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何自杀？1927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35岁的青春年华时自杀了，川端康成曾为此在一篇著名的随笔《临终的眼》写道：“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但他对他的同胞芥川自杀遗书中“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这句话又特别激赏。在那封遗书里，芥川为人类“为生活而生活”感到可悲，他觉得自己想自杀是因为大自然比诗人更美，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这一个让川端康成心仪的比喻，这一个足以代表日本文学精神主旨的符号，这一个把哲学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凄艳、超逸绝伦的诠释，把作家心中久久不得释怀的生死症结，一下子疏通了。大自然是那样的美妙，但只有在“临终的眼”里才能见到它。只有临终的“眼”才能重现世间百态芸芸众生，重现流离失所无可归宿的孤独灵魂。“临终的眼”，特别拨动了川端康成的心弦。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一个多么精妙的推论！诗人自杀之奥秘不也在诗人“临终的眼”吗？
和诗人那一双“临终的眼”对视，对我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那会带来身心的极度苦痛。但为了磕开诗人的生死之门，我还是愿意直面诗人“临终的眼”，因为唯有诗人“临终的眼”，才能映现出自然的美，而且映现的不仅是自然的表象，更是意志的本质，他们通过自己之手完成对生命的重塑，对自身最彻底的遗弃。的确，诗人的生命多从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现在就让我们直面诗人“临终的眼”，以一个达观者的身份，在我们最不愿意目睹的地方，回顾诗人的那些悲剧吧。
千百年来，每逢农历五月初五，我国民间便有龙舟竞渡、角黍吊祭等活动。粽子外面还缠缚五色丝线，扎上楝树叶子；竞渡船头彩旗飘扬，迅楫齐驰，歌鼓相催。这些由荆俗楚风起始又流播岭南塞北的古老习俗，是为了纪念中华民族一位不朽的诗人——屈原。但谁又能想到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个让人不堪回首的黑暗的日子呢。这一天一身兼有政治家和诗人两重品性的屈原站在波浪翻滚的汨罗江边，心潮难平，自闻秦兵攻楚，郢都失陷，眼见秦楚相争胜负已成定局，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不由悲愤万分。他明白，国难当头，国家已无可救药，自己即使有回天之术，无奈楚王听信小人谗言，鸡盗狗鸣之徒又从中作梗，他的政治抱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面对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悲惨景象，他宁愿赴死，也不愿蒙尘、受辱。因为他是一个高洁自诩的诗人，在他眼里举世混浊而自独清，众人昏睡而自独醒，他不苟流俗，对美好理想，上下求索，持之以恒，虽九死一生而不后悔。他的诗乃发愤之作，以奇瑰无比的想象灌注着一个真实的自我，其间奔涌着只有真实的生命才会具有的强大的宇宙流，上则与日月争辉，下则与山河争秀，无愧于古代中国第一诗人。而这对他来说已不重要，他已经在此之前写下了绝命辞《怀沙》，表达了将把自己的生命肉体从此岸生存世界抛向彼岸死亡世界的坚定信念：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诗人视死如归，虽然他深爱着他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和河流，但他别无选择，他义无返顾地走进了汨罗江中，悄悄沉没在黑夜里。这是华厦文化史程中最早、最为后世诗人青睐而又非敢自尝的诗人自杀悲剧，但中国人却将这一天永远镌刻在自己的记忆中，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屈原以其毁灭生命的自杀悲剧卓然独立华厦文化史的源头，为后世文人仰之弥高，它成为二千年后一位中国现代诗人——朱湘企图寻求的最终的答案。在朱湘的心目中，屈原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源泉，一切东方的美丽与力量，一切憧憬与梦幻，都来自屈原创造的一个不朽的传奇。而屈原本身就是一首永恒的诗，他把朱湘带进了一个追求永恒的境界。面对流淌着屈原精魂的汨罗江，朱湘写下了《这条江虽然干涸了还叫汨罗》：
这条江，虽然干涸了，还叫汨罗：
这里的人，或许还与当初一样；
这白云里暮秋时令的白太阳，
还照着，不知在何处，你的魂魄。
你留下了“伟大的源泉”，我庆贺；
我更庆贺你能有所为而死亡，
好比，向了大湖，蜿蜒着这波浪，
目标总不变，虽说途中有顿挫，
在你诞生的地方，呱呱我堕地。
我是一片红叶，一条少舵的船，
随了秋水，秋风的意向，我漫游。
那诗灵[他便是我的宗主，皇帝]
是前路如何连自己都不了然——
虽说他已经给与了鲢鲤、浮沤。
在这首诗里朱湘为屈原的“有所为”死亡而庆贺，注定他要效法屈原，决意寻找自己的汨罗江了。
