信英国是他们死后灵魂归宿的天堂。他对于企望在英国政府统治下谋取一官半职的印度人深恶痛绝。他提醒他的学生们，只有小办事员才两眼盯紧钟表过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人对他说，人必须生活。他用伏尔泰的话回答：“我没有看到这种必要性。”
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的衣服从不曾多过我不断为他缝、补、洗、熨的那一套。对于吃什么，他从不计较。一旦有了点钱，他会送给缺钱用的任何人，以致我们经常负债。钱，不过是争取祖国独立的手段之一。他对钱的态度，可溯源至印度财产共有的大家族制，特别是婆罗门种姓免费传授知识的教师和学者。一些年以后，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看到这种态度，他们也出身于由宗族代替个人料理财务的大家庭。
维伦德拉纳什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他开始相信这种学说才是争取印度独立的导航指南：他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不明白这一行动给他那思想上的印度庙宇又增添了什么样的新花样，我无法想象他竟然会被一个政党编入自己的队列，遵循某种“路线”去思索和行动。他的头脑以整个世界为思考领域，从一切时代汲取营养。
从维伦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一天起，两个时代、两种文化融合到了一起。我是一名美国劳动妇女，一个畸形商业文明的产儿；而他，受过英国古典式教育，有一颗有教养的复杂得像个迷宫的婆罗门头脑，是印度婆罗门贵族子弟。尽管他憎恶英国的一切，他更蔑视一切以金钱为权衡标准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感情的根底却深植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土壤中。
他像狂风暴雨，按自己的本性生存，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不能不受他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选择者是他，不是我。我们的家，是印度那种财产共有大家族的小型复制品。任何一个印度人病了都可以带到我们家里来由我护理。有一次，我要同时照顾两名病人。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我们家进出就像在火车站或大饭店那样川流不息。留学生一下海轮就直接用车把他们的全部铺盖和炊事用具拉到我家。有些人身穿古怪的奇装异服；有个人买了顶一侧挂着一串葡萄的女式草帽，因为它看上去有点儿像印度男人用的那种头巾，我们颇费了一番唇舌才说服他不再使用。
我们穷得一筹莫展，维伦又身无长物，我只得卖光我的一切。1923年新年伊始，来自英国的抗议就使得德国政府不得不命令维伦离境。于是我们一而再地搬家和改名换姓以应付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债务和困难却似乎在以几何级数剧增。
只要情况略有好转，新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有时，有些穆斯林带着仍未完全摆脱深闺制的妻子来和我们同住。有时，我们也探望完全不受深闺制约束的穆斯林，其中包括穆斯林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印度独立前，为印度穆斯林领袖。印巴分治后，任巴基斯坦自治领第一任总督（1947—1948）。——译者注）夫妇。冷漠、圆滑、面相凶狠的真纳是个大地主，他娶了一个祆教女教徒为妻，她是孟买一个家财百万的工厂老板的女儿。真纳夫人肯定不会由于蛰居深闺而遭人非议。她是一个漂亮、肤浅、善于交际的女人，真纳愿意像炫耀一枚镶嵌宝石的衬衫饰纽一样把她显示在众人面前。她从腰部往上经常一丝不挂，只有奶罩上漫不经心地披一层透明的纱丽。
维伦曾希望这对夫妇能为欧洲贫穷的印度留学生捐助一笔助学基金，所以当他们来电邀维伦到德国一个矿泉疗养地去看他们时，他满怀美好的期冀欣然前往。这时真纳夫妇正在那里恢复他们在大陆夜生活中消耗殆尽的精力，但对助学基金不感兴趣。他们玩腻了，想到维伦不过是想换个花样解解闷。他十分健谈，而真纳夫人却正在为一个重大问题而茫然不知所措：她找不到胭脂和口红，希望并且要求维伦从柏林的商店里设法弄一点来。
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感到寒心和厌恶。而同时，我正为家庭的困难处境烦恼不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时要在我们家纪念宗教节日，常常是十几个人围坐在地板上，依照印度的风俗是不能让客人饿着肚皮回去的，于是烹饪、备餐的活动无穷无尽，我们家的墙壁似乎浸透着一层厚厚的咖喱味。
