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描述了中国的富裕，也有一个“黄金之国”刺激着西方人的好奇和冒险心理，这就是日本。
明治维新采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提出的“通货集财，富国强兵”，实施变革。但由于穷兵黩武，人民消费和生活水准被压低。日本军国主义还虚拟一个金光闪闪的“大东亚共荣圈”，说让亚洲人民“共存共荣”，过上好生活。
共产主义利用贫穷和阶级压迫点燃了革命烈火。毛泽东认为贫穷是好事，使人们想千革命。1937年11月，他给表兄信中说：“家境困难，以非一家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唯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129师政委邓小平对山西老百姓说：“打败驱走日寇，好日子到来不会太久。”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日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温饱无法满足，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在二战后初期，中国人生活水平虽然很低，但安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1961年，溥仪热情洋溢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着日益美好的生活，但是日本人民的处境还很不好。”显然，他对大跃进导致的几千万人饿死的严酷现实避而不谈。他并不了解，此时的日本已走出战败穷困的阴影。
2010年，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为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作出伟大贡献和牺牲的革命老区——井冈山、太行山、吕粱山、沂蒙山仍然是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1994年，《国家九七扶贫攻坚计划》列出的592个贫困县中，有105个是老区县，有中共中央所在地江西瑞金、于都，河北平山，115师所在地河北阜平、山西五台，新四军总部所在地安徽泾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家乡四川仪陇，120师师长贺龙家乡湖南桑植，129师师长刘伯承家乡四川开县、政委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将军县”湖南平江，湖北大悟、红安、麻城，河南新县、光山，江西兴国。
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闹革命时，对人民许诺将来过上“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生活。党中央在陕北时，百姓每家三缸粮，一缸菜，就算丰衣足食。“文革”时却是三缸菜，一缸粮，糠菜半年粮。有的人家甚至五口人用一床被子。“战争年代都没有这样苦”，周恩来见状掉泪，“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信天游》是陕西佳县农民李有源所作。1998年，他的后代还住在抗战时开出的破窑洞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人均年收入只有二三百元，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
山西是中共抗战的立足点和主战场，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民国前500年晋商富可敌国。1994年，人均纯收入全国倒数第一，有50个贫困县。抗战时吃山药蛋、玉米面糊糊，至今还在吃。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战役所在地，当年老百姓打扫战场，从鬼子死尸身上扒下斗篷、衣服、皮鞋、金牙……直到1995年，仍然有人扎着日本鬼子的腰带。贫穷使他们不去理会什么。
山西武乡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师部所在地。抗战时全县人口12.5万，1000多人参加八路军，9万多人参加群众团体，2万多人牺牲，7000多人伤残。甲级英雄李马保受朱德总司令嘉奖。1995年他仍住在半山腰一个破院子里，每月12元补助是唯一生活来源。80年代初武乡教育局克扣挪用教育经费盖家属楼，买日本小汽车，学校危房却很多。1997年，60%的小学生没有书包，只好用碎布拼制的书包或废纸盒。
左权和杨靖宇牺牲地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左权位于山西，曾是129师师部所在地，邓小平在这里生活战斗8年之久。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说要在漳河上建一座桥，但直到80年代初才建成。许多人家到十几里外担水吃。老区人民每次去北京都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关切地问：“老区人民生活怎么样？经济发展了没有？”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左权人民无比悲痛，由于没有电视，为收看追悼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人们清晨5点出发，步行到30公里外去。县委书记林玉玉表示：“一定要像当年驱赶日本侵略者一样，把贫困落后赶出太行山。”
杨靖宇出生地是河南确山，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杨靖宇青年时领导农民运动，取消苛捐杂税。1995年8月，确山农民由于负担过重，发生13起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事件。许多地方不通电，经济实力排在全省最后列。在全省“三优杯”检查评比中又居脏乱差行列，受到省政府通报批评。吉林省靖宇县经济实力多年排在全省最后，有“返销粮的日子，救济款的裤子”的讽刺。1993年，某乡90%校舍被市县列为危房。1995年，部分农民缺粮断顿，家有一台双卡录音机算上等生活水平。在河北涞源，白求恩抢救伤员，王二小放牛引日寇进入包围圈，黄土岭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改革开放后，这片土地以贫困、教育滞后、失学孩子多而闻名全国。张胜利为求学，卖掉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甚至房上瓦片。他有幸成为希望工程第一个救助者。