1933年12月5日凌晨6时许，在上海开往南京的一艘轮船上，清瘦憔悴的朱湘缓缓地步上甲板，眺望他多次往返经过的航线，心绪暗淡到极点。九年前从南京到上海，使他从一个被除名的学生，变成一位以诗歌、批评、翻译为职业的文坛怪杰，被鲁迅赞许为“中国的济慈”；四年前从上海到安庆，他以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身份，一跃而为踌躇满志的大学教授。而这一次他却要埋葬他的所有记忆。诗人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瓶酒，一本海涅的原版诗集和经过自己仔细修订的《草莽集》，迎着扑面的江风他在船舷旁坐下，一边饮酒，一边读诗。四周死一般的沉寂，突然诗人翻过船舷跃进了波涛滚滚的长江，欲晓的天幕上一颗刚刚升起的璀璨的诗星悄然陨落。这个名和字都有水、而最终又托身于水的诗人，是不会随流水年华消逝的，他的名字、他的诗歌、他的人品都将和他崇敬并以身相随的中国第一诗人屈原一样，在人们的心中传诵和铭记。与朱湘生前时有冲突，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都给与朱湘以重大支持的清华四子中的子潜，以其对朱湘内心世界的深刻了解，特意选择了美国女诗人文森特米莱的《海葬》，作为他对子沅的悼词：
我这个肉身该死在海中间，
我要的不是在一块新坟
六尺来深的土里去长眠，
我要在汹涌的海水里浮沉。
让骇人的巨鱼啮我的骸骨，
你们生人想起了得发抖，
让它们吞我趁我在新鲜时，
别等我死过了一年半载后。
然而朱湘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悄然陨落的诗星，在此之前与朱湘同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王以仁（1902—1926，字钦孟，号盟鸥）的自杀，才是中国现代诗人悲剧的序幕。王以仁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受族人欺侮，被迫借住于劝学所，靠着勤谨聪惠的母亲持家度日。家境由小康中落，遭尽世人讥嘲冷眼，没有机会留洋深造、承袭余荫、出人头地，有的只是具体实在的风霜刀剑，年轻无名，失业飘零，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又要抖索着褴褛的长衫，他能敏锐深切地感受到外界的任何的一点屈辱，但只能用饱蘸着酸处的笔让自己躁动不安的青春紧紧裹夹在历史的潮流中，写下一串串凄寂的长叹。1924年5月，王以仁的处女作《神游病者》问世。此后不断有小说、散文、诗歌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两年之中至少写了25万字，杰出的文学才华为文坛所瞩目。王以仁的创作既有文学研究会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写实主义的基调，又采取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方法，注意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袒露心灵隐秘。作品大都反映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彷徨，风格凄婉、清丽。在《定姑之死》和《孤雁》等作品中，以饱含愤懑和痛感的笔触刻画出惨淡的人生，对黑暗的现实提出了深沉的控诉。中篇小说《孤雁》由六封可以独立成章的书信连贯而成，写一位失业的青年教员，在浪迹天涯中备尝“世味秋荼苦”，造成精神变态，终因沉溺于赌博和酒精而吐血夭亡的悲剧。王以仁的长诗《灵魂的哀歌》，从残章断句“我找求那蔷薇飞散的香土，啊啊——那知我所经行的都是罪恶铺成的道路”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种探寻改造现实道路的屈原式的抱负。在另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哀中国》中，现实的腐朽黑暗、诗人对祖国热烈的爱，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但1926年6月19日，王以仁诅咒的黑暗也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正当创作盛年的王以仁却因他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灵遭到失恋这沉重的最后一击而出走，在海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毅然投入大海的怀抱，静悄悄孤零零逐清流而去，让肉躯最终挣脱那撕裂灵魂的紧张苦痛，短促的24个春秋恰似彗星一闪，他来不及更深远地展示自己的文学世界，如同自己作品中的主角，他也成为那个“时代牺牲者”。
王以仁的幻灭不过是那个时代身处沙漠，盼望甘霖的滋润而不得，心灵套着自卑的枷锁而无法挣脱的青年的缩影，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茅盾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中的一个影子——强连长，其模特儿顾仲起。顾仲起原名顾自谨，1903年生于南通，从小家境贫寒，过继给伯父，后来被学校开除，1923年流亡到上海，走投无路之中差点自杀，幸得郑振铎的大力帮助，才成为当时上海文坛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归来》、《风波的一片》、《碧海青天》等短篇小说，引起读者瞩目。