维伦和朋友们相处得兴高采烈，而我却开始在我们生活窘迫和贫困的压力下情绪低沉、日见憔悴；谁都理解而且爱维伦，但是很少有人理解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怪物，而且变得越来越古怪——事实确实如此。
他的小妹妹苏哈西妮第一次从牛津来看望维伦时，我正和他在一起，我目睹了他人格的威力。他小妹妹是在他离开印度之后出生的，她母亲常唱着关于她亡命国外的哥哥的催眠曲哄她入睡。英国政府强迫她父亲从海德拉巴迁居加尔各答，并且对他实行终生软禁，她的童年是在悲剧的阴影下度过的。英国警察无休无尽地搜查他们家，撕破枕头、拆开苏哈西妮的布娃娃，看她父亲是否隐匿了流亡的儿子发来的函电和密码。这位老人是作为囚徒死去的。
苏哈西妮是音乐家兼歌唱家，美得出众，仪态端庄。当她第一次站在她哥哥面前时，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看见苏哈西妮浑身颤抖，维伦的面容由于内心的斗争而显得紧张：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家庭亲人来和他生活在一起，而苏哈西妮也一定使他想起了他的父母、他的祖国和他自己年复一年长期流亡的悲剧。多年以后，苏哈西妮作为一个以歌唱家身份维持生活的共产党员和劳工组织者回到印度。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源头要追溯到维伦的影响。她愿意低下她那颗漂亮的贵族头颅，以平等对待地位低于她的人们，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维伦家的成员，印度种姓制下享有最高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一些人，都相继挣脱了婆罗门特权的枷锁，把他们有教养的头脑奉献出来，为他们的祖国，为被剥夺了财富和权利的人们服务。
也许是我对这样一种男女的崇敬和爱慕使我难以保持客观。维伦，在我看来，争取自由的炽热激情似乎永盛不衰。任何认识他的同胞都不能不深受感染。真的，甚至在我们最不愉快的时刻和我们的结合已经徒具虚名以后很久，仍能把我和他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正是他那种生命和才智的庄严魅力。
我青少年时期的处境，再加上我和维伦德拉纳什在德国共同生活所遇到的无穷无尽的困难，几乎使我濒于发狂。我曾两次离开他，单独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地去寻求宁静的休息和精神的康复，我曾在那里计划继续我中断多年的印度之行。在伦敦的朋友们试图为我取得印度的入境签证，却由于我在美国曾经因和印度流亡分子的瓜葛入狱，由于我在印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由于我和维伦的结合而未能成功。我对生活的强烈愿望消沉下去，我卧病将近三年。我整天处于麻木状态，不能动，不能说话，所期望的只是忘掉一切，也没有哪一位德国杰出的精神病专家能治好我的病。我更担心的不是死而是发疯，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恐惧纠缠着我每一场梦，我一度试图自杀，结果只是受伤。
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一位精神病科女专家。她曾和弗洛伊德（西格蒙得·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者注）共过事，是柏林的精神病法医，并在柏林大学兼职。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开始了，这种疗法折磨我达两年之久。在这极端痛苦的两年间，无论是在睡梦中还是睁开眼睛醒着，总有一个幻象纠缠着我，我伸出去的手里捧着一只中国花瓶，我欣赏它的美。但是一条裂缝沿花瓶一边不断扩大，花瓶破了，碎片从我手心里掉下去。这似乎是生命的一种象征。随着病情好转，这种幻象出现的次数也日见减少，却似乎仍然在某个不太远的地方隐约浮现，使我感受到威胁。
