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最活跃、最积极的生产要素，是积累和创造物质资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和促进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给予中国带来的利益，对社会经济负荷力和合理资源承载量形成全面持久的沉重压力。19世纪，马克思认为，中国“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一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新中国成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严重，谁统治也无法解决。1949々1957年，我国人口增长量呈下降趋势。毛泽东却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说“人多力量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并一度鼓励生育。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新人口论》指出，人口继续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应该计划生育。毛泽东说他杞人忧天，并开展了对他的批判。“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人口增长率高居不下。60年代开始提出晚婚晚育、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但在十年“文革”无政府状态下，计划生育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收效甚微。1949年5.4亿人口增长到1982年的10.3亿，平均年递增1.91%。
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少生优生晚婚晚育，鼓励一对夫妇一个孩。据统计，1971～1998年少生3.38亿人，节约抚养费7.4万亿元。1982年确立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攻坚战，但2000年已达12.6亿人。而且只注重物质投入，忽视了对人的教育，地域人力资源也不是合理配置，农村潜在失业人口4亿人。
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不仅看经济总量，还有人均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超过日本，但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成果，人均产值、收入一直落后日本，甚至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25%用于新增人口消费。1950年中国人均GNP47美元，日本131美元。1960年中国164美元，日本458美元。2000年中国800美元，日本3.2万美元。
历史上，日本通过堕胎、杀婴等手段，使人口保持在3000万左右。人口压力过大，军国主义鼓吹扩张，输出人口。青壮年男子大都走上战场，并向中国移民，组成“开拓团”，国内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政府主张“早婚兴国，晚婚亡国”，“生育吧，繁殖吧”。要求每对夫妇至少生5个孩子，并有奖罚措施。结婚生育成为法西斯对外扩张的工具。
1945年，日本战败，海外移民和军人回国，总人口达到7200万人，出生率3.43%，失业率高，给日本带来沉重的压力。在“人口适度论”的推动下，1948年通过《优生保护法》，允许人工流产和绝育。1949年，批准生产和销售避孕药具。开展新生活运动，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少生少死，良养良育”，并进行人口统计、人口研究工作。对孕妇开展教育训练，介绍优生优育知识，定期上门检查。有遗传性疾病、精神病等做优生手术。有一年风疹流行，患病孕妇自觉做了人流手术，避免产下的婴儿畸形。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1957年为1.7%，1958～1973年均增长1.1%，进入低出生、低死亡率阶段，晚婚、少生、优生、长寿成为主要趋势。高度城市化和技术革新，改变文化生活，加强了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变的倾向。1980年，日本平均每个家庭3.77人，1997年减少到2.91人。妇女平均生育1.39人。
日本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服务行业、教育事业将新增加的适龄人口暂时吸入。严格退休制度，女子结婚后离职，过剩人口、劳动人口输出到国外。因此日本单位面积人口是中国的2.5倍，却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严重的住房、交通和人口问题，并有效地促进经济起飞。
2010年，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变成零增长，劳动力老化将先人口老化而出现。社会承受的人口高龄化压力比日本当时要严重得多。年逾六旬的人口已经达到1.44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2025年日本老龄人口26%，中国20%。届时中国每三人负担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负担4.8个，将导致一系列问题。
据《日本银发》杂志发表文章：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人，占中国总人口25%。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多老年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所以说，崛起的中国是年轻的，但享受的人们是衰老的，这就意味着国民越干越没劲，赚来的钞票全为养老族，年轻人靠不上边，沾不上光。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3000多美元。发达国家一般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美元到1万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因此中国应付人口老化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呈现出“未富先老”“未老先衰”的局面。