在郑振铎和茅盾的热情资助下，顾仲起离沪去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茅盾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了《现成的希望》一文，对投入革命的青年作家顾仲起寄于极大的希望，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一颗正在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1927年顾仲起成为北伐军的一个连长，却变得有些颓唐起来。大革命失败后，顾仲起回到南通故里，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以中共南通特委军事部长的身份担任如皋农民“五一”暴动军事总指挥，暴动失败后秘密潜回上海。1928年初他在上海加入了蒋光慈等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在大革命产生的幻灭感却如幽灵一样缠绕着他，生活的贫困不堪，失恋而不能自拔，寄寓他乡的孤独，一连串的无法摆脱的精神折磨撕裂了他的灵魂，1929年初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一头栽进冰冷的黄浦江中，让郑振铎和茅盾的希望化为江涛的泡沫。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写下他的名字，我却在阴风凄惨的诗人自杀的行列中看到了他黑暗的身影。
许是屈原的缘故，中国诗人总喜欢逐清流而去，在江湖河海的怀抱中永远沉睡，诗人似乎对水情有独钟，水仿佛是诗人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处，水就是诗人流逝的生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水才多了一份悲凉的情愫。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的文化巨擘王国维（1877—1927）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遽然在北京颐和园自沉昆明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而这一天离端午节只差两天；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载誉中外，举世瞩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老舍（1899—1966）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一个黑色的日子里，怀着不尽的痛苦、困惑和愤怒，在首都北郊一处冷僻的、鲜为游客所注意的太平湖公园里投向了沉默的湖水，用屈原的自殉方式，向这个荒诞的人间作了警世式的抗议和控诉；而在同一天，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1917—1966）也作了这样悲壮而凄惨的选择，在永定河里沉没；著名作家李广田（1906—1968）则以冰凉的池水作为永远安息的栖身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1895—1968）也在闷热得透不气来的一个深夜，不堪忍受政治法西斯的压力、凌辱和摧残，与清凉的井水溶为一体；在那流逝的悲凉的世界里，当代北大诗人戈麦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面对真理而只能无言的绝望，在毁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诗作后，毅然于圆明园附近投水而去，使燃烧的诗意彻底熄灭；20世纪末夏天的一个清晨，海南三亚天涯海角，人们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惊讶的人们把他打捞上岸，确认他是重庆人胡佳文，曾经在重庆诗坛上闪光过的新星，出版有诗集《红苹果》，因诗歌而婚姻破裂，又因婚姻破裂而诗意全无，于是在一个深夜，他一个人在三亚海边听着涛声，望着无垠的大海，他没有拒绝那充满诱惑的召唤，一直向前走再也没有回头，任凭波涛汹涌的大海把他揽入怀中……诗人啊，为什么如此眷恋于水？与水有如此的不解之缘？难道屈原的魂灵注入了诗人的体内？
翻开中国诗人自杀的名册，一个个你熟悉的或陌生的名字都让你感到触目惊心：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陈梦家，《红岩》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杂文家邓拓，著名诗人闻捷，戏剧家田汉，著名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学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胡先、陶然……他们是在“红色恐怖”的“文革”岁月中加入中国诗人自杀行列的，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份灵魂撕裂的无言的抗争和控诉。这是一个时代诗人的集体的悲剧，因为在一个完全扼杀了诗意的时代，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诗人的时代，诗被杀了，诗人的诗魂也就被杀了。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诗人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仿佛又一次砰然发动，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苦难的脆弱的生命，以英雄式的沉默加入了黑色的死亡游戏：海子、陈泮（诗人江河的妻子，笔名蝌蚪）、方向、顾城、昌耀、徐迟、三毛；还有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他们使死亡的话语成为最令人揪心的话语和最惊心动魄的诗篇，超越了人们用哀怜和回忆所勾勒出的意义轮廓。
