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走进屋时，他们的起居室里很暗，百叶窗拉了下来。蜘蛛和两个男的坐在一起，刚进来时，我没看清他们的脸。他们正看爱国者队试图从十码线那儿发球得分。今天可能是星期天，从这便可以看出来我与真正生活的距离有多远。我甚至还不知道。在十一月里的其他那几个星期天，我常常是经过再三考虑后，下赌，从发球起就坐在这儿。因为，我承认，无论我多么讨厌尼森，也不喜欢连续看几个小时的电视，因为它就像把泻盐一样，把我滤得一干二净，可如果你想看电视的话，什么地方也比不上尼森的起居室。臭袜子味和洒在地上的啤酒散发出来的味与家用电器那种难以捉摸的味——发热的电线和塑料套——混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在未来文明边缘上的一个岩洞里——和只有脑袋没有身子的新型山洞人待在一起，期待着一千年的到来。如果星期天的下午都能在消沉而又平安地打发时间中度过，同时冬去春天还会来，那我就会怀着一种微妙的喜悦心情，观看爱国者队、凯尔特队、布鲁因斯队踢球，四月，看红短袜队踢球。到了五月，气氛就变了。冬季已过，夏日已浮上眼前。尼森的起居室到那时再也不像个岩洞，而成了个不通气的兽穴。可现在，我们刚刚开始冬眠。因为秋天的生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感，要不然我会很高兴地（有点忧郁）拎六瓶一盒或一夸脱的波旁威士忌酒，作为我对岩洞的贡献，然后，想也不想地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那间屋长还不到十六英尺，宽也不足十二英尺，我把脚上那双生皮翻毛皮鞋伸到地毯上，使我自己与屋里其他所有颜色混在一起——墙壁、地毯、家具都失去了光泽，呈现出黑灰色，经常洒啤酒的地方已变得苍白，点点斑迹使它们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无色颜色，既不是柴灰的灰色，又不是洗褪了的紫色，也不是暗淡的绿色，更不是浅棕色，这屋里的颜色是所有这些颜色的总和。谁还在乎颜色？电视屏幕是我们光线的圣坛，屋里的人都看它，不时有人咕哝一声或者呷口啤酒。
我很难说清楚这对我来说是种多么大的宽慰。这些天来，对像我这样还活着的人来说，坐在蜘蛛的朋友中间才是真正的安慰。要是在好时候，那两个家伙我理都不理，可在今天他们成了伴侣。有一个名叫皮特的波兰佬，我们下赌时他管登记。他名很怪，谁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说上两回。他自己也不能（他的名字可能是这样写的——彼得·帕特亚兹维斯茨）。我并不得意他，这小子既不公平又贪婪，因为他向输方要的超额利息高达百分之二十，而在波士顿打赌的场上只要百分之一（“给波士顿挂个电话。”他常常这样说，他知道他的赌客是不会从波士顿那儿赊到钱的）。除此而外，如果他摸到了你下赌方法的线索，他会整你一下。真是个长着一副尖酸刻薄脸的坏心眼子家伙，万金油式的少数民族：你可能会认为他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或乌克兰人，如果这些就是你听来的话。他也不喜欢我。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从波士顿赊到钱的人中间的一个。
皮特波兰佬今天到这儿来仅仅说明尼森在爱国者队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这让人感到十分不安。尼森可能会冷冰地朝他那位奴隶般的女人身上撒尿，也肯舔吃爱国者队任何一个运动员的鞋带。对他来说，这些运动员就像神似的。他那患截瘫的侦探可能会打入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系统，以同样的派头把朋友、敌人一勺烩了。可尼森抱住他那种忠诚死死不放，其结果皮特在爱国者队上赌六点时，我在波士顿只给三。不知有多少次，蜘蛛被夹在中间！我寻思，今天的赌注很大，皮特到这搂钱来了：如果他赢了的话。五分钟之后，我知道，我是对的。不大一会儿，蜘蛛开始冲着电视机大喊起来。不久，我十分肯定地认为，他这次比赛下的赌注可值他那辆摩托车。要是他输了的话，皮特到这儿来的目的是想骑走它。
讲讲皮特是值得的，他能娴熟地让蜘蛛的债台逐渐增高，以得到他的许诺——“再容我一个星期，我会领你到马登藏大麻的地方。”我藏的那些东西至少值几千美金，尼森懂这个：他只不过是想把它当附属担保物罢了。