康复以后，我开始给大学生们讲授英语。同时又接着学我的印度史。当柏林有人计划开办一座英语剧院时，我负责辅导男女演员，于是我开始和戏剧界有所接触。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朋友蒂拉·杜里厄，她常常埋头于心理学研究。她是最古怪的德国女演员之一，但是很有学问，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文学、建筑、音乐和戏剧老师。我们同在奥地利度过了一个夏季，在萨尔茨堡参加了莫扎特音乐节之后就到处漫游，穿过整个奥地利和德国南部，访问历史名城，瞻仰古老的教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不断发展壮大，作为一种对抗势力出现的希特勒的运动也在德国兴起。但是在我们多数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又一阵不久自会销声匿迹的一时热闹。由于不得不挣钱维持生活并为健康而挣扎奋斗，我自顾不暇而难以对这种现象细加研究。有一次，维伦德拉纳什来到巴伐利亚劝我回到他身边并终于一道返回柏林时，曾在慕尼黑稍事逗留，以便能看一场瓦格纳的歌剧《指环》。一天晚上，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随着一小群人来到一座大厅，发现希特勒正在发表演说。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微不足道，以至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希特勒口吐白沫狂吼乱叫之外，就什么也记不清楚了。
由于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决定承受另一项负担：到大学去听课，并且攻读博士学位。我缺乏合格的学历，但是根据德意志共和国的一条法律规定，无论男女，凡能提交研究成果而被接受者，都有权攻读学位。我提交的是一篇有关印度史的论文。它们全都发表在德国两家一流的史学杂志上，其中一家是卡尔·豪斯霍费尔（卡尔·豪斯霍费尔（1869—1946），德国将领和地理学家，曾任驻日本武官和慕尼黑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自杀。——译者注）主持的地缘政治研究所的机关刊《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费尔曾是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名将领，日俄战争爆发后的驻日本军事观察员，后来他创办了那个研究所。由于他发表了我的论文，我曾专程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地他的家里去拜访他，并且征得他的同意，由他充当我进大学的保证人。
现在已经清楚，那个豪斯霍费尔也是造就了阿道夫·希特勒其人的一伙人中的一个。他的研究所，甚至在那时就已经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一个隐蔽的参谋总部。正是这个参谋总部为希特勒提供了“血统与土地”之类的理论和观念。尽管豪斯霍费尔的妻子是个犹太混血儿，他很可能也是帮助希特勒写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捉刀人之一。
为什么其本人及其阶级都在宣扬妇女低劣论的豪斯霍费尔愿意作为支持我的保证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也许，是由于我和亚洲人有关系。我曾在已发表的论文前言中断言，统治印度的民族是欧洲的主人。豪斯霍费尔显然很想和亚洲人保持接触，但是有一次他邀请我和维伦德拉纳什到他家做客，而从他的态度，我们却看不出丝毫的热情和友谊。他表情冷漠呆板，寡言而多疑。
我总算进了柏林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是过了不久，我就意识到毫无希望。我缺乏科学和数学基础，跟不上研究班里比我年长三四十岁的那些人的进度。他们大多已是大学预科教师，他们是回大学来拿他们最后一个学位的。而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边学习边工作，没有时间充分掌握语言。
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我终于放弃了长时期未偿的夙愿。
大学英语研究班里由我负责指导的那些班级，很像是远方各种声音的自动接收装置。其中有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为各自的信仰而情绪激动地辩护。几乎每一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名面带决斗瘢痕的学生联合会里的学生，他们公开攻击共和体制、工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自由派人士和犹太人。有一个学联学生有一次向全班级宣称，共和体制的腐败甚至表现在德国人竟然被迫在一个外国女人的指导下学习，而这个外国女人既剪短发又吸香烟。