然而，当历史无言地将中国诗人的悲剧浮现在我们眼前时，我却在死亡序列的另一头看到了域外诗人更为惨烈的自杀悲剧，我不想惊扰那些在历史深处沉睡久远的灵魂，我把沉痛的目光投向20世纪那些不幸的和勇敢的缪斯的信徒们，在那一幕幕残忍的自戕生命的悲剧里，我仿佛看到了杰克·伦敦、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哈特·克莱恩、海明威、弗吉尼娅·伍尔夫、斯特凡·茨威格、奥拉西奥·基罗加、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奥洛·亚什维里等，一个个充满忧郁和悲凉的“临终的眼”，我深深地感到不安的是我为什么要打扰这些已经安息的灵魂？如果越过死亡，回到死者生前放歌的岁月，我能将亡灵点燃言说的火焰燃烧下去吗？我能找到通向诗魂的入口处吗？
我首先想起那个与中国诗人同样喜欢与水为伴的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那个写出了被批评家誉为“20世纪美国诗歌的里程碑”的《桥》的海中孤魂。哈特·克莱恩生于1899年7月21日一个生活舒适却丝毫没有艺术细胞的商人家庭，父母的婚姻破裂使他承受着变态的母爱，以致弄得脾气海明威暴躁，过分敏感，并执著于同性恋。1908年他萌生了做一个诗人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只身来到纽约，很快打进了纽约文艺界。他漫游在现代主义和惠特曼的传统两个流派之间，从中吸收营养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在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下，他创作了《桥》，将历史、传记、地理统统溶进诗中，试图创造一个“积极的”美国神话，然而当时美国文坛无法理解和和无法接受这首史诗杰作，于是他的精力、才智、生命统统消耗在酒精里，他感到江郎才尽，只有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同走进一个爱的新的天地，他的美国神话才不会消失。但他所倾心相爱的人对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价值观和深邃的洞察力并不理解，激烈的争吵粉碎了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于是他执意要把自己锁进漂游的花朵里。1932年4月27日那个黑色的日子，在墨西哥开往纽约的“阿里扎巴号”的轮船上，绝望而去意已定的哈特·克莱恩冲向甲板，纵身跃进了加勒比海，成了一个在大海中永远漂游的孤魂。哈特·克莱恩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美国的悲剧，在那样一个充满奇迹而又充满困厄的时代，一个充满艺术而又充满讽刺的时代，美国作家几乎都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哈特·克莱恩虽然并没有自杀的本性，但他的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不幸的是哈特·克莱恩的悲剧在美国自白派诗人那里又一次悲壮的重演。当我把目光投向自白派诗人的黑色墓碑时，仿佛又回到了50年代到60年代自白派诗人风靡美国文坛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精神生活几乎崩溃的时代自白派诗人以静静的和不约而同的方式对抗社会习俗，毫无顾忌地揭示自己的性欲、死念、羞辱、绝望和精神崩溃等为常人避讳的隐私，常常恨不得在毁掉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的同时也毁掉自己，他们敢于同传统势力和不公正的社会抗衡的精神使他们常常以写自杀而著称。自白派诗歌的创始人罗伯特·洛威尔以“我就是一座地狱”的名言成为自白派诗人顶礼膜拜的信条，而洛威尔本人差一点便自杀，其后的女诗人西尔维娅·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和约翰·伯里曼则都在成名后自杀身亡，尤其使人感到迷惑的是刚过而立之年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夭折了。这个醉心于在自我和客观之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诗那种悲剧式的忘我剖析推到了极端的女诗人，于1932年10月27日出生在马萨诸塞洲的波士顿市一个来自德国移民的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普拉斯从小就显露了写作的天才，17岁就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与英国青年诗人特德·修斯一见钟情，很快结为夫妇，随即回国，参加了自白派诗人运动。但普拉斯的精神生活却像江海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夫妻关系逐步恶化，诗人、贤妻、良母三重身份的缠绕使她几乎难以应付，流产、阑尾炎、怀孕，接二连三的住院，使她感到现代生活中的人不过是机器而已，人被阉割了完整的人格，面临着虚无又无可解决，只能在死亡中寻求意义。19岁时普拉斯曾第一次尝试过自杀，她服了50粒安眠药后藏身于地窖最不显眼的角落，经过长时间之后才被发现，并奇迹般地被救活，这次故意的自戕反映在她的小说《钟形罩瓶》（1963）里。10年后她又尝试了第二次自杀，她故意飞快地把汽车开出车道，造成撞车事故，却又一次神奇地活下来。然而1963年2月11日，普拉斯在精神极度错乱中吸煤气自杀，这一次她没有能够幸免，终于达到了“自我毁灭”的最高形式，将其不朽的诗句“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让她分外精彩”付诸于其残酷的实践。