日本《朝日新闻》称：“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阿部规秀家乡是日本本州东北部的青森县，二战时遭美军空袭，73%房屋被破坏。而今青森县是日本落后县，但人均收入高于亚洲任何国家。青森同东京、横滨差距大大小于涞源同北京、上海的差距。
青森自然环境优美，有日本最佳木材林，保护很好，是日本人向往的居住区和游览区。苹果产量占日本一半，并帮助中国进行苹果栽培。还是玉米、洋梨、水稻、商品粮和远洋渔业基地，食品、造纸、木材、瓷器业发达。拥有停泊50万吨巨轮的天然良港、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2003年，举办冬季奥运会。
日本政府对富裕的东京提供小学教育经费18%，但对青森等贫困和偏远地区编制特别预算，提供33%，保证实行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看看涞源的孩子们，想想青森的孩子们，我们就会知道，阿部规秀侵华时吟诵的“大雪满弓刀，单于夜遁逃”，就得益于发达的小学教育。
不知是历史有意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1995年8月中旬，中国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来到山西考察贷款。1997年，日本无偿援建左权人民医院10万美元，并提供贷款和赠款用于两个重点区域——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所在地河北易县农业综合开发调查。
国家主席李先念临终遗言：“没想到老区人民还那么苦，我们怎么对得起革命老区人民。我们老讲优越性，还有人没有饭吃，没衣服穿，历史是不会原谅我们的。”江泽民说：“老区人民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果到那时（2000年），还不能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我们将愧对革命先烈，愧对老区人民。”“我们就无法向建立新中国英勇牺牲的千百万烈士交待，无法向人民交待向历史交待。”
1995年，《中国青年报》进行“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发现，认为世界最富裕国家是日本的与80.4%，美国的占58.4%。中国被认为是世界最大市场，西方垂涎欲滴，然而又有多少家庭拥有相机、彩电、冰箱、汽车呢？
1999年，中国发布统计报告认为“我国用不到10年时间使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一倍，日本用34年”，并没说日本这34年是什么时候。显然指战败前。而对日本战后平均不到5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则避而不谈。1955年，我国国民收入比日本高102亿元，1975年比日本低3276亿元：1965-197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不到1元。
日本既有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又有发达国家的高效率。日本人收入虽高，但同创造财富相比，并没有得到同步增长。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中最低。1960～1970年，工业生产提高1.74倍，工人实际工资仅提高0.76倍，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为美国的13.1%，英国的33.3%。1981～1991年，年均GDP增长4.5%，工资只增长1.5%。
从1995年到2009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7.7倍，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2.7倍和2.0倍。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可见国民财富过度向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集中，普通劳动者分到的财富过少。
按美元与日元的简单对比，显然无法全面客观反映中日两国人均购买力和实际生活水平。1989年，1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20日元。我国人均年生活费支出884.7元人民币，相当于182248.2日元；日本人均生活费支出9923320日元，相当于中国的5.4倍。如按1元人民币37.9日元比价，日本居民生活水平就是中国的29倍。
1957年日本电视普及率15%，1964年彩电普及率92%。60年代是电视、洗衣机、电冰箱时代；70年代是空调、彩电、轿车时代。1973年，千人电话普及率达357部，轿车134辆，电视229台，收音机656台，报刊519份。1977年，汽车普及率48.7%，彩电95.4%，洗衣机97.8%，电冰箱98.4%。1996年，私人汽车4500万辆，平均每个家庭一辆。1989年日本文化消费占收入12.12%，1991年达14.96%。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老4件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新6件是电视、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90年代是电脑、汽车、手机，出现时间和普及率远不如日本。
1989年，日本地价4倍于美国，国民总资产5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人均3倍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仿佛黄金遍地，人间天堂。克林顿嫉妒得双眼冒火：日本富得不能再富了。
1991年，联合国课题组选取各国国民教育、营养、健康、平等和环境5个方面作为生活质量水平指标，中国为0.6701，英国0.8977，美国0.8975，日本0.9081，居世界第一。2000年，日本第9，中国第99.