就在这一时期，我参加了由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医师们联合组成的试图在柏林建立第一个国家节制生育诊疗所的团体。玛格丽特·山额（玛格丽特·山额（1883—1966），美国护士出身的节制生育倡导者。——译者注）资助了第一个研究机构，不久，政府就接收了这个诊疗所，并在许多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一直维持到纳粹上台命令妇女回到卧室。有一次，一位德国共产党员女医师和我，同她那位在卫生局工作的共产党员医师丈夫进行了一场辩论。他的论点是，如果可以征集男人当兵打仗，就可以征用女人生儿育女。他的态度和我的纳粹学生毫无二致，那些学生曾向大学英语研究班的负责人派去一个小组，对于在我的班级上辩论过节制生育问题表示抗议。
战败的苦果，每时每刻都在由德国人民吞咽，只是滋养了对于战胜国的仇恨。月复一月，我看到人们渐渐死于饥馑，看到殡葬行列从我所住那条街的小教堂门口进进出出。1923年12月的一天，我发现一个男人，一个来自法国占领下的鲁尔区的鞋匠，饿死在离我们家不远的街上，怀里还抱着一个肮脏、衣衫褴褛的婴儿。一群妇女围拢来，都想要为他做点什么，我接过了那个婴儿，一直照看到市福利局来收容。
在街道拐角处的小铺里，我常看到憔悴不堪的工人付出他们一周的工资，用几百万纸马克购买两块面包、一些马铃薯和一点人造黄油。肉类和水果是他们的手够不着的奢侈品。没有糖，只有糖精，他们甚至连糖精也买不起。有些人家招揽外国人包伙或寄宿，为的是弄点外汇，而正派的外国人却深感羞愧。在此期间，我遇到过一些美国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代表。他们把德国的贫困无助看成是可供外国投资赢利的金矿：他们可以任意索取极高的利息。他们是否要求过有关怎样制止革命的政治保证，我无从知晓，但是肯定要求过。后来纳粹党人上台执政，其条件就是这种保证，并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纳粹运动声势日见壮大，他们高唱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那里剽窃来的社会革命论调，以高超的权术利用人民的绝望和《凡尔赛条约》。他们依仗来路不明的充足财源向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挑战，喊出惊人的价码在政权竞争中夺标。但是由于他们的力量相对来说仍然软弱，他们复活了中世纪的秘密杀人组织——暗杀团。暗杀团员夜间行动，杀害工会领袖、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犹太人和那些威望有助于保卫共和的著名教授。我从未听到过外国银行家对这类暴行表示抗议。他们所谈论的只是“共产党的暴力”。
德国人尽管言辞激烈，却仍然是个守规矩、重纪律的民族。事实上是规矩得过分。有一位俄国共产党人这样说过：德国工人只有在国会通过法律正式批准时才会起来造反。有一次，骑警队在柏林卢斯特公园袭击示威工人，沿人行道逃跑的人们甚至不曾践踏草地。
作为德国妇女顺服和卑屈地位的一例，我可以提一下维伦和我租赁房屋的一位女房东的情况。挣钱养活自己、丈夫和一个儿子的是这位女房东，而她的丈夫却经常打她。有一次她被打得几乎伤重死去。维伦和我便向警察局报了案，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警察无权干涉家务事，除非妻子被杀身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以谋杀罪拘捕丈夫。
正是德国人民的惰性和政局混乱，使国家政权的门户出现缝隙，并且听任纳粹党人乘虚而入。这种态度，在那个令人揪心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开来；其根源在于饥饿、绝望和政治腐败，以致发展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宁愿让自己的头脑沉睡，而随时准备拥护许诺粮食、住所和安宁的任何人。当然，保证给予粮食、住所和暂时安宁的同时，纳粹党人掌管了为人民头脑提供营养的职权。德国人民接受了这种状况，也就放弃了使人类有别于野兽的——自己思考的责任。若干年后我重访德国时，听到有人骄傲地说：“希特勒替我思考。”
遥远的地平线
我曾把欧洲当作中途休息站，但是，八年已经过去。有时，我认为有一半岁月虚度了，那正是我一生最好的年华；有时，我认为得失相当，毕竟，我学会了认识自己，赢回了健康，扩大了眼界，获得了有关德国人民的某些知识、有关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大量知识。
我和维伦德拉纳什的同居生活在1928年年初宣告结束。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一种政治原则。他在我心目中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悲剧。我认为，如果他生而为英国人或美国人，他的才华很可以使他跻身于与他同样年龄的伟大领袖人物之列。尽管如此，我是再也不会和他在一起生活了。