文学声誉在英美等国超过劳伦斯的弗吉尼娅·伍尔夫，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超凡智慧的才女”，在58岁的时候自绝于人世令英国文坛为之震惊！她选择的归属竟也是清流！我无法描述1941年3月28日那个阳光灿烂却又充满凄凉的日子：已经好些天感到与远方的缪斯的召唤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弗吉尼娅·伍尔夫，给亲人留下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她姐姐的，一封是给她丈夫的，因为在这喧嚣而寂聊的人世，只有姐姐和丈夫是她深深爱着的人。她一生经历过许多黑暗的岁月，父母的早逝和其它亲人的离去，精神病的折磨，自杀未遂，不能继续创作，和丈夫虽然忠贞相爱，体贴入微，却缺乏灵魂的撞击，他们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她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恐惧，战争又毁了她在伦敦的家，只好迁居到乡下的别墅，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世知音难觅，她的精神崩溃过多次。她并不害怕死，问题是陷入生死不能的境地时，她只好寻求一直诱惑着她的让她感到愉悦和宁静的流水，童年时代她就听惯了窗外拍岸的淘声，水成为她最亲密的朋友，水，大海，波涛成为她和她笔下人物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愿意化为清流的一份子，那是她最幸福的解脱。她从容地拿起心爱的手杖，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寓所，来到乌斯河边，凝视着迷人的流水，在波光粼影里她仿佛听到了一种甜美而动听的召唤，这召唤令她感动得泪流满面，让她的灵魂颤抖。她心中充满着回归水的渴望，于是她把手杖轻轻丢在岸边，然后将石块塞满衣兜，毫不犹豫跳进冰冷的河中，汇入了永恒的流水。
弗吉尼娅·伍尔夫的死让英国文坛震惊了一下，而在她之后的川端康成的自杀身亡不仅令日本列岛，更让世界文坛哗然和震惊。
川端康成从一出生就没有享受过人间温情，接二连三失去至亲的悲哀一再打击着他的压抑的童心，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因此他除了寂寥和孤独之外就是苦闷。直到20岁时一次伊豆温泉之旅，才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个美妙的歌女犹如一朵完美之花照亮了川端康成20岁的心灵，也照亮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伊豆舞女》以其情节和情景的甘美以及青春形象的清纯风靡世界文坛，为日本民族和世界文坛塑造了一个永恒的美的形象。然而这样一个如此珍爱花蕾一般未被生活尘埃污染的少女的人，却没有勇气生下一个如花的女儿，因为他锐利的目光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对于美的摧残，他不敢让儿女们出生，他虔诚地维护着他心中的女神。他不停地搬家，因为他要择美而居，择清净而居，世事于他如浮云。58岁时，孤独到极点的川端康成开始了一次孤身旅行，他到国外是为了寻找美，发现美，享受美。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沉沦，道德水准下降，物欲横流。川端康成走遍了世界，却发现自己更孤独了，他发现的美只是在他心中，没有人愿意也不可能和他分享，他只能自嘲是一个“无赖闲人”，一个多余的人。所以突然有一天他像彩虹出现般地消失了，令人惆怅不已。世界文坛有幸，出现了这位完美的大师；大师不幸，因为他终被人间烟火窒息，包括他的自杀方式：口含煤气管窒息而亡。虽说日本似乎有一种自杀的传统，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不到一百年之间就有七八个知名作家相继自杀：明治时代的厌世诗人北村透谷自缢而死，白桦派文学的重镇有岛武郎与恋人双双情死，还有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太宰治、田中光英、三岛由纪夫都自戕而亡。然而谁的悲剧都没有川端康成这样让人扼腕，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散步去。”川端累了，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说“累了”，现在他是去天国散步了。