日本的人口问题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逐年减少。1998年14岁以下儿童1927万，65岁以上人口2100万，老年人口首次超过未成年人。未来50年，日本每年需要60万外来劳工。按目前出生率，日本人口100年后下降50%，1000年后仅为45000人，1500年后，日本人口将为零。日本正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并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和人才。
信息经济一体化，先前成功的榜样，使许多国家不会再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如此，日本如此，关键是人的独特素质。正如英克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中阐述的：“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和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与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长期以来，西方封锁，买不来先进技术机器，是我们为自己落后辩护的理由。旧式机器的低效率运转与密集式的人力简单结合，恰恰成为适合国情的劳动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洋跃进”，以为买来先进设备就会迅速现代化，恰恰由于国民素质无法引进，传统人没能向现代人转变，因此消化使用不了，许多设备成为一堆废铁。
人的现代素质是指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市场制度相适应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社会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出产品前先出人才。现代化大生产是培养现代人的最佳摇篮。现代工业程序设计体现了一系列现代行为准则，人品、人格与职业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职业道德是社会或他人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和从业人员求得自身完善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要求。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竞争进取，团结协作，讲求效率，有责任感，才能使社会协调，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物质资源合理调度，政府高度统驭整合社会能力。因此在现代化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人口如不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才的话，就有可能成为被抛弃的垃圾。
有人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于“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企业的合作”，“阴险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低工资报酬”，“模仿美国技术”，“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与从美国引进的经济民主二者融合并巧妙运用”。其实归根结底，离不开日本人的高素质。战争毁灭了厂房、交通、住宅、设备，使明治维新以来一切物质文明成果丧失殆尽。但产业生产组织、企业组织仍然存在，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仍然存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有人说，日本缺少资源，因此没什么了不起。但日本能发展起来，恰恰证明能力非同寻常。
1995年9月17日，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产、产出资产、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等四方面计算，日本总国民财富位居世界第4，达56.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倍。日本人均国民财富33万美元，其中自然资本占2%，人才资源和财富结构占98%。中国人均6600美元，第162位，人力资源占77%，创造财富15%，自然资源8%。
由此可见，日本虽然自然资源缺乏，但由于人力资源丰富，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国民财富大大超过了以地大物博、无所不有自居的中国。
日本每年用于职业培训费用相当于生产成本的1/10.无论业务学习是否与本职工作有关，不少企业也提供学习经费，技术工人能够很快掌握复杂的制造管理机理，消化和吸收改进新技术新工艺，对自动化给出恰当的指令，并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广泛知识，有重大技术贡献工人可获得“人间国宝”称号。
大学毕业生直接到生产第一线，经过动手操作的锻炼才能晋升。本田公司技术研修项目是给每名新工人一辆有故障的摩托车，要求把车拆散，再重新组装成能行驶的车。
中国什么都缺，就不缺人；中国什么都不缺，就缺人才。人口多优势始终没能转化成人才优势、经济优势，反倒成为人口包袱、经济劣势。劳动数量供大于求，质量供不应求。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潜力劳动力供给超过实际劳动需求人口，既是高消费也是高浪费，形成人才积压和严重人才匮乏，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冗员并存的人才倒挂现象。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60%以上，但剩余劳动力3亿，占总人口25%。
我国每年1/3左右财政收入用于新增人口就业安排和退休人口的花费。产业职工1.4亿人，企业内的各种职工培训能力3000万人次，每人培训费年60元左右，日本德国达20万元左右。培训教材设施和国际水平相差30年。岗位技术素质和劳动纪律下降。70%职工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水平，各级技术平均水平不及五六十年代，高级技工缺乏，每年500万人不经培训走向工作岗位。有才华的毕业生往往到机关工作，缺乏大生产经验，工人技术操作技能、革新欲望和能力远远低于日本。工人流失严重，某些工种技术有失传危险。高级、中级、初级工所占比重为4%、24%、72%；日本分别为40%、43%、15%。有关统计显示，亚洲熟练工人素质日本第一，中国大陆第八。