1995年，日本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21%，大学毕业生每月可挣18万日元，工龄20年的公司职员平均月薪40万日元。
世界银行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列为中等富裕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日本在1984年率先超过1万美元，随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在1987年、1989年、1992年和1995年超过1万美元。截至2008年底，世界66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中国物价比日本低得多，尤其是衣、食、住。日本物价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只有买不起的东西。但凡是技术含量高的商品便宜，资源含量高的相对昂贵。
1996年，一棵白菜相当于人民币70元，两根大葱300元，一个西红柿200日元，一个白萝卜158日元，一个土豆70日元，这与日本地狭人多、农业补贴和农产品依靠进口、批发商业机构多重效率不高，况且农产品品质高有关。工业品却十分便宜，轿车价格仅相当于中国的1/3，50个西瓜就可买一辆汽车。2800元人民币一台摄像机。更何况食品、蔬菜价格再贵，也只占人均收入的一小部分。如饮食消费占生活支出的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生活越富裕。1955年为52.5%，1969年为34.5%，1979年27.9%，1993年为24.33%。而中国2000年仍为50%左右，同日本相差40年。
日本法定假日多，收入高，日元升值，普通职员半个月工资可在欧美玩一周多。人均年出行5500公里，是中国的22倍。80%的日本人去过外国，每年有1500万人左右出国旅游。2000年达2000万人次。1990年，日本人在欧美最高级饭店仅相当于在日本大众食堂的消费。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但中国一度只排在日本出游国的第11位。1992年，日本人首选的海外旅游城市是纽约、巴黎，而风景秀丽、花费少、离日本近的中国城市桂林，仅列第29位。1995年，日本出外旅游人均消费2261美元，居世界第一。到中国100万人次，到中国香港144万人次，到新加坡147万人次。
从清末至今，世界许多人只知日本不知中国位置。欧美航线只有日语广播而少有汉语广播。外国人常常把在本国碰到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一概当作日本人，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经历。在外围人看来，只有日本人才有钱赴外国，中国落后贫穷，中国人只能在家杲着。即使港澳台、海外华人800（）万，有钱者外出旅游，但也有被当作日本人的尴尬。
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2.5亿，相当于两个日本。90年代中期，按中国标准划分贫困人口，是指人均年口粮300公斤，纯收入600元以下，特因标准是250公斤，纯收入400元以下。贫困县标准是70%以上农村人口口粮在650公斤以下，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
1997年3月《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居民贫困线从人均每天收入0.6美元提高到8美元，这使中国贫困人口由原来1亿人，增加到3亿人，而不是中国标准的5000万人口。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10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贫困人口达2000万，约1/6的日本人生活在贫困中。日本许多人也不满意于自己生活水准，这是同日本高水准比较产生的，而不是同中国比较得出的。而按日本贫困标准，中国沿海地区也处于贫困落后行列。1995年，世界人均收入5000美元。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2009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2005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
中国古人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贵贱，均贫富”、“天下为公”。传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私有制及其分配制度是衍生剥削、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分配公平、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公平分配，一大二公，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公平、公道，结果导致“大锅饭”效率低下，脑体倒挂，成为一种变相剥削。干好干坏一个样，千多干少一个样。千少的剥削干多的，以致积极性不高，妨碍生产力发展。日本等发达国家却生产率大大超过中国，拉开了差距，中国人之间并没有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为形成示范效应和压力作用，提高效率，推进竞争，就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民收入有较大提高。但由于收入再分配政策滞后，市场发育不全，在不平等的起点上，权力介入，操纵国家资源配置，以及权力本身的弊端，钻政策法律空子，不法经济的肆行，腐败严重，在极短时间内，我国由平均主义向贫富分化极剧倾斜。
日本国民收入不像等级制度那样层层森严，分化过大。二战后，在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继承税上采取累进课税方法，年薪在2000万元以上者税率剧增，继承遗产越多交税越重，日本人只能拼命干。法规、政策严格，有效执行，使不法之徒难以发黑财、横财。
1958年，日本生活富裕的中产阶层占72%，1964年80%，1970年后90%以上。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0.42以上为收入差距过大状态。改革开放前，中国0.18.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93年，最高收入户收入所占比重，中国为24.6%，日本为22.6%；20%最高收入户所占比重对20%最低收入户所占比重，中国为6.53倍，日本为4.31倍。
1999年，我国20%高收入户占有全部收入42.4%，20%的低收入户仅占6.5%，人均收入相差8倍。财富在向少数既得利益群体高度集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2010年，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自1992年开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并且近年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上涨趋势。早在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4，这一数字已超过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2004年之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2010年上升到0.5左右。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支持“富人多纳税”的人最多，但认为“贫富鸿沟太大”的人最少，日本存“仇富”排行榜中垫底。这里有日本人平时的教育、培养团队精神等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日本已形成了一种“均富”的现实及机制。亚洲银行2007年调查表明，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4，在亚洲国家中是基尼系数唯一低于0.3的国家。
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也日趋严重。1991年，全国人均收入1429元，上海5423元，为收入最低的贵州的6.2倍。联合国发布《1994年社会发展报告》，中国是4个地区差距比较大国家之一，敦促中国控制差距进一步扩大，效率公平应兼顾。2000年，西部地区农村达到小康水平70%左右。我国也开始了西部大开发的行动。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为尽快发展，首先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开发太平洋狭长带区，短时间内建成世界上最重要的重化工产业带。60年代，采取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业布局白皮书》等连续4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加快落后地区发展，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经过几十年努力，逐步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均衡增长。
中国国民收入过低和分配不公，差距过大过小，都严重影响社会活力和稳定协调发展，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小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