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装虽然披在身，我心依然是一颗中国心。”这首《中国心》歌曲唱出了百十万海外学子的心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甘愿放弃在国外的优裕生活，从而回国创业。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从北美归来创业的高丽、于景成等4位留学生，由于在中关村盖起了全球第一座免冲水生态厕所而出名，后来他们又把免冲水生态公厕盖在了香山上。在香山停车场，这座占地120平方米的北京科技含量最高的公厕，只是海淀区用他们的技术建造的30间生态公厕之一。据说，生态公厕仅仅产出的优质肥料就可以卖3000元一吨。
许许多多像高丽、于景成这样回到中关村的留学生们，正在母亲的怀抱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前沿技术转变为先进生产力。
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中芯微系统公司，已经造出了第一颗中国“芯”——方舟，并且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
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传来的消息说，自中关村留学人员服务体系实施一年来，通过这一绿色通道回到中关村创业的留学生企业已有350多家。如今，在中关村注册一家留学生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已经由原来的2个月缩短到6.5个工作日。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回国创业，继中关村驻硅谷联络处之后，北京又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设立了联络处。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身处海外，用“第三只眼”看待祖国的经济发展，往往比“当局者”更清楚。这一特定的有利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抓住有利时机。
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袭击，我国经济要掌握发展制高点已经成为共识。
为了与世界发达国家争夺掌握了先进科技、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的留学生，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年一度的“智力广交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就是很好反映这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晴雨表。
第一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于1998年举行，参加人员有300人。1999年，参加人员扩大到了来自25个国家与地区的1200名海外留学生。2000年的参加人数超过了2000人。2001年，共有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中国海外留学人员参加会议，提交项目2194个。
由此可见，“科交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智力广交会”，也预示着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高潮的即将到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留学制度以来，就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一贯方针。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都向海外留学生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各级政府不断制定吸引留学人才回国的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环境，开发我国留学人才宝库。近年来全国各地更是纷纷建起上百个留学生创业园，为留学生回国创业搭建平台。
从个体来看，每个留学生回国创业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指，具体的留学生回国创业和他的个人发展计划相关，什么时候回国、进行怎样的创业，都是他们人生发展规划中的一部分。必然性是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全球目光，当然也对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产生了更大的感召力。
花开春满园，花香蝶自来
从地域上看，由于有着优厚的科技人文环境，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成为留学生回国创业的热土。
在广东，留学生创业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深圳两地，这与上述两地颇具特色的“科交会”和“高交会”不无关系。
通过科交会和高交会，海外学子能够更好了解创业投资环境，促成更多的创业机会。
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广州经济开发区的留学人员广州创业园，自从1999年10月开始运作以来，1年内就有51家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新加坡等国的留学生企业进园，目前已经发展到了100多家留学生企业。
除了政策优惠条件以外，广东在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的优势方面还表现为民间资本、风险资本的大量投入，资本市场更加发达。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外向型经济程度高、国际交往机会多、改革开放时间早、群众开放意识观念强，所有这些都为留学生选择创业基地提供了良好氛围。
在北京，仅仅是海淀、大兴、空港3个创业园的入园留学生企业就达到143户、注册资金1.74亿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开园最早的海淀创业园已经入驻114家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与之相配套的是，北京为鼓励留学人员到京创业，制定并完善了“寄住证”制度、科技进步奖励制度、留学生落户“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政策；成立了“数字园区”，实行了网上办公、“一网式”电子政务，从而使留学生创业园的服务更加透明、办事效率更加快捷。