屋里另外那位我不认识。你可能会以为他是拉美血统的美国人。他的胳膊上刺满了鹰和美人鱼的花纹，黑头发没卷儿，低前额，勾鼻子，两撇小胡子，还掉了几颗牙。大家都叫他斯都迪，因为他在科德角一带专偷斯都德贝科牌小汽车。这只是个传说，不是真的。他什么车都偷，大家管他叫斯都迪是因为他偷了一辆斯都德贝科牌小汽车，被警察逮捕了。他到这儿来是为皮特收赌金的。我听说他现在是个机械工和金属制造工（他是在瓦尔堡监狱里学来的这两手），能改变别人偷来的汽车发动机上的编号。但我想他并不知道我在特普罗森林里的那一小块地。
我提这些是因为我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样正在经历一场“令人痛苦的重新估价”。不论杜勒斯的罪孽有多么大，这个警句，是他讲出来的。我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作家。把我所遇到的人都贬到知道或不知道蒂姆·马登在哪儿藏大麻那种人的地步并不使我感到高兴。
可现在，我脑子空空，只有这一串名字：尼森知道，据我所知，我领杰西卡和潘伯恩先生到那去过，雷杰西看起来很清楚。我还能想想其他人。我甚至把我父亲也加进去。我多少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用大麻来减少饮酒量，但没成功。一年前，在他最后一次来看我和帕蒂时，我把他领到那块空地，试图想让他对大麻感兴趣。我想如果他看到那些植物，他可能会像尊敬做啤酒的蛇麻子一样尊敬它们。所以，没错，我把父亲也加了进去。
但这就像往贝思身上撒尿一样。突然间，我感到我的思维很奇特。每个人就像计算机屏幕上表格里的数字一样蹦了出来。我是在变成只有脑袋没有身子的动物吗？这种思维活动使我的脑袋几乎无法承受，我感到自己就像台功能不太好使的计算机。我不断地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去又拿下来。我宁愿在大海狂涛里颠簸，也不愿想这些。
我尽力坐在那儿看足球赛。最后，在第二次四分之一场暂停时，尼森站起来，走到冰箱那儿取啤酒。我跟在他后面。
跟他打交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不着客气。由于他能把自己和老婆显示在由电子点组成的五彩纸屑中，或者一口咬着三明治，问你是否便秘，我就用不着在乎直截了当地问他问题是不是会得罪他。所以我说，“蜘蛛，还记得降神会吗？”
“伙计，忘了它吧，”他说，“我想不起来。”
“那次降神会可真古怪。”
“叫人汗毛直竖。”他把嘴里的啤酒在大牙豁子里来回涮几下后，一口咽了进去，“你和你老婆喜欢那种鬼玩意儿。我不行。简直太有破坏性了。”
“你看见什么了？”
“跟你老婆看见的一样。”
“我说，我是在问你。”
“喂，别总问我这件事。一切都挺好的。对不对？”
“那还用说。”
“当然了。”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再也不想到那地方去了。”
“听着，”我说，“你今天可得节省点。你下的赌注可不小。”
“怎么了？”
“我求你帮个忙。别跟你那两位朋友混在一起。你那队能叫你赢赌。”
“你别给我讲那些神秘的人的屁话。它与LSD麻醉药一起滚蛋了。我用不着靠给你讲你想听的来叫我自己保持他娘的纯洁。伙计，那是一次玩命的赌，那是堕落。我选爱国者队是因为他们有长处。”
“今天你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我说。我死盯着他的眼睛，好像我不会心平气和地讲话似的。
“你疯了，”他说，“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赌这场球赛，可能有二百万人。我不得不和你清白点——那就会使我得到想要的结果吗？马登，你们这些大麻鬼都有毛病，少抽点吧。”他砰地一声把冰箱的门关上，扭身要回去继续看球赛。
“你错了，”我说，“如果我能把我的才智和你的合在一起的话，我们俩人就能帮助他们赢。”
“可我没得到你的帮助。”
“我说，”我说道，“我不愿意提这个。可是，你和我有这件共同的事，其他两百万打赌的人没有。”
“行了，行了。”
“我们曾去过一个特殊的地方。”
我正说着，一个最为异常的现象发生了。我从来没有把它告诉给别人，甚至也没有告诉我自己。那是在我夹在女儿墙的悬垂下面时，有一股特别刺鼻的味慢慢地向我飘来——我不知道这是石头散发出来的味还是我自己身上的汗味。这股要命的腐烂味，不知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可能就像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那股味一样，再不就是魔鬼等着找我的日子快要来到的味。我就怕这个。无论怎样，这股味简直太难闻了，以至于我从塔上下来后，它一直是我感到最恐惧的事，直到我自己告诉自己，我所经历的只不过是闻到了陈积多年的海鸥粪罢了。是我自己害怕才使这股味变成了恶魔的臭气。可是现在，正当我说着我本不应该说的那件事——“我们曾去过一个特殊的地方”时，尼森身上也散出那股同样的味。我想，我们俩彼此都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那种事。