川端康成富有象征意味的悲剧带给我们无尽的惆怅和遗憾，而茨维塔耶娃凄惨的悲剧则让我们感到万分的痛楚和辛酸。备受俄罗斯诗人和文学史家推崇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具有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和诗歌技巧使她冲破重重困难在真正创作的上空自由翱翔。但她天生耽于幻想，惧怕孤独，一生多次追求心灵的知己，经历的都是不幸的爱情，眼睛往往被幻想蒙蔽，知己很快变成异己，自己陷入绝望，唯一解脱的办法便是将心中的痛苦倾吐于诗中，让绝望爱情的苦水化为晶莹的诗篇。她身上最令人震慑的是她心灵深处的激情，这种激情把她推向了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火凤凰在诗坛上勇敢地高歌。但由于历史环境，她迫不得已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和时代失之交臂，在孤绝的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的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1941年8月31日在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茨维塔耶娃悄悄上吊自杀了，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有房东大婶说了一句话：“她的口粮还没有吃完呢，吃完上吊也来得及啊！”这位天才的女诗人当时她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绝大多数苏联读者不知道她，少数知道她的老作家绝口不提她，他们自身有如惊弓之鸟，谁还敢提这位流亡国外17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呢？女诗人被草草埋葬在叶拉布加山丘上，她的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发表达30年之久，但她的诗魂却一直高翔在帝国疆域的上空。
我不想再一一描述那些著名诗人的悲剧，不论是斯特凡·茨威格、奥拉西奥·基罗加以安眠药悄然结束自己的生命，长眠不醒，还是杰克·伦敦向自己注射过量的吗啡，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抑或是马雅可夫斯基、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开枪自寻短见，恐怕都没有海明威的自戕，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悲痛。20世纪美国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但却出现了海明威这样的英雄，一个真正的硬汉，一头顽强的雄狮，但据说他家有四代精神病史，有“自杀俱乐部”之称。海明威一生都在和自杀的冲动作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一直追求着轰轰烈烈的生。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把装有两发子弹的猎枪塞进自己的口中，轻轻扣动了扳机，这一来不仅打飞了自己大半个脑袋，而且把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给打懵了。在一个总统死了都不会举国悲哀的国家，人们都沉浸在哀痛之中，因为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都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为这种精神而哭泣。
其实，人们应该为诗人感到庆幸，虽然诗人自戕的心路历程充满血泪的残酷，但追求一种大宁静，“在适当的时候死去”（扎拉斯图拉如是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自由而死和死于自由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只要诗人的死不是对人类和大地的谩渎，只要诗人的死使其精神辉灿着如落霞之环照耀着世界，就足够了。我这并不芥川龙之介是赞美死亡，只是想说活着并不一定都是美丽的，而死去并不一定都是罪孽，不要天真地以为诗人活着就能够为这个世界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当诗人的精神翅膀被折断时，他只有回归大地的怀抱。帕斯捷尔纳克在回顾与他同时代自杀的俄罗斯诗人时所说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去体悟：
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敬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以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当然，仅仅低下头颅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扬起自己的心魂，去寻求诗人自杀的谜底，因为在这谜底中蕴藏着诗人创作的奥秘。但是要把高悬在诗人头上的死亡之剑移去，要让缪斯潜意识幽暗的通道曝光，这无疑是西西弗斯推的那块石头，我深知无论运用现代何种利器，这个古老的问题仍然很难最终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不过，我既已开始推动石头，就义无返顾了，因为直面诗人“临终的眼”，缪斯那充满诱惑的召唤时时在我耳边回响，沉睡久远的诗魂正在苏醒，缓缓地开启着那扇沉重的黑暗的神秘的生死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