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次被强大对手打败后，就对敌人尊敬倍增，加速学习，设法超过。7世纪，被唐朝打败，引发遣唐使浪潮；19世纪，在西方围打面前，开始明洽维新，文明开化。二战时，骑自行车作战的“银轮部队”看到美军吉普车叹道：“怪不得我们战败了！”败军之将山下奉文回答美国记者日本失败的原因说“科学”。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一幅东京废墟的照片，文字是“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深深地剌痛了日本人。当时一台美国机车巨大铁铲清理废墟一天可干一千个劳动力三天干的工作；盘尼西林、滴滴涕、巧克力、奶酪、黄油也令少见多怪的日本人感到稀罕。
中日发展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战争的理解。固然中国人认为“小米加步枪”战胜日本，但日本人认为这不是自己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来自空中无休止的轰炸使他们感到必须屈服。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武器再精良，人们不会用也是废铜烂铁。但武器精良可以大大减少人员伤亡，八路军也使用大炮等重武器。而技术设备先进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从工业奴隶中解放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建设并不是满头大汗，挥镐抡锹，双手血泡，而是在温馨如春的工厂、办公室里操纵电脑和电钮来驾驭机器。中国建设者一度在心中积淀着农耕社会的情调，凭感觉，想当然，无视客观规律，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一方面说“落后就要挨打”，一方面又大批“唯生产力论”和学术骨干，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麦克阿瑟作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使日本摆脱天皇集权的封建专制，清除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确立民主制度，制定新宪法，建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打破财阀过度集中和垄断，进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
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称，“世界上两种体制的对峙已经从核武器的竞争转向和平竞争，所谓和平竞赛就是经济增长率的斗争，就是提高生产率的竞赛”，“我们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世界上日新月异的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同先进国家之间在质量管理、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而且同那些按照长期计划发展本国工业化的后进国之间，在工业的数量上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同年，日本出口增长24%，GNP增长10%，国际收支平衡，大米自给，向世界宣告：“日本已经告别战后初期了。”
有人曾断言，广岛几百年寸草不生。诗人说：“这是一座死城，太阳也沉默在地下。”但轰炸几个月后，劫后余生的小草破土而出，夹竹桃、矢车菊也绽开了鲜花，给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广岛地表60厘米的土从外地运来。广岛发展速度始终超过日本平均发展速度，建成世界十大汽车厂、造船厂和钢铁厂——马自达、石川岛播磨和福山。广岛产值6倍于南京，人口不到南京的1/5.前13届亚运会有12届是在各国首都举办的，只有广岛一个地方性城市举办过亚运会，况且自筹资金，而北京亚运会资金由全国筹集。
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然而随着“反右”、“大跃进”运动的开展，要毕其功于一役，“超英赶美”。没学会走路，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恨不得一个早晨就把中国所有的落后一脚踢开，但欲速则不达，不进则退，使国民经济造成了惨重损失。彭德怀说：“过去我们研究打仗是下了功夫的，就是搞建设这方面学习没有接上气。”日本人说：“革命遗产存中国已被耗尽，中国不再是能给日本的现状与未来提供理念指针的国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已。”
毛泽东说落后就要挨打。1963年9月，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们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事上落后挨过打，即使当今落后也未必会存军事上挨打，但是经济上落后挨打正在进行，依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必然被争夺生存空间、市场资源。
旧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物的掠夺，新殖民主义是对人的劳动掠夺，后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精神的改造，物化的高技术消费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并逐步摧毁落后国家民族独立、主权意识，实现灵魂的奴隶化和附庸化。霸权主义新样式武器为汇兑贬值、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经济制裁、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等等。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权力是一种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力量，是由暴力、财富、知识三种构成的。最简单的体现权力方式是行使暴力，这是一种低质量的权力形式，缺少灵活性，只能用于惩罚，并且风险大；财富可用于威胁和惩罚、奖赏，比暴力灵活得多；而高质量的权力则来源于知识，既可用于惩罚奖励，也可用于劝说，扩充武力、财富，也能减少达到某个目的的武力和财富的数量。日本都用过这三种权力形式。托夫勒进而指出，“未来世界权力结构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走向”。在经济——军事——安全出现军事真空后，经济就有可能成为安全手段。这也是日本在战后没遭受军事威胁和侵略的原因之一。
战争是无奈的政治，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军事家，军事家失败又交给企业家。国际竞争正从冷战、军事转向科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威胁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军事转向经济、科技、人才、资源等领域。索尼公司老板盛田昭夫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但在经济领域却能击败他。”1988年美国《新闻》周刊调查，日本经济威胁大于苏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提出“经济安全”+概念，并成立经济安全委员会。1997年以来，金融危机横扫亚洲，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掀起货币暴跌狂潮。《中国国防白皮书》认为，未来战争完全可能是经济战，一旦失败，就会交出经济主权，受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军队有枪炮，但没有任何对策。严重时军费短缺，军队瘫痪，丧失战斗力，无法维持国家安全。
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商场如战场，国际竞争就在身边。清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主张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1912年，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战的时代。这不是一个需要军事家的战场，但同样是一场战争，一场影响更为深远，没有硝烟、没有炮火、没有流血的战争。依然存在着你死我活、弱肉强食，比真刀真枪的军事战更为可怕，攻击力、穿透力更强，更加需要应变能力、知识能力。因此，强化民族商战意识和能力势在必行。战后的日本奠争于军事，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于经济。不战而属人之兵，用经济实现战争没能达到的目的。
1959年6月，美苏两国首脑在莫斯科举行著名的“厨房辩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要与美国和平竞赛，9年达到美国水平，超过美国时会向美国人挥手道别，并坚信“你的子孙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美国”。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反唇相讥：“不，你的子孙将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俄罗斯。”9月，赫鲁晓夫访美，为显示苏联发达，他乘用涡轮螺旋桨推进的图-104巨型飞机，无需中途停留，直接飞赴美国，美国却没有足够高的舷梯让他下来。然而走下飞机的赫鲁晓夫发现美国更多的领域比苏联先进，生产出让“苏联人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奇妙的东西”。加州工厂前停放着成千上万辆工人的私人轿车，依阿华州玉米产量极高。他访华时告诉毛泽东“美国并不是纸老虎”。
经济实力对比是不同制度在各个领域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危机四伏，西方经济、文化、思想穿透了柏林墙“铁幕”。苏联、东欧人民中的“爱资病”患者不堪忍受困苦生活和思想钳制，通过军警把守的铁丝网和东西方分界线，涌向资本主义国家。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1991年“八一九事变”后，苏联这个昔日欧洲惧怕、美国生畏的庞然大物土崩瓦解，改旗易帜，红旗落地，山河变色，既无坦克声，也无硝烟味，纵然有AK-47步枪、苏-27战斗机、T-90坦克也无能为力。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书中预言的一切提前实现，他也看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子孙移民到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20世纪社会主义大失败。宣称要在莫斯科开展览会，让俄罗斯人民看看社会主义白搞了80年。
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还顽强存在，红旗不倒。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勇于改革进取，经济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模式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