“你在降神会上，”我又问一遍，“看到什么了？”
我感觉到，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但又十分明智地把话咽了回去。我感到，甚至当他的舌头舔嘴唇时，实话出来了。
降神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圆形橡木桌旁，手平放在桌面上，手心朝里，右大拇指碰左大拇指，左右小手指碰坐在左右两边人的小手指。我们试图叫桌子发出敲打声。我现在最好不说我们当时的目的，可在那间靠后岸的昏暗屋子里（我们在特普罗的一位富有的老熟人家里，离这儿不到二百码，大浪滔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对我来说，每问一个问题，桌子似乎就动一点，就在那时，尼森的一声尖叫打破了我们的群体感。我自己想到这些后，可能也使他想起来了，因为他说：“我看见她死了。我看见你老婆死了，脑袋被割下去了。他娘的，不到一会儿，她也看到颗人头。我们一起看着那颗人头。”
就在这时，他身上那股味更浓了。简直叫人受不了。我感到我夹在女儿墙下面的那种恐惧又返回到我身上。我知道，无论我多么想消除这种动机，我也别无他法：我必须到沙崖上的小树那儿，看看洞里头的脑袋是谁的。
就在这一时刻，尼森的脸掠过一种难以叫人相信的恶相。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抓住我的右肩，五个手指像五根长钉一样掐了进去。
我疼得往回缩，可他哈哈笑了起来。“对啦，”他说，“你有个刺花纹。哈坡讲真话了。”
“哈坡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伙计，从你他妈的抽得呆若木鸡后的样子看，你是需要老婆了。她最好还是回来。”他吸了吸鼻孔，好像是一些可卡因粉粒掉了出来。“嗳，”他说，“对了，现在一干二净了。你也一干二净了。”
“哈坡怎么知道的？”我重复一遍。哈坡是尼森的好朋友。他俩曾一起赛过摩托。
“我说，伙计，”蜘蛛说，“是他给你文的那个该死的刺花纹。”
斯文·哈坡·维里阿克斯。他个子不高、金发，他父亲有希腊和挪威血统，他母亲是葡萄牙人。他长得活像个消火栓。他是全国足球协会中第三个最矮的运动员（尽管他只踢了一个赛季）。现在，哈坡搬到韦尔弗利特去了。很少有人看见他。但他主持了我们那次降神会，我想起来了。“他说什么啦？”我问道。
“谁知道呢，”尼森说，“我从来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他跟你一样都是大麻脑袋。说的都是外星人讲的话。”
这时，起居室传出阵阵叫喊声。爱国者队刚刚进了一球。蜘蛛高兴得叫了一声，把我带回屋去。
后半场间歇时，斯都迪开始说话了，我以前从没听他说过这么多。
“我喜欢夜里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街里的声音。”他对贝思说，“那时候有很多含意。你必须头脑清醒，这就会使你的大脑袋装满整个空间。装满了天恩。”他换了一个词，点点头，呷了一口啤酒。我这时想起来有关斯都迪的事，这些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他过去常把老婆捆上，倒挂在棚顶。然后，他再拥抱、亲吻、抚弄她。这是他的方式。
“我很羡慕科德角的自然环境。”他对贝思说，“我想在这儿过完小阳春再走。在沙丘中散步，我可能会有眼福在相隔半里远的另一个沙丘上遇到其他人，男的或女的。但太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感到对这金色的美德充满爱意，就像我们所感到的那样。那就是上帝的赐福。谁也躲避不了。美是无情的。”他喘口气，“我的意思是美叫人感到高兴。”
就在那儿，我定下来把斯都迪也写在我那张花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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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丁语：你小鬼。
[2]英语：你小鬼。