我们重逢已是1933年。似乎长达几个世纪的一段岁月已经流逝。希特勒已成为威胁，维伦已离开德国到达苏联，正在为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工作。我一到莫斯科，他就赶来看我。他终于显老了，身体瘦削而虚弱，头发也变得雪白；返回印度的愿望始终萦绕在心，而英国人只有在他化为火葬场里的灰烬时才能对他放心。他后来的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
为了能彻底摆脱他，1927年有好几个月我是在丹麦和捷克度过的。我在那里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大地的女儿》。这是我拼命要为生活重新确定方向的尝试。1928年，我回到柏林，在大学教书，但是假期一开始，我就到法国去了。我在法国拟妥了先到中国然后再去印度的计划。
前两年，我学习了中国历史。这时，中国1922—1927年的“大革命”由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对共产党人发动战争，而已经在阶级斗争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中国的许多中产阶级革命家纷纷逃往欧洲和苏联。我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而且为其中的一位编辑了一本书。维伦德拉纳什曾努力联合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以支持中国革命，我也未能置身事外。德国生活的动荡和混乱，现在又增添了新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革命。在此期间，我出席过一些不同派别的德国人和中国人竟然大打出手的集会。
共产党人组织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维伦德拉纳什是奠基人之一。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里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政治家，为争取印度独立从事反英斗争曾九次入狱，印度独立后，1947—1964年任总理。——译者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尼赫鲁来到了柏林，我是在柏林见到他的。和多数印度领袖人物迥然不同，他文静而不引人注目；非常谦虚而沉默寡言，人们很难想到他是个政治领袖；然而他对印度青年有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的革命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但是和中国不同，印度的革命是非武装的。这一差异成了甘地的信徒和武装革命的拥护者之间争吵不休的分歧点。维伦德拉纳什支持武装斗争，坚定不移。
1928年，我从德国重回法国，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稍事逗留，遇到了《法兰克福报》（史沫特莱最初用的汉译名为《弗兰福特报》，现从通用译名改译。——译者注）的几位编辑，并且签订了一份合约，成了他们驻中国的特派记者。我担任这项职务直到希特勒上台前不久。后来，那家历史不短的自由派日报就被纳粹分子接收了。
离开德国时，我贸然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去从事一项责任重大而我又缺乏经验的职业。有时，一想起这项新任务就会使我深感惶恐。我满怀如释重负而又无限凄凉的矛盾心情和朋友们挥手告别，随着徐徐开出柏林的列车，取道苏联，前往中国。
1928年岁暮我所见到的莫斯科，已经和我1921年作为印度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六个月之久的那座城市大不相同。1928年，我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足两个月。但是，和前次一样，我参观了学校、医院、工厂、歌剧院、剧院和流浪儿童教养院。1928年我还参观了邻近莫斯科的几个集体农庄。
1921年我初次来访时，俄国革命的“琼楼玉宇”时期正在结束，平凡而艰苦的阴冷黎明正在开始。面色阴沉的红军士兵，在驱逐了英法资助的白军之后，正穿着缴获的英式制服，扛着英法制造的枪支，从南方前线如潮水般涌入莫斯科。