由于科技信息等发展，知识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价值载体的产业工人数量和质量受到第三产业和知识群体的挑战，产业工人蓝领力量逐渐削弱，人数减少，劳动力自然资源优势、资本优势的重要性也不断下降。1995年美国蓝领为社会劳动力的20%，2020年下降到2%。日本也大体相当。日本培养四合一的复合型人才，即具有科技内涵、艺术气质、经贸才干、外语本领等。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日本每1000人中有科学家、工程师4.7人，居世界第一，中国仅为0.65人。我国国家科委调查，能在工作中发挥全部能力的只占15%，实际上不能发挥作用的占30%。42%以上的正副教授和50%的高级研究员正在退休。由于“文革”少培养一代人，全国100多万高级人才45岁以下仅占6.3%，35岁以下仅占1.1%，科技工程、文学艺术、社科哲学等领域高级人才绝对和相对比例都将跌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
国际劳务市场有3000万人，中国人不到1%。许多学者迷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学者托夫勒认为，像出租军事基地和出口矿产一样，出口廉价劳动力也正达到临界极限，是由于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的出现和有发展前途的劳动力也上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加快和完善信息流通，减少库存或精简机构，这样节约下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从工人每小时工资中挤榨节省出来的成本，而技术不熟练、管理不严的问题也抵消了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优势。
日本菜农流行一句话：有能耐的种菜，没能耐的做工。可见种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易。日本菜农只有经过专业培训，得到合格证才可种菜。我国用世界上7%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却用世界40%农民养活世界上7%的非农民。农业科技人员272万，仅占从事农业人员的0.64%，小学水平、文盲、半文盲占农民的65%。
我国真正需要人才的中小城市、农村、西部地区，缺乏吸纳人才的激励机制，甚至无法留住人才。由于西方采取永久居留权、免交学费、高待遇等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留学人员30多万，仅归国10多万人。美国成功吸收各国精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1986年有4.4万外国人在日本研究，而日本有55万人在海外研究。日本落后于美国，在于日本是一国对世界人才聚集的美国。日本排斥、封闭、保守是导致外国人在日本少的缘故。9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吸收数千外国科技人才为日本工作。1993年中国留日学生2万人滞留不归，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40%，希望在日长期定居和至少工作4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占调查人数的40%。日本大企业在中国高校设丰厚的奖学金，吸引优秀毕业生。
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把军队中的将校军官和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团体、个人整肃解散，约1300个组织20万人被开除公职，破除了封建制度权力网络。从政府和企业中退下来的旧领导人金蝉脱壳，摇身一变，成为新型的经营者和政府中的经济官僚，在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日立、松下、三菱、三洋、夏普、东芝等大家电巨头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在旧军队中服过役。不因循守旧，富于想象、创新、进取精神，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大公司和品牌，树立起日本式经营的典范。
1980年，4万多个大企业41884个总经理中有44%是大学毕业生。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创立索尼、松下、本田公司。他们是战后经济神话最杰出的代表，既懂技术，又懂管理。随着盛田昭夫1999年去世，宣告日本企业偶像时代结束。
我国企业家缺乏现代管理经营知识、正规学历教育、开拓性创造性思维方式，小农意识强，患有“霸王症、运动症、妄想症、欺诳症”，往往经不住短期利益的诱惑。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胡志标、何阳等中箭落马，昙花一现，就可见一斑。
1997年上半年，日本、韩国、中国有关机构对三国企业家的工作消费观和生活方式进行联合调查，对于“选择工作时最注重什么”，日韩最注重工作兴趣和发挥自己能力，中国则最注重工资福利待遇。对于企业作用，日本列第一位的是“提供优良商品”，韩国是“追究利润”，中圈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未进入日本企业家选择的前无项，“提供优良商品”也未进入中国企业家的前五项。日本表示愿意使用“价格昂贵，但对环境有益的商品”有76%，韩国78%，中国38%；日本表示“商品还能使用就应继续使用”占85%，中国48%。
日本政府从全国名牌大学中选拔优秀毕业生到工商、税收、财政等执行计划的部门工作，并进行选举、奖惩、培训、晋升、调换等一系列严密制度，优胜劣汰，使人尽其材。
1981年前，我国干部队伍县处级以上绝大多数解放前是从农村投身革命，他们长征路上扛过枪，抗日战争吃过糠，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战火洗礼考验中，形成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思想政治觉悟，但他们没读过几年书，文化程度、专业知识有限，建设治理国家能力不足。