在上海的留学人员企业已有1300多家。上海市特别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政策，支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在高科技园区设立了财会、行政等办公场所，即使是一个“光杆司令”留学生回国创业，也可以利用公共代理服务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转。留学人员的子女上学不但可以免交赞助费、择校入学费，而且还可以在升学时享受加分优惠。凡是白手起家的留学生，可以获得15万元的“浦东新区创业资金”无息贷款。所有这些，都为留学生回国创业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后顾之忧。
在“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上，上海的13家招聘单位成为留学人员的“聚焦点”之一。仅仅一个上午就有上百名留学人员与上海有关单位达成初步意向。“回国创业，上海肯定是首选”，很多留学回国人员这样表示。
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是创业环境比较理想。漕河泾、嘉定、浦东、五角场4个国家级留学生创业园区，背后依托的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
留学生回国创业具有更多优势
与国内的在校大学生创业相比，留学生回国创业具有更多优势。知识优势显而易见、国外背景高深莫测、优惠政策更加多多。
第一个进入广州留学生创业园的是王文明博士创办的广州荷力泰蜂窝技术有限公司。
王文明从英国留学回来，创业资金不到100万元，1999年就实现产值1000万元，2000年产值高达1500万元，每年的回报率都在100%以上。他本人也被评为首届广东“留学青年回国创业之星”，并被誉为“中国蜂窝材料第一人。”
在国内创业与国外不同的是，留学生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亲情、更大的成就感。
特别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留学生们能够有更多机会施展才华。加上他们原来就比较熟悉中国的企业和商业文化，结合自己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了解、对规范市场和管理的了解，取得创业成功也会有更多把握。
最关心的是融资问题
在国内创业，留学生们最关心的不是政府提供多少优惠政策、而是政府能否彻底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使得竞争公平化、服务高效率。除此以外，最关心的就是融资问题。
为什么融资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留学生一般没有固定资产作抵押，而国内的投资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背景，他们怕对项目承担投资风险，有的则对技术认识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留学生掌握了国外的先进管理技能和先进技术，由于缺乏引资渠道和保障机制，仍然会感到困难重重。
广州蒙特利公司总经理龚学锋，1994年回国时就曾经遭遇资金的困惑。
当年他回国创业时，手里拿着世界上最新材料的专利技术，跑遍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都找不到资金。
后来正当他绝望时遇到了广州的一位投资者，这位投资者手里正拿着卖地的500万元钱在找项目，这样两人才一拍即合诞生了今天产值达3亿元、产品占据全国80%市场份额的蒙特利公司。
所以，留学生回国创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充分考虑到融资渠道，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如果不解决投资机制问题，即使手中掌握世界上最新的技术，也有可能功亏一篑。
回国企业要在国内找到风险投资是极其困难的。这并不是说国内没有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有的，但是国内的风险投资其“风险性”不够，他们往往喜欢投向那些需要相当规模的企业，目的恰恰是为了“保险”。而留学生创业之初一般不会有太大规模，这样两者就发生了矛盾。
按理说留学生创业园应该成立创业基金，但是有关部门因为害怕风险而一直无法实现。可见国内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资金的投资渠道和保障机制。
对创业困难要有充分估计
对于留学生来说，创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经历身份与角色的转变必须对创业困难有一个充分估计。而政府部门通常又对留学生回国创业抱有过高期望。
俗话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对留学生创业的困难估计过少，结果就真的造成了创业的困难。
广州留学生创业园总经理、海外回国博士袁首仁指出，留学生作为一个创业群体，目前在事业上还没有干出预期的成绩。而社会上对留学生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学历的认识上。特别是在留学生归国创业初期，许多人在筹措启动资金、办理公司登记、联系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而他们身上所特有的东西方结合的文化观念，又使得他们容易产生困惑和彷徨，因此而退却、失败的人也有不少。
可喜的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变化，随着回国留学生创业园的日益增多，海龟创业人员对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也日益增强。
以“第二届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报告会”为例，其反映的就是一个个创业者成熟的心态。
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袁建华，1999年到广州创办公司。他说，到中国创办公司的留学人员大部分长期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缺乏独立领导一家公司从无到有的发展经验，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尽早完成从科学家、学者到企业家、老板的角色转换。
这的确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回国留学生创业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素质和自我完善在自己创业道路上所产生的关键作用。
刘建亚是从加拿大回来到天津创办生物技术企业的，他的切身感受是：成功地由科技型人才转变为管理型科技人才，是每个创业者都必须经历的蜕变过程。
因为一个优秀的科技型工作者未必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科技型人才下海创业，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大浪淘沙的转型过程。
从澳大利亚回国在西安开拓网络事业的陈健，对此也同样的认识。
他说，回国创业绝不是一件在短期内就能见效的事，因为真正的企业不是一两天内就能建立起来并走向成熟的。成为一名优秀企业家必须准备吃苦耐劳，有时甚至比当初在国外学习和生存还要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