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开始了，我看见数以千计的灾民睡在火车站和空荡荡的教堂里，斑疹伤寒在伏尔加地区猖獗肆虐。赫伯特·胡佛（赫伯特·胡佛（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1929—193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美国救济总署署长及欧洲救济委员会主席。——译者注）的救济组织正在筹建，而俄国人对此心怀疑虑。美国对苏联的干涉，胡佛在匈牙利的劣迹，都促使俄国人相信，像在匈牙利一样，胡佛是要用粮食来完成军队未能用武器完成的事业。
1921年，人人衣衫褴褛，却满怀希望和热情。人们穿着屁股上有窟窿的裤子，但是会说“好歹总算自由了”。有一次，有几个朋友要离开莫斯科到德国去，但是火车头却独自向东开去，直到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有人发现载客的列车依旧停在车站纹丝未动。几乎没有一部电话能通话，没有一把锁能锁得上，没有一列火车能正点运行。
总之，我访问莫斯科正好是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在经过了所有那些岁月之后，我仍然保持着对于那些流浪儿童的关切。1921年，政府曾发表过一项有关拯救这些流浪儿童的宣言，随后又成立了委员会来收容、检查和安置他们。这类儿童的命运使我深受感动，也使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苏联政府认为所有的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只能模糊地记得在流浪儿童委员会主持下演出的一些戏剧节目。常常是一个衣着朴素、慈祥可亲、臀部和胸部都很丰满的中年母亲，向一个衣不蔽体、肮脏不堪的小男孩伸出手去。这孩子总是由于害怕而畏缩不前，然后，这个女人就会用委婉的措辞，耐心而谨慎地和他谈话，对他微笑，爱抚他，终于赢得他的信任。
我参观过许多为这类儿童把内部改建成一间间教室和寝室的教会、教堂和寺院。有几处正在安装机器和车床，以便把那些孩子吸引到纪律严格的建设性工作中来。任何粗暴的体罚都严格禁止，孩子们有自己的自治组织，由这种组织处理犯了错误的伙伴。
1933—1934年，我第三次访问苏联时，病情严重，除了询问一下流浪儿童的命运，什么也不能做。我才知道这时已不再有无家可归的孩子，早先的流浪儿童已经长大成人，有些成了技术熟练的工人、技师，有些成了大学生，也有一些当上了红军军官或士兵。有一次，我在高加索一所疗养院里遇到一位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农业经济学家，他就是1921年那些流浪儿童中的一个。在红军的一个休养营地，我还遇到两名当年的流浪儿童，他们都已成了指挥官。他们可以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苏联是我的父母之邦。
有许多对苏联满怀刻骨仇恨的外国旅客，常从车窗向外凝视，要别人注意站台上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尽管这些外国人只不过在莫斯科换了一次车，他们就俨然以有资格谈论苏联罪恶和暴政的权威自居了。毋庸讳言，在苏联革命期间和以后，那里都发生过不少悲惨的事件。但是我从未听见任何一个有地位的外国人曾就白卫军对苏联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表示异议，他们也从不曾认为外国军队在革命期间入侵苏联的行动有任何不当之处。
多少年来，1928年进入苏联国境时所见到的那一幕场景，在我的记忆中历久而弥新。我乘坐的列车经过波兰时，我看到车站上一个个穿戴入时、涂脂抹粉的漂亮波兰女人在为一些制服上镶着金边、装饰得华丽刺眼的波兰军官送行。10月的一个冬日傍晚，我们的列车在苏波边境线上停了下来，我便前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海关检查站。
那是用砍削得十分粗糙的圆木构成的一座建筑物，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显得宏伟高大，似乎耸入云天而消融在苍茫暮色之中。入口处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红军士兵，灰色军大衣长可及地，缀有红星的尖顶高帽遮挡了他面部的光线。步枪的枪托落地，枪尖的刺刀高与肩齐。他站在那里，也像他身后粗糙而宏伟的建筑物一样，岿然不动。远处，延伸着灰蒙蒙一片看不透的黑暗。我知道在那黑暗中的某处，人民正为建设一个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新世界而在同残酷无情的势力进行着孤军奋战。但是，在边境站前，永远有一名警卫战士守卫着，沉默而警惕地面对西方世界。我想起了建立我自己的国家的那些先人，他们也曾有过这样一种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