日本很多众议员为出身于经济界的知名人士，精通政治，拥有全面广泛能力和管理经验。对日本战后复兴起巨大作用的吉田茂首相对经济政策颇感兴趣，不断磨练自己，并有独特见解。池田勇人、田中角荣、福田等首相都曾就日本经济问题著书立说。池田勇人精通生产、贸易，出访法国时还推销电子产品，被称为“半导体推销商”。岸信介首相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成绩位届全校第一、二名。年轻时担任商工官僚、“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打下丰富的领导才能。同国后担任商工次官和大臣，主张统制经济。1957～1960年任首相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搞不好经济的日本政府有被弹劾乃至跨台的危险，任职期间也缩短。田中角荣辞职，不仅因为腐败丑闻，还因为经济失策。佐藤政府因经济成功而连任两届。
海外华人6000万，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取得显著成绩。新加坡70%人口是华人，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创造了新加坡的繁荣。华人主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但有日本人存在的国家，华人成就要相形见绌。日本人占秘鲁人口1%，但在政治界、经济界显要人士的比例远超过其人口比例，藤森还担任过总统。巴西日本人掌握蔬菜业、蚕丝业、茶叶业的大部分，担任内阁部长、联邦议员、将军的也不罕见。
日本人占美国人口0.3%，一半于华人。华人工程师、科学家占美国25%，诺贝尔奖得主超过日本人，但占本族人口比例低于日本人。日本社团比华人社团竞选公职积极主动，并保护自身权益，担任议员多于华人。
1912年，毛泽东认为“当前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的经济学家”，他接连考取两所商业学校，最后入读师范学校。他博览群书，但却知识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特别是社会化、工业化方面知识缺乏，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没有感性认识和切身体验。没能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改变，用诗人浪漫气质、战争时代的牺性精神指导建设，违背客观规律，决策失误频频。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留学法国，执着，务实，稳健，把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江泽民诗词书琴，无所不精，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全面型领导人，早年留学苏联，长于工业企业和城市管理，带领中国人民走进新时代。
年富力强，懂经济技术，经历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优秀专家型官员成为中国领导集体的主流。中共十五大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3/4强的人有大学以上学历，2/3的人有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中央委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318名，占总数的92.4%，比中共十四大提高了将近9个百分点。我国正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中国21世纪上半叶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可靠保证。
日本经济发达，生产力先进。虽然人口多，但高度就业，失业率长期居发达国家最低水平，甚至缺乏劳动力。而人口密度小于日本的中国，仍感人口过量，劳动力结构性过剩异常严重。在日本富得流油的利益诱惑下，落后国不用胁迫，不请自来，甚至偷渡去为日本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1993年，日本外来劳工100万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2%，2000年超过5%。大都从事日本人不爱干的脏、累、险工作。
日本是后现代化国家，人们逐步摆脱为生存而劳动工作的阶段，上升为愉快生活劳动阶段。
机器人是电脑信息科技结合的产物，按一定程序，在需求创造供给经济定律下，能采用强性化的生产策略，秉承人的旨意，不知疲倦，情绪稳定，任劳任怨，不要工资，不会罢工，有利于提高生产率、质量、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并可在黑暗、恶劣、肮脏、危险的环境，如海洋、太空、地层下进行复杂的抢险救灾工作，处理棘手问题，是最理想的劳动力。
1967年，日本引进美国机器人技术，10年后产量及拥有量均届世界第一，占世界的70%。1975年，日本的农村机器人可进行果树喷药、嫁接、育苗以及全自动挤奶，检测西瓜、橘子等水果成熟度，摘黄瓜、葡萄等。
1968年，日本最先在世界采用柔性生产系统，即由中央电脑直接控制多台机床生产，使生产工艺流程门动化，是机器工人群日产汽车公司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生产汽车，冲压、喷涂、组装、焊接以及各种检查工序均由机器人进行自动化流水作业。人均年产汽车95辆，比中同一汽多94辆。1989年，该工厂首次安装智能型车体组合系统，其心脏由51部机器人组成，能提取零件加以安装，并以0.1毫米误差进行焊接，然后检验成果。所有组合动作在46秒内完成。该系统没有车型、数目的限制。
1995年日本有无人售货机600万台，世界第一。同年3月，深海机器人在马里亚纳海沟创下10911米E内潜航纪录。汽车业机器人顶替20%的劳动力，每6人有1台。每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352台，是美国的10倍。1960年-2000年，日本劳动工时数缩短44.9b%，而社会劳动量总工时增长300多倍，主要靠机器人获得。
使用机器人并没有造成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现象。被机器人取代工作岗位的工人经过培训，从事其他行业乃至生产机器人，并为之服务，增加就业人数甚至比使用机器人减少的就业人数还多。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投资1000亿美元以上研究智能化、拟人化、实用化的机器人，以及进行探雷、扫雷、行走、投入作战的军用机器人，并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机器人能认识作业环境和作业对象，理解作业目的，并进行动作安排，根据感觉功能进行识别，实现灵活多样的控制。
2000年世界机器人总数达74万台，中国4000台，日本超过40万台。21世纪日本可望实现每个家庭至少拥有一台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